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张岱年 || 我和书的故事

倚月临风 2024-04-11 发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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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书的故事

我喜书，喜读书、买书，更喜著书。青少年时期，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地近琉璃厂，下课后常和同学到琉璃厂旧书铺浏览。那时，琉璃厂旧书店很多，每个书店都陈列了很多古书，可惜我没有钱，无力购买高价的书。当时宣武门内路西头发胡同有一个小市，小市中也有几家书铺。我路过宣武门，常到小市旧书铺看看。我喜读《庄子》，除了阅读《庄子集解》《庄子集释》之外，也喜读宣颖的《南华经解》。当时家里有一部清初刻本的《南华经解》，比较破旧。在小市书铺中见到一部精刻本的《南华经解》，惜乎无力购买。(直到30年代，买到一部精刻大字本的《南华经解》，珍藏至今。)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小市书铺中遇到一部《庄子》，题“郭象评、向秀注”，是一部木刻本，不知是何人伪作。也因无钱没有买下，后来再也不见了。

30年代，我在大学任课，稍有闲钱买书。留心购求《张子正蒙》的各种版本，买到高攀龙的《正蒙释》、刘玑的《正蒙会稿》，都是明刻本。又买到《张子全书》的几种不同版本。当时许多收藏家都注意搜求诗词小说一类书，对于理学书很少有人注意。我则主要购买哲学书籍。50年代初，我请琉璃厂书铺的魏广洲同志寻找明代哲学家王廷相的《家藏集》，他为我找到了，共六函，印刷执掌都精美。据闻北京的《王氏家藏集》只有两部，一部存科学院图书馆，一部由我购藏了。后来友人王孝鱼同志受中华书局委托标点《王廷相集》，即借阅我所藏的进行校勘。老魏同志又为我买到一部明版《李太白集》，亦甚为精美。我还在琉璃厂买到清代中期谢刻本的《荀子》，嘉庆年间吴翦重刻宋乾道本《韩非子》，都十分精美，令人看起来怡心悦目。我看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知道宋元刻本的精美，惜乎无力购求，只能到图书馆善本室参观了。

我所见到的明刻本及清代乾嘉时期的精刻本，都十分精美，实乃一种价值很高的艺术品，乃是文化瑰宝。惜乎只能买到二三部，现在更是难以再遇了。

40年代至50年代初，北京饭店楼下有一个法文书店，卖西文新书。当时我也常到法文书店看看，买过一些新出版的英文哲学书，觉得十分方便。后来这个法文书店因故被封闭了。50年代后期，很难买到西文书籍了。现在看来，从文化交流来说，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买书不易，存书亦难。40年代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住房也很小，后来迁到新林院，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颇为方便。1952年迁到北京大学中关园住宅，建筑面积75平方米，居住面积不过30多平方米，比较窄小。当时购书不多，勉强够用。在“文革”期间，学校让75平方米的房屋两家改为三家，每家建筑面积50平方米，书籍就放不下了。后来哲学系文革小组还嫌我们住房太大，命令我从50平方米迁移到二公寓的一间半的小屋，书籍更无法存放了。迁移时我只好卖出了4辆平板三轮车的书，但存书仍然嫌多，只好堆积在半间屋中。当时也不允许多读书，“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正在流行，哪个还敢看“封、资、修”的书籍呢？其后逐渐落实政策，我的住房由一间半改为两间，1978年又由两间改为名义上的三室一厅，实际是二间半和一间小厅。书籍勉强存放，找起来非常困难，又兼年老体衰，无力多买书了。偶尔到琉璃厂旧书店游览，难免望书兴叹。因为没有放书的空间，也就轻易不买书。有时想起清末学者孙治让、现代史家陈垣先生都有几间大书房，不无羡慕之意。明知其不可求，也就安于陋室了。现在年过八旬，有时取出明刻及清代精刊，观览一番，也就很满足了。

清代思想家颜元(习斋)讥讽宋明理学家，说宋明儒者只会“读、讲、著”，意在对于书呆子痛下针砭。其实理学家除了“读、讲、著”之外，也还在考察、思索。如周敦颐、程颢以及朱嘉、陆九渊，也都长于吏事。我的一生似乎是在“读、讲、著”中度过，其实我是力求贯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写了一些书，幸而都能问世。四十岁前所写的哲学论稿，题为《真与善的探索》，1988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三十岁前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来也一再重印。前后出版了十几种书，实可庆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还想继续写。虽然无力更多买书了，但是对于书的感情还是一如往昔。

希望出版界多出新书、好书，在印刷上超过乾嘉时代精刻本的书。

喜读《新<三字经>》

传说南宋王应麟编撰的《三字经》，是一本流传久远，家喻户晓的开蒙书，篇幅不长，而内容丰富，包含基本的生活知识和历史知识，可以说是一本微型的小百科全书，到了今天，流传已久的《三字经》当然不符合时代需要了，但是《三字经》的体裁仍是值得注意的。最近，李汉秋同志主编的《新三字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采取《三字经》的体裁，以符合时代需要的基本知识为内容，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的尝试，确实具有很高的价值。

这本《新三字经》，以做人的基本道理为主要内容，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如此书的《前言》所说，此书“第一部分首先有选择、有重点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第二部分简要介绍祖国的悠久历史、人民的奋斗过程；第三部分赞美祖国的锦绣河山和灿烂文化。可以说是以爱国主义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融入了构成爱国主义基础的有关基本知识。”书中引用了许多生动的道德故事，将道德原则具体化形象化，适合于儿童教育。书中择举了许多历史人物、爱国志士、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提供了初步的文化史知识。同时配上了许多插图，可谓图文并茂，有引人入胜之效。

书中对于各段经文都加以释说，解说中有很多精彩之处。例如关于“义利”关系，解说认为：“我国传统精神是以义为上，这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见利思义，不取不义之财。第二层是见义勇为，敢于斗强暴，维护社会秩序，救人于困危之中。第三层是舍生取义，为了正义的事业贡献自己的热血乃至生命，这是以义为上的最高境界的要求。”这一解释是十分正确的，是十分深切的。

解释中也偶有失误之处，如“程门立雪”一条说：杨时和游酢拜访程颐，“站在大门外雪地里等候”。事实上，当时游杨是站在屋里等候。《程氏外书》卷十二记载此事云：“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悲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二程集》第429页）足证游杨是站在门内，并不是站在雪中。关于程门立雪的故事，近人每多误传，应以原来的记载为准。希望再版时加以更正。

我看了这本《新三字经》，非常高兴，愿向广大读者同志推荐。

我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常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看英文哲学杂志，借以了解西方哲学界的消息，并阅读一些感兴趣的哲学论文。当时北京图书馆看书的人不算太多，阅览室广阔，有恬静舒适之感。嗣后我到清华大学任教，经常进清华图书馆借书。清华图书馆全部开架，任读者检阅查找，真是琳琅满架，令人惊叹中国古籍之丰、西方名著之多。

1952年清华大学文理法学院都合并到北京大学，我调任到北大，当时北大图书馆系燕京大学图书馆旧址，虽然不如清华图书馆之大，但图书亦甚丰富，兼收北大图书馆与燕京图书馆的图书，当时也允许老教师进库查书。这时因教学关系，我不看西文书了，专看中国哲学古籍，查阅自己买不到的古书。我平时喜好买书，买过许多线装书，也买过少数善本。明刻本字体优美，清代乾嘉刻本精妙可喜。但因力量有限，能买的书究竟不多，不得不常到图书馆查阅。到北大图书馆书库阅览，然后方知未读书之多，自己家藏之书之少。广读博览还要靠图书馆。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大在东南门内北边开辟了第三阅览室，专藏旧燕京的线装书。我常到此处借书，此处的馆员服务热情，找书勤快，对教师借书帮助很大。

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新馆建成，规模较以前大多了，我也常来借书。有几年书库不开放，近年书库也开放了。但我年老力衰，很少上书库找书了，却常到教员阅览室看书。教员阅览室准备了常用的书籍，而且窗明几净，经常添置一些新刊书册，查阅比较方便。

明清时代曾经有许多藏书家，或建藏书楼，曾经起了保存书籍的良好作用。近代情况改变，今后很难再出现藏书家了。保存书籍的任务专赖各级图书馆。北大属高校之首，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