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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学术大家 哲学园鸣谢 陈康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上西南联大的时间较晚，一九四三年以前陈先生在联大讲的课程没有听上。 一九四四年陈先生在重庆中央大学授课，他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于是年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给我们打开了研究哲学史的一个新眼界，促进我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一九四五年我有幸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陈先生的研究生。 一九四五年秋至一九四六年春，陈先生回联大讲授“希腊哲学史”，并给我们领读柏拉图《国家篇》第四、第六两卷的重要部分。 一九四七年他回北京大学任教，讲“知识论”、“柏拉图的辩证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主要讲他的博士论文《Das Chorismos-Problembei Aristoteles》一书的内容)等课程外，又给我们领读亚里士多德《Metaphysica》的z和H卷。 我面聆先生教益不多，但从课堂里听到以及从他著作中学习到的，深深感到陈先生教给我们的是实事求是、不尚玄虚、不取道听途说，不作穿凿附会的方法，是研究哲学史，特别是研究古典希腊哲学史的一种重要方法。 研究西方哲学史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凭学者各人爱好选用。陈先生采用的可以说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研究古典哲学的方法，它需要有深厚的学识基础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陈康先生，又名陈忠寰(Chen Chung-Hwan)，江苏扬州人，一九○二年生，曾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是汤用彤先生的学生。一九二九年毕业后，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一九三○年转赴德国，从Julius Stenzel等学希腊哲学、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主要从Nicolai Hartmann学习。 N.Hartmann原属新康德主义中的马堡学派，后来转变为实在论，是批判本体论(ontology，陈先生译为“万有论”)的创始人。陈先生在他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于一九四○年取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陈先生的哲学思想受N.Hartmann影响甚深，一九四○年底刚回国后即撰《力可拉也·哈特曼》一文，师生情谊溢于言表。 陈先生在德国钻研希腊哲学十年，如贺麟先生所说，他是中国人中“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校教授，一九四八年赴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 一九五八年去美国，历任Emory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University ofTexas、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等校教授。 一九四九年起和陈先生的联系顿告中断，直到三十年后才请王浩学兄(一九四三年他在西南联大作清华研究生时曾听过陈先生“知识论”课程)在美国找到陈先生的住址，虽然有过几次通信，因先生年老多病，不能向他请教问题了。 一九八六年读到江日新和关子尹二先生编的《陈康哲学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不但收有一九四九年以前我们看到过的文章，还收集了陈先生在台湾时期的论文和演讲，使我们了解这段时期陈先生的学术活动。 编者辛勤搜罗，仔细编辑，使散见的珍贵著作集中一起，便于海峡两岸学人探讨，促进哲学史和哲学研究，令人感谢。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书中看到陈先生为这本论文集专门撰写的“作者自序”，这是他最近的文章。 他特别强调构思和写作的方法，批评了“自从'五四’以来，念外国书的人日多，才华超迈绝伦，不甘略受拘束的人士喜欢将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烩’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大成的思想体系。”然后陈述了他自己的方法： “这本小册子里的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必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 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不作广泛空洞的断语，更避免玄虚到使人不能捉摸其意义的冥想来'饰智惊愚’。 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 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 陈先生的著作可以充分证明他是真正实践了这种方法的。应我们要求，一九八二年商务印书馆重印了陈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后来又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此书出版以后，许多哲学史工作者和中、青年哲学家都为它的严密论证、深邃分析和新颖观点所吸引，视为楷模，对哲学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陈先生的著作，除许多论文外，主要有三本专著： 一是上述博士论文，原书是德文，汉译名《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 二是他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其中译文很少，十分之九以上篇幅是注释，实际上是陈先生对柏拉图这篇最难读，历史上分歧意见也最大的对话作出他自己独创的解释； 三是一九七○年在纽约出版的《Sophia.TheScience Aristotle Sought》(《智慧——亚里士多德所寻求的学问》)，可以说是陈先生一生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总结。 陈先生译注的《巴曼尼得斯篇》是应当时由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的要求而写的。他在“序”中曾说到： “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演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 这番话表达了我们中国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工作者应有的抱负。在希腊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和西方学术界一争短长的，至今大约只有陈先生，可惜他后来许多著作仍然是用外文发表的。 陈先生在希腊哲学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卓越的创见。现在就这三部专著作点简要的介绍。 所谓“分离(chorismos)”问题原来主要是指柏拉图所说的idea(或eidos，陈先生译为“相”或“形”)和具体事物是不是分离的？因为亚里士多德记载说： 主张idea的人们认为在具体事物之外(这里用的是“para”)还有另外一类东西，它们和具体事物相同，不过它们是永恒的。(Met.997<SSP,b,/SSP>5—7)。 因此，从古代开始传统的说法认为柏拉图的idea和具体事物是相互分离的，亚里士多德修正了他的意见，认为form(eidos)是在事物之中的，在这点上，亚里士多德反对了柏拉图。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分离问题，实际上是作为普遍共相的idea和具体事物究竟有什么不同以及处于什么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发生这个问题，到中世纪哲学有唯名论和实在论之间的争论，一直到近现代西方哲学也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所以，它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贯彻始终的基本问题。陈先生在博士论文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柏拉图并没有主张分离，亚里士多德批评的并不是柏拉图自己，而是他的学园中的某些人。 陈先生还指出这个原始的分离问题到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分化成为许多方面的分离问题。 如substance和属性的分离，substance范畴和其他范畴的分离，事物和它的属性的分离，作为ess-ence的eidos和事物的分离，genus和species的分离，以及它们和the most universals的分离等等，他具体分析了各种不同的分离形式，为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ontology思想提供了明白清楚的线索。 陈先生以他在博士论文中的研究成果解决《巴曼尼得斯篇》中的疑难问题。他认为这篇对话第一部分中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是将idea看成和具体事物一样独立存在的，将它物体化了，所以idea和具体事物是互相分离的，它们之间有空间的距离。 可是柏拉图在《费都篇》和《国家篇》中的“相论”却是目的论的，具体事物以同名的“相”(美的事物以“美之相”)为目的和理想，它们二者只是完善和不完善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距离而没有空间上的距离。 所以，这样的idea和具体事物并不是空间上分离的。(详见该书附录“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考”第四节)陈先生这个结论和近现代许多西方专家的意见是相反的。F.M.Corn—ford、W.D.Ross、W.K.C.Guthrie等人都认为柏拉图的idea和具体事物是相互分离的。 他们的主要论据是：既然柏拉图在《费都篇》中主张回忆说(anamnesis)，认为灵魂在出生以前，和具体事物接触以前，已经先认识了ideas，可见idea和具体事物是互相分离的。 他们是以时间上的在先去证明二者的分离。问题在于：时间上的距离是不是等于或一定导致空间上的分离呢？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在先”的分析，不但有时间上的在先，而且有逻辑上的在先。(Met.θ，8)。 说idea逻辑上在先不是比说它和具体事物在空间上分离更为合理一些吗？当然，柏拉图自己在当时是还不可能意识到有这些不同形式的分离的。 在所有柏拉图的对话中，《巴曼尼得斯篇》是最难读的一篇。以前的哲学史家认为柏拉图的哲学是个完整的体系，以《国家篇》的思想为中心；凡是与这篇的思想不符的，便不予重视，所以有人甚至怀疑《巴曼尼德斯篇》为伪作。 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西方一些学者从古文字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基本上考订出柏拉图近三十篇对话写作的先后次序。 一致同意《国家篇》属于他的中期著作，只能代表他的前期思想；在它以后还有《巴曼尼得斯篇》、《泰阿泰德(Theaetetus)》、《哲人篇(Sophist)》、《蒂迈欧篇(Timaeus)》等重要著作，代表柏拉图的后期思想。 这样便发生了他的后期思想和前期思想有什么不同的发展问题，其中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巴曼尼得斯篇》第二部分的内容。在这部分里，柏拉图陈述了八组互相反对的悬拟推论。 对此，从古代开始就已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说它们只是作形式逻辑的训练，另一种是形上学的解释，说它是新柏拉图学派的“否定神学”。 近现代学者也各自提出新说，A.E.Taylor努力从中寻求柏拉图哲学和Pythago-reans数的哲学的关系，F.M.Cornford则认为它主要是辨别字的歧义。《巴曼尼得斯篇》是陈先生最爱的一篇对话，经过多年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柏拉图在第二部分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范畴论。 基本思想是：如果最普遍的范畴——One和Being可以相互结合，它们便可以和一系列相反的范畴：“一”和“多”，“部分”和“整体”，“运动”和“静止”，“异”和“同”，“类似”和“不类似”，“等”和“不等”，“过去”、“现在”和“未来”等相结合，并且既是理性的知识，又是感觉的对象。 相反，如果One和Being不是相互结合，而是相互分离的，那末，它们和所有这些相反的范畴都不能结合，只能是否定的，什么也不是，既不是知识的对象，也不是感觉的对象。 陈先生的解释可以和柏拉图后期对话中的许多重要思想联系起来，互相印证。最明显的是被公认为和《巴曼尼得斯篇》写作时间很接近的《哲人篇》中所讲的“通种论”。 在那里，柏拉图论证了六个最普遍的、相反的“种”——Being和not-Being，“动”和“静”，“同”和“异”是彼此相通，互相联系的。再有，现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柏拉图在后期对话中所讲的辩证法Dialectic，已经和《国家篇》中将Dialectic当作最高的智慧——哲学有所不同。 后期对话中讲的Dialectic，主要讲的是“分”(divison)和“合”(collection)的方法；而要进行分析和综合，必须根据对象的“同”和“异”。 所以，柏拉图在后期对话中特别注重“同”和“异”，甚至在《蒂迈欧篇》的自然哲学中，也说自然世界是由“同”和“异”两个环组合起来的。 这些范畴显然不是柏拉图在《费都篇》和《国家篇》中的Theory of Ideas中所说的idea。 他原来只承认有伦理价值观念的善、美、正义、节制等的idea，承认数学上的“等”、“大”、“小”等idea，也提到自然物如火、人、马，以及人造物如床、梭子等的idea。 但这些idea本身是单一的、绝对的，“美之相”便是完全的美，不能包含丝毫的丑；它只是理性的知识，不能是感觉的对象。 柏拉图后期对话中的范畴不是这样的idea，也不是现实的具体事物，它们既是理性的知识，又是感觉的对象。那末，它们是什么呢？柏拉图并没有说明。但在《泰阿泰德篇》中透露了一点消息。 他说，在我们作一个判断时，除了由感觉直接得到的知觉外，还需要用logos将它们组合起来，才能成为判断。 因此，我们看到：这些范畴就是将sence-data组织成为判断的概念，实际上，它们就是后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讲的时间、空间以及十二个先验范畴。 当然，柏拉图不可能有康德那那样高的认识，但在西方哲学史上最初注意到这些范畴，并且提出来研究讨论的，应该说是始自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 继他以后，亚里士多德在《Meta-physica》△卷，即所谓“哲学辞典”中讨论了三十个范畴，柏拉图所讲的范畴几乎都包括在内，并且发展了；在那里，后来康德所讲的空间、时间和十二个范畴几乎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原始形态。 《Sophia》一书是陈先生一生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总结。他是为了解答“亚里士多德的《Mataphysica》的主题是什么？”这个问题而写的。 亚里士多德这部书是西方哲学史上为数极少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西方已经研究了两千多年，但对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人成功地提出明确的答案。陈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近四十年，他在本书序言中概括地叙述了他自己研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过程。 在他写博士论文时，主要是在N.Hartmann的影响下，N.Hartmann恢复了ontology的研究。一九四○年回国以后，陈先生开始接触W.Jaeger的著作，被他所吸引。《Sophia》一书便是以genetio method研究亚里士多德的ontology的第一本著作。 以上对陈先生主要研究成果的简介，有些是出于笔者个人的理解，不妥之处，敬请识者教正。好在陈先生自己一再说明，在研究哲学问题时，个别结论不是最主要的，它可以随着认识的提高而改变。 譬如陈先生认为《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第二部分中所说的“范畴的集体”，便是具体事物。这是否柏拉图的原意？是可以讨论的。陈先生自己后来也没有发挥过这个思想。重要的还是方法，我们要学习的是陈先生严肃认真的方法。 《陈康哲学论文集》在广泛收集陈先生著作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但读后不免感到不够满意的，是这本书没有能将陈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反映出来。看来，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八年期间，陈先生的著作和演说，主要是花在哲学普及化的工作上。 从一九八○年开始，我们就着手收集陈先生的著作。一九四九年以前陈先生写的论文，如《陈康哲学论文集》中编者提到没有找到的《柏拉图<曼诺篇>中的认识论》，以及上文提到的陈先生纪念他的老师写的《力可拉也·哈特曼》，都收集到了。 特别是贺麟先生保存的陈先生一九三五年在德国写的《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等文章。 陈先生用外文在国外发表的著作收集不易，他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专门刊物如《Phronesis》上，国内根本无法找到。承和陈先生同时在德国留学的熊伟先生指示线索，请王浩学兄在美国为我们寻找，先后寄回陈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后写的英文论文十篇。 陈先生的博士论文是请王玖兴学兄(一九四五年他在昆明读清华大学研究生时和我们一同听过陈先生的课)在德国大学图书馆中找到的；《Sophia》一书也是王浩学兄为我寄来的。 这样，花了几年时间，陈先生的著作我们大体已经收集齐全，为了弥补《陈康哲学论文集》的缺陷，更全面地介绍陈先生的著作，我和王太庆(他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与我一道听陈先生的课)决定重编一本《陈康论希腊哲学》，内容包括： 陈先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写的文章，《陈康哲学论文集》中所收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写的文章，并且将陈先生写的英文论文全部译成中文；（因为这些文章中讲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较多，讲柏拉图哲学的较少，所以又将作为附录收入《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书中的《“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考》），以及陈先生当时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用德文撰写的《论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的译文(王太庆译)收入，再从我保存下来听陈先生讲课笔记中讲柏拉图哲学的两段也整理收入。 全书以陈先生论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主，也收集了陈先生论述哲学问题的几篇重要论文。陈先生不但是希腊哲学史的专家，而且是一位有自己独创见解的哲学家。全书约五十余万字，比《陈康哲学论文集》篇幅约多三分之一以上。 这项工作除得到上述诸位先生和学兄，特别是王浩学兄给我们很多帮助鼓励外，还应该提到陈先生在中央大学时指导的研究生苗力田学兄(他现在正主持《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工作)和陈步学兄(他还保留了几篇陈先生亲笔校正排印错误的文章)的支持和帮助。 这本书的稿件已于一九八七年中交给商务印书馆，因为印刷条件困难，尚未出版。同时，王太庆(他现在主持《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工作)已着手翻译陈先生的《Sophia》一书。 陈先生一生孜孜从事学术研究，不求闻达。我们做这些工作是为了将陈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他的为学方法介绍给希腊哲学、哲学史和哲学的爱好者。 陈先生执教四十年，海峡两岸和海内外有不少他的学生或听过他的课的同道，想来都会赞成这项工作的。王浩学兄至今还记得他听陈先生讲的“知识论”课程，深入浅出，很有启发。 他几次鼓励我将这份笔记整理出来，可惜我保存的这份笔记已经残缺不全，希望有保存这份笔记的同学一起合作，能让它公开发表。 介绍和共同研讨陈先生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对于我们研究希腊哲学、西方哲学，培养这些研究方面的中青年学者，提高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都将是有益的。 谨以此短文作为倡议，献给海内外同好。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于北京 汪子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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