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结构与经济学的兴起（上）

政治、制度结构与经济学的兴起：一个比较研究（上）

编者注：

本文为作者 Marion Fourcade 的博士论文发展而来，比较分析了德、法、英、美四国早期经济学的发展与制度化的历程，探讨了国内政治制度对知识形成与学科发展的影响。

由于篇幅较长，本文将分为两篇推送。上篇包括案例前的论述与案例后的分析，下篇包括四国的经验案例。受篇幅所限，每个案例都有所删减。

作者简介：

Marion Fourcad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Fourcade-Gourinchas, M. (2001). Politic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s: A comparative study. Theory and Society, 30(3), 397-447.

编译：

李搏文

本文作者：Marion Fourcade

我们的现代性见证了经济学在全球的戏剧性崛起。自19世纪中叶以来，对经济的研究已经从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松散话语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完全专业化的事业，这项事业既依赖于高度形式化的学科框架，也依赖于广泛分布于行政、商业和大众媒体机构中的实用主张。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经济学通过不断将其逻辑延伸到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比起任何其他形式的知识都更深入地参与到了我们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中。

乍一看，经济学话语和专业的扩张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同质的社会合理化趋势。经济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形式（主要源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通常表现为一种普遍主义范式。它的主要修辞工具——模型构建——经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科学知识积累发展的自然产物。由于专业权威和社会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界定出一个连贯且广泛共享的知识领域，我们可以将现代经济学的专业垄断视为其内在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上的自然延伸。似乎由于经济学无疑构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界限最清晰、组织最严密的学术事业，经济学家广泛的管辖权（jurisdiction）就被合法化了。

本文的目的是反驳经济学的科学和专业发展中的所谓自然性。跨国民意调查已经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对经济世界和经济政策效果抱有不同信念，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或是学术的（在美国），或是更政治的（在欧洲）。现有的对国民经济学的历史研究也显示出专业化进程和学科发展的多样图景。总的来说，不同于常常假设的经济学是一门普遍适用且广泛共享的科学，经济学似乎在以下方面存在相当大的跨国差异：（1）经济学知识领域制度化的时间及其性质，（2）经济学家的专业行动方式，以及（3）经济学学科内的知识传统。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探索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的不同方面如何相互关联。我们尤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关于知识形成的理论，使我们能够解释社会结构和制度如何支持观点和思想的形成，同时解释后者内在的、实质性的性质。其次，我们的比较框架通常是为了比较宽泛的文化聚合（例如，大陆世界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往往不足以解释每个类别中更微妙的跨国差异。我现在分别来解决这些难题。

知识在社会结构中的嵌入性

本文从如下方法论前提出发。要理解知识生产的制度和智识维度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历史地分析一个有着统一的话语和实践的领域在何种条件下建立。这种考量要求关注在20世纪初经济学的制度化。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即大致从1880年代到1910年代，为调查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场所。事实上正是在那个时期，随着大学教职、学术评论杂志和专业组织的出现，以及社会各部门对经济专业知识的需求的出现，经济学开始成为一种独特的职业实践。

通过对四个国家（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详细历史分析，我表明，经济学家的制度位置对于理解他们所创造的知识的思想实质总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在不同的社会中，“谁是经济学家”和“什么是经济知识”这两个问题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例如，我们不能把德国的历史经济学和英国的分析经济学的出现看作是纯粹的历史偶然性的结果。相反，我们必须将这两种智识形式与特定的政治和教育机构联系起来。我认为这些更广泛的结构通过提供特定认知框架（排除其他框架），通过将经济知识的形成定位在特定的学术背景中（这限制了可能的学术联盟的范围），从而塑造了经济学的智识定位。

我的观点并不是要对知识的生产采取纯粹的相对主义观点，从而论证科学话语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轻易地从制度因素中推衍出来。然而，认为制度因素无关紧要同样是令人遗憾的。从直觉上讲，学科范式部分是在国家中构成的，并与更广泛的文化特征和组织安排联系在一起。例如，加尔通确定了不同国家的智识风格，然后将其与社会结构的特征联系起来。在道宾对三个国家铁路发展的研究中，认为理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产物——政治文化不仅决定了行为者在实施产业政策时可以使用的制度工具，也决定了他们对待解决之问题本身的认知。他们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最终都是这种双重约束的结果。本文强调一个类似的观点，即经济学中的科学话语（即经济学思想、理论和范式）不可避免地受到体现在特定知识生产制度中的更广泛的、国家参与构成的文化框架的驱动。

跨国比较经济学

现在转向本文观点的比较方面。我在这篇文章中展示了国家政治结构和制度如何影响了所调查的四个国家的经济学知识发展。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经济学从业者在努力使他们的学科合法化并构建他们相对于其他专业事业的地位时，试图从三个主要机构中获得权威：高等教育系统、国家和经济系统。也就是说，他们分别声明了自己学科的智识独特性、经济学知识与政策的相关性，以及经济学知识对实践职业的实用性。然而，经济学家与每个机构的关系，以及他们成功动员这些机构来获得合法性的能力，在不同的国家中是相差极大的。在每个国家，不同的制度环境为管辖权（jurisdiction）提供了不同的权威来源，从而赋予每个国家场域独特的气质。因此，在德国，经济学的专业权威和实质内容最受官僚教授阶级与国家机构、行政实践之间的正式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英国表现出一种更分散的模式，经济学从业者根据其高尚的身份和更严格的科学学科主张，通过民间社会机构来维护自己的地位。相比之下，法国经济学的制度地位和知识管辖权是四国中最受争夺的（contested），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国家支持及学科组织的相对弱小。最后，在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证明他们的知识对重要机构受众的有用性和相关性。

因此，本研究试图提供中层分析范畴，以帮助我们情境化社会制度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确定在四种不同的国家背景下，使经济学能够提出管辖权要求的关键因素。这样一来，本研究置身于一个成长中的历史-比较的文献中，它展示了国家结构和其他广泛的制度安排如何塑造了社会科学的学术和专业空间，以及它们与政策的关系。本研究还有一个针对现代职业社会学的重要发现：“欧洲大陆”职业发展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或“自由”职业发展模式之间存在基本区别，前者聚焦在作为调节机制的国家，后者聚焦在协会中从业者的分散控制。

然而，通过承认两个主要类别中可能存在的差异，例如法国和德国的“大陆主义”之间的差异以及美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本文的四方面比较允许对政治制度在塑造专业和知识管辖权方面的作用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例如，在19世纪的多数时间直到20世纪，法国经济学家与国家的关系往往充满了冲突。德国经济学与行政制度的关系要好得多。相应地，美式的专业主义的组织方式与英式的专业主义非常不同，前者较少地集中在权威人物、文本和机构周围。正如我们下面所描述的，这四种不同的关系产生了四种不同的职业。

十九世纪末经济学的兴起

经济学话语当然不是诞生于19世纪，但现代经济分析的根源通常要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之后的时期。杜蒙认为，这位伟大的苏格兰人的著作在概念上的主要突破在于将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分离，并将前者构成一个自主的知识范畴。因此，它也开启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经济学逐渐将自己标榜为一项独特且独立的事业。在1790年代和1870年代的“边际主义革命”之间，在经济学理论仍处于襁褓中时，一个专门的话语领域逐渐被限定为经济研究。

毫无疑问，工业革命给欧洲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变革在这些新知识形式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激发了人们对被认为是伴随了这一巨变过程的经济机制的兴趣。例如，在海尔布隆纳的经典著作《俗世哲学家》中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现代经济思想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经济关系的持续转变所刺激的。波兰尼的《大转型》也体现了这一点。该书认为，自由放任经济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初英国废除斯品汉姆兰（Speenhamdland）制度后释放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的结果之一。

然而，认为经济学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领域纯粹是工业社会出现的产物的观点，并没有公正地对待历史过程的复杂性。首先，历史学证明了经济话语的制度化过程中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例如，在德国，公共财政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张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样，对美国背景的仔细研究表明，社会科学的兴起与现代研究型大学这种新的制度形式的出现密切相关。

其次，工业化的时间并不能解释经济学作为一个教学和实践领域的制度化模式，也不能解释这门学科的分析进展。在英国和法国，经济学教学的组织来得较晚且进展相当缓慢，而根据熊彼特的说法这两个国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见证了最重要的智力成就。相比之下，在后发的德意志国家，特别是在普鲁士，现在被视作为“经济学”学科的早期形式是作为相当自觉且有制度组织的学科存在的。然而，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事实，因为德国经济学相比英国经济学是更不分析性的（less analytical），没有产生类似的理论体系，导致如今并没有被人们记住。

因此，似乎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经济学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和美国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知识生产领域的崛起。在每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转型塑造了经济学在话语和实践上扩张的独特机遇，使当地的经济知识生产沿着独特的道路发展。接下来我分别检视这些案例。

（案例部分见本次推送次条，下文为原文文末对案例的比较分析。）

理解经济学制度化过程中的跨国差异

国家政体的文化和制度结构关键性地塑造了群体在其中发展、理解和运用知识的环境。今天几乎被遗忘的某些经济学智识传统的历史衰落（例如，德国历史学派或各种法国学派），并不应使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在向新古典经济学皈依之前是知识和制度上的荒漠——这种观点似乎在今天非常流行。事实上我希望展示的是，这些智识传统构成了非常重要且独创的经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心，其背后存在着明确的原因。传统专业社会科学常将专业兴起视为私人而非公共的过程，然而，国家政治机构始终在专家知识的组织及知识取向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不仅通过教育、研究或公务员招聘等明确政策手段，还通过将专业知识纳入政策与行政中的不同模式，通过定义政治参与的边界以及道宾所谓“秩序概念”（conceptions of order）的推广。

对研究中的四个案例的比较表明，经济学专业的植根（entrenchment）是由其从业者与本国更大的政治机构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刻塑造的。一个初步、一般的层面的分析是“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之间的对立，即围绕自主国家和制度化官僚组织起的政治系统，或是有着弱小、更容易受外部影响的官僚机构的政治系统。这两种政治文化赋予这门学科的社会目的非常不同。在欧洲大陆，经济学的制度化是由国家在其自身建构的过程中精心策划的。在德国和法国，19世纪的国家都有意地利用教育（包括大众教育和高等教育）作为创造更统一的政体的手段，政治经济学作为培养政治精英的一个要素被纳入了这一计划。欧洲大陆的典型特征是政治经济学在制度上与法律联系在一起——法律是培养一种政府职业（government profession）的核心要素，与英美的道德哲学（或历史）相反。在德国，一种原始形式的“政治经济学”很早就在政治系统中根植，并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在19世纪大学扩张的各个阶段，它几乎都在不间断地巩固。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公众人物，德国经济学家数量众多，地位稳固。他们与国家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他们经常与国家机构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们的合法性依赖于无党派立场，这阻止了他们过于直接地参与政治。

在法国，明显由于与政治动荡密切相关，19世纪经济学的发展备受争夺。在这个国家，经济话语的意识形态本质使得经济学在成长为一个自主的知识事业前没能形成连贯一致的制度基础。此外，教育系统内部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轨道（高等教育和大学）也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如今该国仍然表现出混合和薄弱的经济学基础，尤其是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然而，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经济知识的组织模式不易识别。在这一时期，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模式明显崛起。为了适应官僚体制的需要，这一学科逐渐得到推广。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经济学的兴起源自公民社会和教育机构中的个体的努力，很少有国家干预。尽管在美国，经济学能够相对容易地在一个建设中的高等教育环境中打造自己的生态位，但是在英国，这门学科必须在一个已经根深蒂固的体系中杀出重围，并与更成熟的学科（例如数学）建立联盟。在那里，有组织的经济话语在公民社会中也有自己的、先于学术制度化的古老智识传统。由于存在一个活跃的经济学公共领域，思想更多地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播，而非以正式任命或职能为基础，这为经济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一个相当有效的渠道。因此，在一个政府似乎在整个时期都不愿意卷入高等教育的国家中，经济知识的潜在使用者（公务员和企业）的明确需求仍然明显有限。当需求真正出现的时候，比如在19世纪后期，相比于有着可触及的好处的商业教育，它们常常对现有的经济学形式持怀疑态度。英国经济学的职业化并非像德国那样源于持久的制度力量，而是源于一群科学企业家（scientific entrepreneurs）的积极行动，他们参与了一项开创性的智力事业——构建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

相比之下，在美国，经济学的上升直到19世纪末才发生，并且与高等教育和行政职能的大规模扩张同时发生。因此，将这门年轻的学科纳入新建的大学就成为一种相当自然的举措。美国经济学知识的后续发展是一个专业围绕学术资格（academic credentials）扩张的例子，与学术界知识之外的关键社会需求密切相关。

智识轨迹

在知识层面上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联系，然而模式似乎要复杂得多，智识产品显然是在国际上交换的，而且比制度模式更容易波动。1914年，经济学的方法仍然相当不同，不仅在国家之间，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然而，经常有一种主导观点，将每个国家领域的特征概括为广泛的特征：例如，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学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理解各种经济机构的作用——他们对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目标和使命的认识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的一般观点中，德国官员将大部分经济权力赋予国家，作为经济秩序的最终来源。而英国经济学家也出于同样的目的研究了市场。如果我们相信近些年所做的观点调查，这些模式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成立。

在这两个欧洲大陆国家，政府不仅为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限制了即将出现的知识形式的范围，而且还出于政治原因有意识地操纵经济任命。因此，德国历史学派的成功和法国工程经济学传统的出现都部分源自于中央集权的教育政策。相比之下，在美国和英国，外部精英对大学政策和设计的影响对经济学学科的影响更大，尽管这种影响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在英国，社会认可的知识模型将经济学推向了科学主义。在美国，大学理事和其他机构（政府、基金会）帮助经济学科学化通过的是不信任学术知识的政治基础以及将社会科学视为客观专业知识。

行动形式

第三个令人感兴趣的领域在于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学家所采取的行动形式。我已经指出，在所研究的时期内，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对社会政策和改革有着非常相似的关切，并经常设法根据这些关切采取行动。有趣的是，他们最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构建了自己的角色。因此，德国人的合法性源于纯粹学术的权威地位；法国人依靠他们与合法政治团体的联系，并逐渐仰仗他们与国家行政机关高层的联系；英国人依靠他们从属于一个在最负盛名的教学机构接受教育的社会精英群体；美国人的合法性源于根植于强大大学基础的专业知识，并越来越来源于定量分析。基于以上我将论证，经济学家与不同国家政策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些国家的政体的组织方式来理解。例如，德国和法国的行政精英主义将经济学家和经济知识与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办法是将这一学科与通才式的公务员培训联系起来——这种模式在盎格鲁-撒克逊案例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两个“自由主义”政体都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官僚成分，但这并不妨碍经济学家与国家之间在各个层面上的联系。两国在行政机构开放性上的重要差异深刻地影响了这种互动的性质。在英国，经济学家在更广阔的公共和政府领域中的合法性继续依赖于英国社会的传统权力机构（即牛津剑桥网络），而不是正式的专业机构。中央行政机构相当封闭的组织和社会结构限制了经济学家作为官方专家所能发挥的作用，从而限制了经济学向全面专业化的发展，但这并没有妨碍英国经济学家仍然能很有效地传达他们的观点。相比之下在美国，政府机构的分裂和弥散、公务员精英传统的缺席以及地方、州和联邦各级政治之间的差异促成了轻松且广泛的渗透。此外，美国政治语境中的官僚合理化倾向偏爱一种用技术和科学来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路径，由此将政策制定领域去政治化。

前文描述的早期制度化的过程特别有趣，因为它们表明经济学知识领域沿着相当连贯、不会轻易逆转的国家轨迹发展，就像道宾研究的工业政策领域。此外，不仅是职业形式，知识模式也对国家体制结构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性。

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表明，世纪之交出现的模式定义了一种制度框架。在每个国家的将来，经济学专家和经济学知识都将要在这一框架中被生产。前面所概述的许多组织和智识特征今天仍然是真实的，尽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详细说明当今模式与历史的一致方式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仍然重要的是强调这种持久的经济知识生产传统如何潜在地影响国家对经济组织的理解。对经济学专业是如何形成其现代形态和智识特征的分析，提供了理解一个独特切入点来理解国家思考、干预经济的认知框架。总的来说，这应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经济文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