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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提到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教科书和政论宣传文章总是要讲“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等等，都少不了“辩证”两个字。辩证，即辩证法，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杀器，是马克思主义势如破竹的力量源泉。 翻看任何一本哲学教材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功绩的评价，都少不了这样一句高度评价：马克思第一次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相结合，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终结了旧的唯心主义哲学。可以说，在马克思之后，再也没有一个能够开辟出一片新天地的哲学家，从1900年之后大多是泛泛之辈，眼光只能聚焦在局部问题上，抑或是在马克思及更早的哲学家的故纸堆里发掘点新料作为自己的成果。 那么，什么是辩证法呢？馆主打算写至少两篇文章、按照自己的理解叙述一下，争取用通俗的方式讲明白这种颠覆性的思维方式。 辩证法的实质，其实就是概念的运动。 什么是概念？“概念”就是你对一项事物的理解、对它进行的规定性的描述。 例如，我们讲“水杯”这个概念，那么就是在描述、在想象、在指认那个能够盛水的容器，这种概念的界定，稳定于水杯的功能之上，也就是抓住了水杯都能盛水的共性，从而剔除了水杯带不带把、材质等非主要因素。那么要不要考虑大小呢？毕竟水桶也是能够盛水的容器，而且还是类似的圆柱形。当然要界定。因此，对于概念的赋予，我们总是要抓住那个稳定的、与其他事物有所区别的内容。 “概念”和概念所对应的现实存在的东西，二者到底哪个是先存在、哪个是后存在的呢？大家伙儿可能会说，肯定是现实存在的东西在先、和它对应的概念在后。例如，是现实中有太阳，然后人类才将它命名为太阳，将“太阳”的概念赋予给它；现实中存在形形色色的可供人食用的面点、水果、饮料等，故而人们将它们总括为“食物”这个概念。 但是更多的聪明人的思维是认为：概念先于历史存在的。例如，我们讲“ iPhone 20 ”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在本文发表的时间还未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部手机的概念，我们预设它有着近似iPhone 15的尺寸大小、会用a20处理器、会依然搭载iOS系统……这些对于“ iPhone 20 ”的概念的内容的界定，让这么一个不存在世间的东西反而活生生地存在于人们的脑子里、存在于人们的思维里。 实际上，这种概念的预设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你和朋友去一家你从来没有去过的餐馆吃饭，菜上齐了朋友说还没拿筷子，拜托你去餐具柜拿一下筷子。也许你对筷子的设想是家里用的竹制筷子，也可能是学校食堂用的黑色或白色的塑料筷子，也可能是昨天去的韩式餐馆用的那种不锈钢筷子。但是等你真正到了餐具柜，发现老板给顾客用的是你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檀木筷子，而且还是那种可换头、重复使用的筷子，只需沿着螺纹拧上或者卸下竹制的筷子头，即可完成使用与回收。 对于一个没见过的东西，那么你是如何快速找到吃饭所需的筷子呢？当然是在内心对“筷子”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有了对其本质特征的把握，才能在餐具柜面前面对新款的筷子，不会惊慌失措，而是迅速意识到这就是自己要找的筷子，然后拿走去用。同样，有了这种把握，才不会把擀面杖、吸管等细长圆柱形物体当成筷子拿走。 在这个过程中，是主体（也就是从事这行活动的人）的意识首先认识到了筷子的本质，然后再基于这个本质发挥了人的能动性，认识到了第一次遇到的可换头筷子亦是隶属于筷子“类”的一项现实事物。然后把它拿走使用。 写到这里，实际上才进行了概念的“一次运动”，也就是从“观念中的筷子”“筷子的本质”，运动到了“在特定餐馆寻找到的筷子”“最终使用的筷子”。那么什么是“多次运动”的概念呢？ 多次运动的概念，馆主从“贵族、豪强、世家、门阀、士族、乡绅”的概念运动，结合历史事实进行讲起。 这一串概念的起点是贵族。贵族脱胎于夏商西周的分封制，是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力量。天子真正拥有的只是京畿（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城市圈）那么一小块地方的统治权，其余地方由各地的诸侯把持，战时率兵进京拱卫天子。这些贵族诸侯在自己的地盘享有绝对的自治权，掌握军事权、财政权、行政权，只需按时给天子进贡朝拜即可。贵族们有造反的实力，但是同样也被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束缚着，毕竟一家人不能打来打去；客观上也难以产生一家独大的势力或是联合势力，用以造反自立。毫无疑问，贵族及其附庸的士大夫是彼时政治生活的主体，他们不必像现代人一样必须从事劳动，而能在政治特权下役使没有政治权利的平民和奴隶。 到了秦汉时期，以商鞅变法为模板的封建集权改革、法治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消灭了贵族这一群体。至此，只有享受食禄的皇室成员，没有在地方上依靠血缘关系受封、掌握绝对权力的贵族。但是同时在地方上豪强这个群体出现了，取代了分封制时期的贵族，成为了新的皇权拱卫者和地方统治者。地方上理论上来讲，是有郡守、郡丞等国家官吏，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触手也只能止步于政治生活领域，受限于从业人数和技术条件，无法插手具体的经济活动。这个时候，地主阶级中最强大的那些势力，各自成为了本地的豪强，在不同于官府的另一条轨道上管理着地方。例如，官府要收税和征徭役、要查本地的逃犯、处理农民之间的土地纠纷，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拥有分管的税务局、武装部、警察局、法院、信访中心等等，这些事情只能一概“外包”给豪强及其下属，使用暴力或是非暴力的手段推进完成。在现代社会，有了这么细化的分管的局、庞大而又专业的公务员队伍，依然难以面面俱到。这其中固然有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增多的因素，但是也应该充分意识到：政府的能力与社会调节的需要，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而这个矛盾一直存在、一直在升级。 汉代对待豪强的限制措施有二：一是搞迁徙，以国家的军事力量作为背书，强制豪强放弃大商业和本地土地，搬家到边陲地区或是京城脚下。二是任用酷吏，对豪强进行狠狠地拷打，让他们把吞进去的民脂民膏吐出来，然后找个由头扔进监狱或是流放。这个进程在西汉前中期比较有用，但是中后期开始停用并失效，豪强们再度崛起。直到王莽篡汉后改革，深切侵犯到了作为大地主的豪强们的利益，他们便推举刘秀作为起义军领袖，扶持他作为光武帝上台，建立了东汉。司马迁在《史记·平淮书》里用一个词来形容豪强，那就是“武断乡曲”。豪强是政治权力的分享者，是非在编的官吏，是享受政治特权、掌控经济的命脉、拥有暴力武装的那一撮人，是弱化版的分封制贵族。 到了三国时期，演化出了“世家”，强化了“世袭”这个属性。例如，袁绍最喜欢吹嘘自己家是四世三公，自己是汝南袁氏的精英，故而有看不起曹操的资本。世家的诞生，本身是世袭的结果，在时间的积累中其势力得到不断的强化；世家的存在及未来指向，也是为了强化自己和其他人的世袭传承，例如《三国演义》里面四世三公的下一句紧跟着“门多故吏”，就指出了朝廷里当官的，有很多是袁氏家族提拔上来的，自然依托“师生关系”得到了传承。 到了东晋，演化成了“门阀”。门阀与皇权共治，是《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想要传递的核心观点。这是在世家的基础上，表面上的权力受到了弱化，但是新增了教育特权。这种教育特权并不是谁能接受教育、谁不能接受教育的区别，而是立足于九品中正制的入仕考察特权。九品中正制是曹丕创立，其思想脱胎于曹操，意图扼制世家势力对于政治干预，进而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这种主观性的评价最终演化成了门阀之间的互评共进，并在联姻中得到了强化。虽然门阀的势力不似世家在政治版图上那么集中，但是他们垄断了平民读书人的上升渠道。“寒门”是另一个角度与门阀对立的概念，指的是作为世家的多代后的旁系，空有一个姓而无特殊权利的那群人，亦或是家道中落而失去权利的人。他们也受到了门阀的压制。所以不要随随便便称自己为寒门学子，祖上都没阔过，那实际上就是个草根。门阀同时掌握着文化发展权，在东晋时期，正是他们将儒学传统异化成了玄学传统，形成了消极对抗皇权恐怖的意识形态；王羲之的行书、魏碑等书法艺术，也遗泽后人。在古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多数引领潮流、成为文化传统的东西都是“有闲阶级”们发明创造出来的，真正忙于生产劳动求生存的劳动人民，是没有这个闲情雅致去鼓捣的。 到了唐代，“士族”这个概念席承六朝，成为了历史领域的研究对象。有种历史观认为，李世民夺嫡的胜利，因为重用了一大批出身关中的文臣武将，造就了一大批关陇士族；他们与山东士族一道，对皇权士族造成了威胁。李世民的手段是打压关陇和山东两大旧士族，扶持普通士族，从而让自己的改革得以推行；同时创立了早期的科举制度，促进阶层流动。但是不幸的是，士族们很好地适应了科举制度，利用自己的文化传承的底蕴在科举中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唐代文学家与两大士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王勃、卢照邻、王维、韩愈、孟郊、卢纶等等。《唐代山东士族的复兴与文学思潮》《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两本专著分别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直到落榜生黄巢用物理方式剿灭了唐代的世袭贵族，历史才开启了下一个轮回。黄巢同志用行动告诉我们，世界本来就是不平等的，除非你把枪杆子刀把子架到对方面前，才能获得真正的平等。 宋代农耕技术的进步，让更多的普通人在更少的劳动时间下能够获得填饱肚子的粮食，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备战科举。印刷术的发明，打破了文化传承的垄断和创作特权的垄断，降低了买书用书成本，使得更多的普通人得以学习到更多知识。科举的进一步规范化和扩招，让更多的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得以做官，参与国家的公共管理。教育本身也是不平等的，注定了有些知识是普通人难以接触到、难以全面学习全面的。因而，本身想要通过绝对的、知识掌握的多寡来作为单一评判方式来录取也是不合理的。按照这种方式，特权阶层把考试内容修改成偏门冷门知识（马术、滑冰），亦或是主观评价参与度高的知识（艺术类、文学类），即可摘走考试带来的成果。教育的实现永远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带来的教育条件。教育公平永远在路上。 得益于唐宋以来的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进步，到了明代，这种“地主 知识分子”的结合体，成为了明朝实际统治者“内阁大学士”的来源，也成为了基层治理的最为重要的势力——乡绅。大地主与高级士大夫本身就是一体的，例如内阁首辅徐阶大量吞地、张居正大量囤地等等。自古皇权不下县，基层的治理也大多依靠乡绅来完成；对应的，皇权也假借知识分子的身份，赋予乡绅们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参看馆主之前写的《范进中举的基层逻辑》。地主及其后代们考不上最简单的功名怎么办？皇权也很无奈，想团结你奈何你这么不争气！那就撕破公平的脸皮，让你花钱买个官，也就是“捐官”，然后再谈政治权利分享和享受特权的事儿。《清代地方政府》详细讲述了明清晚期这种基层运转机制的底层逻辑。乡绅们不单单是基层土地的拥有者、科举考试的主要参与者、生产活动的管理者，他们还是能与主流舆论相抗衡的一股势力。例如无锡地主顾宪成，创立东林书院，后来演变成了东林党，提出了一系列的基于江南地主利益和资本主义立场的主张，后来被狠狠地压制了。与中央政府的史官对应的，地方上也开始有了地方志等地方性史料，私人也开始编纂史书。当乡绅们成为了历史解释权的掌握者、历史真相的传递者，他们会不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用一套逻辑自洽但是歪曲了历史真相的方式，对现存的事物进行解释呢？这是乡绅政治带来的一个反思，值得每一个基层普通人进行反思，反思一下自己在学习所谓的真理知识的时候、是不是掉入了别人编织好的逻辑窠臼里。 通过对以上概念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具备政治权力分享、享受特权、掌控经济、掌握暴力等特征的那股势力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消失，而是在形式上得到了转化和具体的规定。在21世纪的中国有没有呢？肯定有，只不过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着。 客观实在的事物不断发生着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只有抓不住事物本质的庸人才觉得旧概念代表的事物是消失的，而非被转化、转变成为新事物的。这就是概念的运动。 那么我们在具体生活中应该怎么具体地应用这种思维呢？ 首先，针对别人提出的问题，要先思考“是不是”“有没有”，再思考“对不对”“为什么”。由于每个人的个人经历、知识储备、思维方式各不相同，也许别人说的那个概念名词在他头脑中的含义，和你脑海中对于这个概念的固有印象并不相同。例如，在讨论儒家的时候，有的人想表达的是春秋战国民贵君轻的价值观，有的人想表达的是汉代天人合一的政治性转向，有的人想表达的是宋代以后礼教的束缚，有的人想表达的是优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儒家的概念本身就在流变，其内涵不断地被后人丰富，因而要因地制宜地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其次，对一项事物的研究，要结合历史发展，寻找它的前身是什么、将来可能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而非用简单的单个事物的诞生和消亡来做解释。普遍联系的世界观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句空话，而是一种需要实实在在付出努力进行学习考察的行动指南。妄图看上几篇综述类的文章、看上一万字就能对一项事物有着全面了解，实在是一种思维懒惰。这要求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尽可能地围绕这项事物在时间轴上前后地搜集资料，并且搜集各方的观点——这必将导致其中存在互相矛盾的地方，那就需要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抽丝剥茧、去伪存真，进而用自己的实践去检验它。 也许在有的人看来，这是一种在语言的漏洞中玩弄的思维游戏。这种反驳本身就是在违反上一段的研究方法，是一种不学无术的发言。只有对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进行了充分研究，才能理解辩证法是多么的精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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