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辍学务农 早期莫言 1960年，由于村里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大人们出工劳动，莫言被送进大栏小学读一年级。小学期间，莫言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饱受饥饿。莫言自小就喜欢读书，经常为了借书帮别人干活，所读作品有古典、现代和其他国家的，如《三国演义》《林海雪原》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莫言的作文也写得不错，上作文课时，老师都要点评莫言的作文。[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莫言也将小学毕业。由于莫言得罪了一个贫农身份的代课老师，被这位老师以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的理由，剥夺了莫言上中学的权利。[1]莫言辍学后进入村人民公社，因他年龄太小，刚开始只能给生产队放牛放羊，后来才跟大人一起割麦。1973年，莫言同村里人一起去挖胶莱河，在工地期间，他开始构思并着手写作长篇小说《胶莱河畔》，但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工作完已经没有力气写作，这部小说就没有再写下去。[1] 1973年，莫言到棉花加工厂做一名合同工。因为莫言看过的书多，文笔也好，于是便当上了工人代表和厂里职工夜校的语文老师。在厂里闲暇时，莫言与来自各地的青年工人聊天，一起谈天论地。在聊天中莫言意识到城镇与乡村天差地别，决心离开农村。[1] 应征入伍1976年初，几次报名参军未果的莫言，终于拿到了入伍通知书，并被分到山东省龙口市附近的北马公社唐家泊村，在一个保密单位做后勤员。莫言打听到在这个单位里想要入党提干十分困难。在此期间，莫言自学数学，打算报考一所大学的计算机系，但后来却没有了报考名额。自学的知识使莫言当上部队业余学校的教员，成为一名战士级教官。1978年，由于感到前途的渺茫，莫言开始偷偷写作以宣泄苦闷之情，但投稿的两篇作品《妈妈的故事》《离婚》都被退回。[1] 1979年，莫言从部队返乡结婚，之后被派到河北保定郊区训练大队当教官。同年，总政治部发布一个文件，规定提干年龄不得超过二十四周岁。此时莫言已过规定年龄，提干无望又不想回乡的他又拿起笔，用写作来抒发情绪，但投稿河北保定的文学期刊《莲池》多次无果。1980年，莫言在别人的建议下，自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成为训练大队的一名政治教员。[1][12] 作品发表1981年，莫言终于收到了来自《莲池》期刊编辑毛兆晃约他面谈的回信。几经修改，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这也是莫言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同年，女儿管笑笑出生。1982年，莫言发表了短篇小说《丑兵》等作品。小说的发表引起了部队领导的注意，莫言由士兵级破格提升为正排级。同年秋天，莫言被调往北京延庆做新闻干事，从事新闻报道，但莫言更感兴趣文学写作。[1]  莫言文集 重回校园1984年，莫言发表短篇小说《放鸭》《黑沙滩》等作品，其中《黑沙滩》获《解放军文艺》年度小说奖。同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次招生，莫言前往报名，但当他赶到时却被告知报名已经截止。时任文学系主任的作家徐怀在看到莫言的作品后，准许莫言破格报名。莫言成功通过考试，成为军艺文学系的第一届学生。进入军艺学习的莫言，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和写作，创作上也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如在作品中书写故乡，并开始接触到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1] 1985年，良好的学习氛围使莫言的创作迎来丰收，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等许多作品。收到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稿件的《中国作家》编辑部组织了一个作品讨论会，将讨论稿和小说一起发表。之后，全国开始关注写出《透明的红萝卜》的作者，评论文章相继出现，给莫言带来了声誉与信心，也使他捕捉到小说中具有中国人自画像性质的“黑孩”形象，在其后来的作品中都有一个类似的形象存在。同年，莫言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13] 电影获奖1986年，莫言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高粱酒》等作品。《红高粱》引起了文坛的轰动，这一年专论《红高粱》的文章近二十篇，其中评论家雷达在《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中认为《红高粱》表现出了莫言对民族性格的深刻理解。同年夏天，张艺谋向莫言购买《红高粱》改编电影的版权。随后，莫言与陈剑雨、朱伟两个编剧合作将《红高粱》改编为电影剧本。1988年，电影《红高粱》上映，并获得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等电影奖项，是首部获得国际A类电影节最高荣誉的中国电影。[1][14]  《红高粱》改编电影上映 遭受质疑1987年，莫言发表短篇小说《猫事荟萃》《飞艇》，中篇小说《欢乐》《红蝗》《弃婴》和出版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红高粱》等五篇中篇小说集合而成）。其中《欢乐》《红蝗》以及《猫事荟萃》等作品遭到了批评界的质疑，指出莫言这些作品的创作没有遵循基本的艺术规范，充斥着丑陋、恐怖的情感，评论家王干认为这几篇小说体现着反文化的倾向。[1] 1988年，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发表。《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小说素材来源于1987年山东苍山县的“蒜薹事件”，莫言看到上述事件的报道后，产生了为农民说话的冲动，于是在短时间内便创作出这一长篇小说。但是在作品出版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反响。同年九月，莫言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共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习，结识了余华，并正式使用“莫言”这一笔名。[1] 出访学习1989年，莫言发表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恐惧》等作品。同年，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西德，这是莫言第一次出国。1990年，中篇小说《父亲在民伕连里》发表。同年，莫言赴香港，访问香港中文大学。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向商品社会转变，社会氛围不安定，受其影响，莫言的创作也陷入低潮。[1] 1991年，中篇小说《白棉花》、短篇小说《地道》等作品发表。同年，莫言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参加文学活动，见到了中国台湾作家张大春和朱天心等人，在酒店一同讲了一些故事。随后，张大春希望莫言能把他讲的故事写成小说，他可以在中国台湾联系出版。回国后，莫言创作了《地道》等十六篇小说，这些小说写完，莫言重获创作兴趣。[1] 多部长篇1992年，莫言发表中篇小说《红耳朵》《模式与原型》，长篇小说《酒国》等作品。由于莫言在《酒国》中进行了文体实验，如小说中既有“文革”大字报的文体，又有对鲁迅早期小说的戏仿等，因此没有期刊敢刊登这部作品，后由台湾洪范书店出版，但是也没有获得多少关注。在2000年后，人们才逐渐发现它的价值。[1] 1993年，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等作品出版。次年，莫言将精力主要放在影视创作上，发表了电影剧本《太阳有耳》和电视剧本《梦断情楼》等作品。1995年，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出版，小说题目“丰乳肥臀”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焦点。次年，由莫言编剧的电影《太阳有耳》获第40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由于《丰乳肥臀》的发表受到冲击加上准备退役转业，莫言这一年没有进行创作。[1] 对话国际1997年，莫言从部队退役，到《检察日报》工作，并逐渐走出《丰乳肥臀》带来的消极影响，创作热情提高，陆续写出了短篇小说《祖母的门牙》，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等作品。两年后，与莫言曾一起前往山东高密考察的日本学者吉田富夫翻译的《丰乳肥臀》在日本出版，这一年莫言首次前往日本访问，还作了一系列讲演。[2] 2000年，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刊登了《酒国》（英文版）的介绍，随后莫言赴美国访问，在加州大学作讲演，谈及福克纳对他创作的影响和《酒国》等作品的创作。次年，被山东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在山东大学讲学。[2]2002年，莫言接受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采访，还留他一同在高密老家过年，两人进行了多次对谈。两年后，赴法国领取“法兰西文化与艺术骑士勋章”和参加中国书展，这次书展后法语版《丰乳肥臀》《爆炸》等相继出版。[2] 2005年，获第30届“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并在香港接受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次年，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出版，莫言赴柏林参加世界文化宫活动，朗诵了《生死疲劳》第一章。同年，获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大奖”，被聘为青岛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并在第七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主席团委员。[4] 2007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后出任文学院院长。次年，获首届“纽曼华语文学奖”，并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美国现代语言学年会，在斯坦福大学等地作讲演。2010年，莫言前往美国参加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活动，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吉姆·利奇对话，谈及卡夫卡、斯坦贝克等作家对他的影响与文学对人类的作用等问题。次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并获韩国文坛最高奖“万海大奖”，前往韩国参加授奖仪式。[4]  莫言参加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 问鼎诺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并掀起一股世界性的“莫言热”，如获奖后俄罗斯第一次出版了莫言小说的全译本。诺奖评委给他的评语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随后，学界、评论家们纷纷发表对莫言获诺奖这一事件的看法，褒奖、祝贺为主流，但也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同年十二月，“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文学价值重估”大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学者们共同讨论如何理性对待“诺贝尔文学奖”。[4][15]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照片 2013年，莫言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后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同年2月，莫言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6]9月，莫言参加“中德作家论坛”，与德国作家福尔克尔·布劳恩就“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展开对话。[4] 2023年6月15日，莫言参加的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在今日头条、江苏卫视播出。[17]2024年3月11日下午，莫言与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进行了题为“文学的故乡与他乡”的文学对话。[11] 个人生活家庭情况莫言的母亲名叫高淑娟，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操持家中繁重的农活和家务，因过度操劳，身患哮喘等多种疾病。她用行动教莫言宽容和诚实，莫言用作品表达对母亲的敬意，如《丰乳肥臀》中用上官鲁氏坚强的母亲形象来赞美母亲。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母亲是莫言提到次数最多的人。[19][5] 社会交往在文坛活跃着的莫言结识了不少中国作家，如余华、王安忆等人。莫言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与余华同班，还曾写文章评论余华的创作。[1][21]2023年8月10日，在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第九期《逍遥游》中，莫言与余华首度节目中合体，共同讨论对文学和阅读的理解和观点。[10]  莫言（左）和余华（右） 除中国作家外，莫言与其他国家的作家也有所交往，其中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交往特别为人关注。莫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阅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在2000年大江健三郎来华访问时与他首次见面。2002年，大江健三郎应日本NHK电视台之邀，去到中国高密采访莫言，并与莫言一同过春节。这段经历被拍成纪录片在日本电视台播放。[7][22] 主要作品莫言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涉猎广泛，作品丰富，除小说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随笔、创作谈、演讲、影视剧本等。[6] 小说
参考资料：[5][24] 随笔
参考资料：[5] 创作谈
参考资料：[5] 演讲
参考资料：[5] 其他
参考资料：[5][11] 创作特色主题思想返乡主题“返乡”是莫言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中以第一人称“我”的“返乡”作为主要情节的小说作品多达二十多篇，第一篇以“返乡”为主题的小说是《黑沙滩》，而“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第一次在莫言的作品中展现，是在《白狗秋千架》中，此后莫言不断以“我”之“返乡”的形式，丰富“高密东北乡”的面貌，将它塑造得立体起来。[25][26] 死亡主题莫言在小说中大量描写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常的死亡事件，如他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经常写到人物的自杀，《枯河》中的小虎选择冻死在野外、《欢乐》中余翠翠和齐文栋服毒、《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金菊上吊自杀，这些人自杀的原因是贫困的生活、体制的压迫和权势者的欺凌，他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与出路，于是选择死亡，他们是普通人，但他们的死却具有令人深省的社会意义，让人们在平和的外表下看到社会的黑暗。[27] 人性之恶莫言的作品除揭露社会之恶外，也揭露人性本身的恶，描写人的自私、狠毒和凶残等，如《食草家族》中写天和地兄弟两人为给母亲报仇，杀了“大爷爷”，把他的头割下来放置在桥头示众，又折磨“大奶奶”，挖出她的眼睛，把她绑在桥头，并让每个路过的人割掉她身上四两肉，路人不听话就会被杀。莫言还揭示人类身上的生物性，写出人的互相欺侮和利己的人际关系。[27][28] 自由思想莫言的小说闪烁着自由思想的光芒，他用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展示个人主义，体现自由思想，其中颇具特色的是对女性反抗和叛逆的书写。中国传统以三纲五常来束缚女性的自由，莫言的小说则突出女性的自由，如描写女性追求爱情和性爱的自由，在《红高粱》中“奶奶”敢于挑战所谓道德秩序，与余占鳌在高粱地野合，在生命垂危之际又大声宣言：“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29] 艺术风格民族性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小在乡村长大的莫言开始书写家乡，并化用中国本土资源，创作了一系列乡土文学。其民族性体现在长篇小说《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中，如《檀香刑》使用了家乡山东高密的一种地方民间戏曲——“猫腔”（原为“茂腔”），赋予小说人物以不同的曲调，使小说构成一种复调[a]结构。这部小说的问世，使“猫腔”这一地方戏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莫言的《生死疲劳》还从《聊斋志异》中取材，并以章回体的小说形式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7] 魔幻现实主义莫言在中国本土古典魔幻类作品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特别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启发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魔幻现实主义”。[31][32]莫言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具体体现在他以“感觉”为焦点来营造魔幻的氛围，将捕捉和体验到的各种“感觉”加以扩充、夸张、变形或怪诞化处理，使“感觉”带上魔幻色彩，以此形成魔幻效果。莫言小说中的“魔幻”具有主观色彩，如《红高粱》中的红高粱虽然会呻吟、扭曲和苦笑，但这种“魔幻性”并非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物体本身具有“会飞”等属性所带来的，而是由人物即作品中的“奶奶”的感觉赋予的，这是莫言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化”。莫言的魔幻小说除主要的“感觉魔幻”外，还混合着其他魔幻因素，如从中国民间文化挖掘出来的鬼魅精怪一类的魔幻。[33] 狂欢化写作在叙事方面，莫言不断尝试多元化的叙事角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汇系统和句子架构手法，[31]并创作出具有“狂欢化”色彩的作品。莫言的“狂欢化”写作主要体现在“复调”的使用和语言杂化两个方面。关于“复调”，在莫言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不同人物依据自己对世界或事件的理解来表达与其他人物不同的观点，从而与其他人物形成对话的关系，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檀香刑》，作品中的孙眉娘、赵甲等人分别从各自的限定视角来展开多角度的叙事。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后，莫言的作品在语言的运用上越来越具有“杂语化”“狂欢化”的特征，在小说中引入诗歌、散文、杂文、戏剧的语言和文言文、学术语言等，使用不同类型的语言和不同体裁的语言形式等等，如在《酒国》中既有街头巷语，也有文言句式，还有古代诗歌语言。[8][34] 文学思想捍卫长篇小说莫言用文章《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来表达自己对长篇小说的看法。莫言认为长篇小说要有三度——长度、密度和难度。首先是长度，他呼吁既然是“长篇”就应该往长里写，但这长度不是用煽情、肉麻的内容杂乱堆砌起来的，而是要有密度。密度就是作品中要以复杂的思想为主导串联出一系列的人物和事件，并写出它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至于难度，莫言指出作家的长篇小说让读者感到一定程度上的陌生与费解，以此调动读者的思考。具体说来，难度落实在结构、语言和思想上，莫言以自己的长篇小说《酒国》为例，指出《酒国》的结构就是他精心构筑的结果。[35] 悲悯情怀莫言认为作家要有悲悯情怀才能写好小说。在他看来，所谓悲悯不是同情心泛滥，也不仅仅是在经历苦难、痛苦后仍心存善心。悲悯不回避丑恶的一切，它要正视人类的丑恶，如《金瓶梅》虽负恶名，但也不失为一本悲悯之书。莫言认为真正的大悲悯就是在正视人类与自我的恶后，对人类弱点以及命运的揭示。他的《檀香刑》就是一本悲悯之书，他给予小说中的反面人物“赵甲”自白的机会，让读者看到这个刽子手的内心世界。[35][36] 小说的气味莫言主张小说要有“气味”，有“气味”的小说才是好的小说，能让自己的小说充满“气味”的作家才是好的作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作家在写作时调动全部的感觉器官，甚至进行感官变异的叙事，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就充满着感觉和想象，涌现出生命的力量。[37] 文学与政治莫言认为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的附属品，文学要远离政治或至少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作家应该站在人类的高度，而不是党派、阶级、国界的立场上来写作，但莫言也深刻地明白文学离不开政治，所以他同时提出即便作家要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也不能直白地显露出来，应当遵循文学自身的特点，以形象化的方式来加以呈现，如他的《红树林》《天堂蒜薹之歌》就是以形象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关切。[38] 不一样的声音莫言认为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总是想要发出与别人不一样或不太相同的声音，这需要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加以寻找，当作家能用独具特色的语言来讲出有趣的故事时，他就是一个好的作家。莫言指出“不一样的声音”不是通过对语言进行毫无节制的陌生化处理来实现的，作家需要做的是在通用语言的基础上去发现和感受某种语言，慢慢获得自己的语感。[39] 荣誉奖项作品荣誉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 获奖 1985 / 黑沙滩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设立的“新长征文学奖”一等奖 获奖 1986 / 红高粱 《北京文学》奖 获奖 1986 / 枯河 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获奖 1987 / 红高粱 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 获奖 1987 / 马蹄 总参部第二届“新长征文学奖” 获奖 1987 / 大音希声 第三届“十月文学奖”荣誉奖 获奖 1988 / 狗道 台湾“联合文学奖” 获奖 1988 / 白狗秋千架 1984—1986年度“青年文学创作奖” 获奖 1989 / 复仇记 总参首届文艺奖、中篇小说选刊奖 获奖 1989 / 红高粱 总政文化部“报告文学优秀奖”、第四届“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 获奖 1992 / 一夜风流 “《东海》文艺奖”银奖、第八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获奖 1999 / 牛 “最高人民检察院金鼎奖”一等奖 获奖 2001 / 你坐在我的对面 第二届“冯牧文学奖” 获奖 2001 / 红高粱家族 第九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获奖 2001 / 沈园 “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01年度小说排行榜榜眼” 获奖 2001 / 檀香刑 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雍）外国文学奖” 获奖 2001 / 酒国 第十届“小说月报百花奖” 获奖 2003 / 冰雪美人 21世纪“鼎钧文学双年奖” 获奖 2003 / 檀香刑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获奖 2004 / 月光斩 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 获奖 2004 / 四十一炮 第三届“《当代》长篇小说二〇〇六年度入围奖”（专家奖） 获奖 2006 / 生死疲劳 《十月》优秀作品奖 获奖 2007 / 生死疲劳 第二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美国首届“纽曼华语文学奖” 获奖 2008 / 生死疲劳 《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春申文学奖 获奖 2009 / 蛙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获奖 2011 / 蛙 全国戏剧文化奖编剧奖 获奖 2012 / 我们的荆轲 2017汪曾祺华语小说奖[40] 获奖 2017 / 天下太平 第七届花城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奖[41] 获奖 2019 / 诗人金希普 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42] 获奖 2019 / 等待摩西 第五届中国长诗特别奖[43] 获奖 2020 / 饺子歌 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特别奖[44] 获奖 2021 / 一斗阁笔记 英雄城市文学盛典暨2023武汉文学季“年度杰出作家”[45] 获奖 2023 / 莫言 参考资料：[5] 人物荣誉
中国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小说叙事发生全方位的变革，“先锋小说”或称“新潮小说”崛起，[48]莫言就是这场变革的先行者之一，他以《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系列跻身先锋小说的行列，[49][50]他与马原、残雪等作家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当作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51]莫言既不像残雪那样展现存在的荒谬和残酷，也不像马原那样在小说中进行纯粹化的叙述实验，他独成一家，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他的“先锋”意义在于他在小说中对某种特殊的叙述感觉的追求、《百年孤独》式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因而给读者带来独特文学审美感觉的阅读效果。[48][52]莫言的“先锋写作”为小说叙事向着个人经验、语言和感觉层面的转向提供了一个杠杆，不仅影响着1990年代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还使中国当代小说在思想意识和文体方面获得了一次解放。[50] 世界影响1988年，改编自莫言两部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的电影《红高粱》获多项电影大奖后，莫言的作品引起了世界性关注。一些翻译家与莫言取得联系，把莫言的作品翻译到其他国家。[9]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也离不开作品的翻译，陈安娜用瑞典语翻译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起了一定程度上的推动作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上掀起一股“莫言热”，[15]如在学术研究方面，其他国家凡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期刊大都有关于莫言的研究文章。[53]
参考资料：[5] 作品改编话剧与歌舞剧2017年6月23日，歌剧《檀香刑》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首次演出。该歌剧改编自莫言长篇小说《檀香刑》，莫言和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云涛共同参与编剧。[55]2018年12月4日、5日，歌剧《檀香刑》在国家大剧院上演。[56] 电影1987年，电影《红高粱》上映。电影改编自莫言的两部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由张艺谋导演，莫言、陈剑雨、朱伟编剧，巩俐、姜文主演。该片于1988年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第35届悉尼国际电影节电影评论奖等电影奖项。[5][57] 2000年，电影《幸福时光》上映。电影改编自莫言中篇小说《师父越来越幽默》，由张艺谋导演，董洁、赵本山、傅彪、李雪健主演。[58]同年，改编自莫言中篇小说《白棉花》的同名电影《白棉花》在中国台湾上映，该片由李幼乔导演，苏有朋、宁静主演。据莫言所说，原先《白棉花》这部小说是打算给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的，但遭到了张艺谋的拒绝。[59][60] 电视剧 莫言与电视剧《红高粱》剧组合影 人物评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如此评价莫言道：“莫言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写，人世间的一切几乎都被他罗列到笔下。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66] 人物争议诺奖争议莫言获得诺奖的消息传来，除官方的祝贺外，中国学者和评论家们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学评论家鲁枢元发表《一个文学评论家给莫言的祝贺》，向莫言送来贺电，热烈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肯定莫言是一个世界级小说家。2012年10月1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会上文化学者余秋雨认为莫言给中国作家争脸，让外国人改变了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也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形象。浙江大学教授许钧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方面得益于作品的译介，但更重要的是莫言作品本身的力量。[70][71] 对莫言获诺奖这一事件也存在不少负面评价。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发表《直议莫言与诺奖》批判莫言，指出莫言作品中存在的问题，认为莫言的创作缺乏思想光芒，并没有达到其所处时代精神创造的最高点，且有迎合西方之嫌。[70]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认为莫言以私人恋母情结来代替公共价值陈述的个人策略，不是中国文学的出路，莫言获诺奖不过是诺贝尔评委放低标准眷顾中国文学的结果。[72]而国际媒体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也存在不少反对的声音，批评者们认为莫言的作品只是对西方风格的模仿，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是不顾文学品质的做法。更有甚者，将莫言获诺奖这一事件转向政治事件，强调莫言作为体制内作家的身份，山东大学教授姜智芹认为这种声音背后隐含着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评判和质疑。[70] 美丑争议“审丑”是莫言小说最受非议的问题之一，在2013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莫言批判》一书就收录有多篇批判莫言小说沉迷于丑恶事物的论文。学者王金城认为“丑”作为一种客观现象，虽然可以成为审美对象，但对“丑”的表现必须要有限度，而莫言的小说就超过了这个限度。他指出莫言小说存在大面积的丑，有以丑为美的丑，如写尿的神奇和美丽，有化美为丑的丑，如将爱情与大便相联系，这些“丑”都是缺乏审美意义的，不是为美而丑，而是为丑而丑。文学评论家王干也认为莫言企图以“丑”来取代文学中优雅、崇高的审美成分的做法是反文化的。[73][74] 但也有学者为莫言小说中的“审丑”书写辩护，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守森就认为以传统理论中的“美丑”为标准来批判莫言有失偏颇，莫言的小说对人的丑陋、肮脏、恶心的揭示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人性开掘方面的深入。[73]与美丑争议相关的是“歌颂与暴露”的问题，莫言曾在演讲中说过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它应该揭示社会的黑暗、人类心灵深处的恶，这一言论同样颇受非议。[75][76] 人物轶事左手书法2005年，莫言与记者代表团前往日本北海道进行访问，还带了礼品求取名家书法，但由于对方要价颇高，最终莫言没有求得该名家书法，从此莫言走上学习书法的道路。[77]据莫言自述，因为他的右手已经习惯写钢笔字，于是他突发奇想用左手来写书法，练就一笔“左手书法”，并倡导年轻人重新拿起毛笔，感悟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人交流。[78]  莫言书法作品 享受孤寂滚烫的河水莫言两岁时掉到茅坑里差点淹死，他自言这是他这辈子记住的第一件事。两岁的莫言到家里的露天茅坑上厕所，茅坑角放着一根木棍，是给腿脚不方便的奶奶用的，年幼的莫言喜欢抓着木棍，仰着身体，一边上厕所一边胡思乱想，没想到木棍断了，莫言就这样掉进了茅坑里。此时大哥管谟贤放假在家，听见厕所有动静，立马冲了过去把莫言捞上来。管谟贤把弟弟莫言扛到河里洗澡，河水被阳光晒得滚烫，管谟贤就这样拿着肥皂在河水里帮莫言洗掉身上的脏污。事后，莫言以为自己要被家里人一顿揍，结果反倒受到了表扬，他的奶奶说幸亏莫言把木棍弄断了，要不然她掉进去麻烦就大了。爷爷也称赞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79][80] 父女心有灵犀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和莫言一样自小喜欢读书，在书店遇到觉得对爸爸写作有帮助的书会立马买下来，看到自己喜欢的也会一次买两本，父女一人一本，莫言也是如此。有几次父女俩出门买书，在买的时候由于都想着给对方再带一本，结果双方加起来买了四本一样的书。[18]  莫言（右）和女儿管笑笑（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