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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1930年初春，上海法租界马路旁的梧桐树枝逐渐吐绿。 中央巡视员郭述申按照约定的地点，悄悄地来到了同孚路（今石门一路）柏德里三三六弄九号，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一个月前，郭述申结束河南东南部的巡视工作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接头的是一位看起来很年轻的同志，身着上海居民常穿的半旧长衫，浓眉黑眼，神采奕奕。来人示意边走边谈，听取了郭述申关于河南、湖北边界地区的工作汇报，并叮嘱郭述申注意安全、等待消息。 开会地点是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根据“机关家庭化”的隐蔽工作要求，以住家的形式作为掩护。参会的四个人围在一张桌边，装成打麻将的样子。郭述申这才知道，那位浓眉黑眼的年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伍豪，也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上了开展游击战争、实现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割据的道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又陆续开辟了赣南闽、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党中央与各苏区之间远隔千山万水，彼此间的联络要经过敌人的无数道封锁线，交通和通信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将此前以地方军阀对红军和苏区分散“会剿”的军事策略，改为统一组织、集结重兵“围剿”，并采取了严密封锁的措施，妄图切断各苏区与党中央之间的人员、物资、通信等往来。 仅仅依靠交通员人力传送文件、情报，耗时长，风险大，容易暴露身份、丢失文件，甚至一个环节出错就可能牵连到整个交通线，造成重大损失。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到通信困难的问题：“中央6月4日来信，经过江西省委、吉安县委，于10月2日才到井冈山。”红军第四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也提到，自1928年8月起共发出三个报告，但“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紧急下发的各种指示、决议、命令，红军和苏区急需向中央汇报的建设情况，已经不能单纯用交通员层层传递的手段，只有为红军和苏区培养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建立起沟通畅达的无线电联系，将党中央的意志贯彻到整个党组织，红军和苏区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摆脱客观环境的束缚，冲破国民党的封锁。
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 中共中央的第一个秘密电台1928年10月，党中央在中央特科专门设立了无线电通信部门（四科），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并组织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当时学过无线电通信的人少之又少，连四科负责人李强也是对照着英文无线电资料自学成才的。
李强 李强在接到筹建秘密无线电台的任务后，一方面刻苦攻读组织上设法搞到的一套美国大学用的无线电教材，另一方面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朋友，从他们那里陆续购买了搞电台所需的发电机、零件和其他一些材料，以及无线电方面的书刊，边学习边摸索。为了尽快实现无线电通信，周恩来指派中山大学毕业、祖籍湖南省慈利县的苗族青年张沈川和留学日本学习高压电器设计与制造的蔡叔厚，协助李强工作。 为掌握无线电技术，张沈川报考了国民党开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他已能带班收发电报。他利用深夜带班的机会，抄下了敌人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还利用电台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当敌人发现有人“利用军用电台私通商报”时，张沈川早已安全撤离。
张沈川 1929年7月，李强和蔡叔厚、张沈川着手试装收报机，机子的线路图是由李强绘制的。经过辛勤努力，收报机终于自制成功。他们知道建立无线电台仅有收报机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发报机，于是继续潜心研究。在熬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后，发报机也于当年10月自制成功。那时距美国设计的无线电台进行大陆间通信并大获成功才两三年，国民政府也只是使用几近原始的“摩尔斯码”。 同一时期，中央决定建立第一座无线电台，李强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福康里九号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作为电台的秘密台址。然而，特科电台虽然起步很早，但有弱点，就是发射功率太低。李强之子李延明后来讲述：“最先研发成功的那一台收发报机，多少有点笨重，灵敏度也不太高，功率只有五十瓦，大家就又试着搞了一台一百瓦的民用收发报机。但是，一按电键，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隔壁邻居就叫了起来：'今晚怪了，电灯关了怎么还老在闪呀？’他们一听不好，只好停止试验。要是邻居们稍许有一点无线电常识，或者跟无线电通信沾一点边，马上就会猜到隔壁有电台，那就糟了，后果不堪设想。”另一个危险点是电线。张沈川等人以晾衣服的竹竿作掩护，把电线藏入其中，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屋脊上。有一天晚上，“梁上君子”光顾，把衣服都偷走了。为避免暴露，他们也没声张。
我党第一部自制无线电收发报机 租界的神秘公司为培养更多无线电人才，1930年9月，周恩来决定在上海秘密举办无线电训练班，调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学校、列宁格勒伏龙芝通信联络学校学习的中共党员毛齐华、方廷桢、宋侃夫、李元杰、程祖怡、宋濂、涂作潮等回国，参加培训无线电技术人才的工作。
蔡叔厚（左）、方延桢 当年的上海，哪怕买点铜片线圈，也有被人举报的危险。为严格保密，第一期训练班既不做统一的培训计划，也不设定具体的开学和结业时间；不确定学员名额，不固定场地，不携带训练器材；采取“家庭补习”的方式，学员分散居住、上下级单线联系、教员登门教学。两三个月后，第一批学员顺利出师了。为提高效率，第二期训练班采取集中教学方式，从全国抽调十六名精干的同志参加。中央特科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十号租了一栋三层小楼，对外以“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名义作掩护。培训班由李强负责，张沈川教报务，宋侃夫教机务，吴克坚管组织、财务，方廷桢教电学兼管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学员对外的身份是工人，教师对外的身份是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 “福利公司”开张不久，就被法租界的警察盯上了。因为虽然招牌上写着“工厂”，但是进进出出的人员有的穿长袍，有的穿西装，有的穿学生装，有的穿工人装，形形色色，且大多数是青壮年。新开张的工厂对外没有建立业务关系，也没有生产出什么产品，人员又如此纷杂，的确容易引起怀疑。 1930年12月17日，蒙蒙细雨。张沈川正在二楼指导学员们练习收发报。突然，五个便衣特务在一个法国巡捕的带领下破门而入。用枪指着张沈川大喊：“不许动！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自己写在纸上。”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张沈川趁特务不注意从训练班二楼前屋发出报警信号。刚走到弄堂口的宋濂抬眼发现暗号，急忙离开并通知李强立即转移。涂作潮当天讲课的内容是关于变压器的，包括如何利用清漆消除变压器产生的噪声。他拎着油漆桶来上课，敲了半天门，里边就是没人答应。他觉着不对劲，心想可能出事了。涂作潮受过严格的特工训练，学过射击、爆破、密写技术，还学过放狗、放鸽、有线通信、无线通信、绘制军用地图、修理汽车、木工和锻工技术等。他清楚地知道，此时此刻门背后说不定有几双眼睛正盯着他，绝不能露出半点惊恐之色，更不能转身就跑。
涂作潮 涂作潮继续敲门，而且越敲越响，把那个外国巡捕“敲”了出来。他装作浑然不知，结结巴巴地说着半吊子英语，表示要进去讨要福利电器公司老板拖欠他的工资，还要法国巡捕帮他“维权”。巡捕瞪着这个“油漆工”，先挥舞着胳臂说了一通法语，又亮出证件，意思是正在执行公务，朝他狠踢一脚后关上了门。脱身的涂作潮明白此刻不能直接回家，他先到弄堂外面的空场上待了一会儿，确认没人盯梢后，换乘了两次电车，成功脱险。而其余所有人都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 不久，麦建平等四名骨干因受刑过重在狱中牺牲。张沈川等人则被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论罪，判处重刑，直至抗战全面爆发，经周恩来多方斡旋，积极营救，方才获释出狱。 特科播下的“火种”福利公司出事后，党中央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派中央特科二科做情报工作的陈寿昌担任四科科长，继续领导培训工作，并指示毛齐华等依然采取上门辅导的方式进行无线电技术培训。培训班改进了工作方法，用三极管装了一个振荡器，每人配一副耳机，就算同居一室的人也听不到拍发电报的声音，最初是每天不定时教学一次，过段时间后改为两天一次。培训班两个月一期，每期规模缩小到两三个人。用这种方法培训，既安全有效，又节约经费。 训练报务员相对简单，培训机务人员则有更高要求，需要学员具备更多的专业基础知识。 1931年初，中央特科调来学过电器知识的宋侃夫学习报务和机务。宋侃夫参加革命后，一直在中共法南区委做学生、工人的工作，没想到此刻要重新捡起已经荒废的电机专业，他着急地说：“我都丢光了。”陈寿昌鼓励他：“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宋侃夫想，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专业丢了可以从头学起。
宋侃夫（左）、陈寿昌 精通业务的陈寿昌请专人开设了无线电与电机工程基础课程，教材是一本无线电课本和英文袖珍本的《业余无线电学》。培训所需要的设备、器材、元件大多从北四川路上一家地下党开办的电器商行里送来。机务学习从组装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再到四管、五管；报务学习先学普通电码再练习用手键收抄。两个多月后宋侃夫就可以做到每分钟收一百二十个英文字母，八十到一百个阿拉伯数字，不久他就可以自己装配十五瓦功率发报机，并成功地为附近我党的地下电台做了试验性发报。 1931年4月，中央特科吸取教训，采用更加隐蔽的家庭补习方式，继续培训党所急需的无线电技术人才。教员有毛齐华、伍云甫、王子纲，学员有蔡威、宋侃夫、徐萍等十人，分组教学，一组两人，最多三人。学机务的学员安排到可靠的发电机修理厂上课，学报务的则分散居住。
从左至右：毛齐华、伍云甫、蔡威 从同济大学选调的蔡威是理工科电机专业的学生，特别热衷于钻研无线电技术。他严格遵照党的秘密工作要求，以在读大学生身份为掩护，不对外通信，不公开活动。蔡威租住在西华德路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打着赤膊练习，汗水常常把拍纸簿都浸湿了，可是一戴上耳机，他就好像什么都忘了，聚精会神地抄收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电码。经过刻苦学习，蔡威在机务方面成为高手，不仅能组装晶体管收音机，还会修理和组装无线电发报机。 学习条件艰苦，生活条件更加艰苦。由于经费有限，大家的生活费经常得不到保证，往往吃了上顿便没有下顿，典衣买米是常有的事。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本来算不了什么，可是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们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因为生活得太蹩脚也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有一次过节，吃午饭的时间快到了，却还没米下锅。房东太太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嘲弄，对伍云甫说：“两位先生，今天过节，弄什么好菜吃呀？”伍云甫回答说：“今天不做饭啦，有个朋友请我们参加宴会呢！”于是，他们出去转了一圈又一圈，来消磨这难熬的“赴宴”时间，直到下午，有同志送了点钱来——几个铜圆，他们才到露天饭摊上每人吃了碗阳春面。 党中央除了顶着巨大的风险在上海开设无线电训练班，为根据地输送通信人才做准备，还开展了破译密码、密码编制等工作，为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应用夯实基础。特科电台所用密码的创编者是周恩来。
周恩来 早在1930年1月，中共沪港之间的无线电台联络便使用了密码，然而当时的技术保密性很差，还需要编制出一种不易被敌人破译的密码。1931年3月，任弼时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行前，周恩来把自己编制的密码交给了他，因周恩来以“伍豪”为化名，所以这部密码被称为“豪密”。豪密的特性是“不重复”“密码是数字和文字构成的”。豪密应用了加不进位、减不借位的数学方法，保密性很高。使用时，每通电报都等于启用了一个全新的无重复的密码，即一次一密的密码体制。只要乱数足够长，报文分析密码破译方法对豪密就完全无效。 几个月后，第一份用豪密编制的电报从中央苏区发往党中央，内容是“弼时安全到达了”，在上海译出这份电报的人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 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部电台鄂豫皖苏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中心区域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濒长江，北带淮河，与湘鄂西、湘鄂赣苏区互为掎角，同中央苏区遥相呼应。周恩来曾指出：“这个地区是鄂豫皖三省交界地，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派遣有军事、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指示党组织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一批文具店、百货店、药店、布店以及电器、机械等店铺，以输送紧缺物资，同时作为交通站和联络点等。 为更好地巩固鄂豫皖苏区和配合红军反“围剿”，初期采用的“哨音、旗语、烟火、徒步通信、直接传递口令”等简易通信方式，已无法满足维持部队间联络的需要，必须尽快地建立起无线电通信联系。 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分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急切要求“无线电与无线电生”，“无论如何，多派和快派人来，多多益善，材料也请多多给我们”，“能多给我们一分人才，我们这苏区就要多巩固一分”。 11月下旬，党中央派蔡威、王子纲、宋侃夫和徐以新四人分批从上海出发，到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驻地筹建电台。在动身之前，中央交给宋侃夫和徐以新四套密码，为应对途中可能发生的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要背熟记在心里。宋侃夫记住的是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三套密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中央联系的密码。他们牢记着这些密码，肩负党的重托，踏上了征程。 当时，红四方面军组建未久，电信工作几乎一片空白。宋侃夫、蔡威等人将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电台和无线电器材仔细清理后，发现连一部完整的电台也凑不齐。没有电台，无线电通信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不甘心的宋侃夫和蔡威从部队不断缴获的破旧发电机、收发报机中仔细挑选出可用的零件，为创建电台做准备。 1931年12月黄安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全歼了国民党军赵冠英第六十九师，俘虏了两名报务员、一名机务员，缴获了一部较完整的电台。次年2月，红四方面军在商潢战役中又缴获了张钫部的一部电台。在新集镇南门外钟家畈村后的祠堂里，蔡威对电台进行了修理，“嘀嘀嘀嘀”清脆悦耳的信号声响起，鄂豫皖苏区的第一部红色电台诞生了。从此，大别山的红色电波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鄂豫皖苏区与党中央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湘鄂赣和闽浙赣根据地的电台也于1932年先后开通，中央苏区则早在1931年9月就实现了同上海中共中央的直接通报。诚如毛泽东所说：“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 （原文《他们建起根据地的红色电波》刊于《名人传记》2023年第8期 文/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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