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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的大学很普通，但是对我的人生有着重大意义：它给了我学习的机会，关键是给了我一张毕业文凭，让我从一个农家子弟转身成了端上铁饭碗领工资的公家人。——这一点，是我们全家的希望：一个是自己能养活自己；再一个是多多少少还有点体面。 我家出身一点儿不显赫，甚至可以说比较低微。因为我现在都知道爷爷上一辈儿都曾经给东寨村李姓大户人家当过多年长工。当长工那是那个时候里连普通农家都不如的，这样出身的后代，不要说跟显赫了，简直跟一般普通人家都不能比。在那个年代，稍微差不多的人家是都不会给人当长工的。 到了爷爷那一辈儿，我们家应该是基本可以凭在我们山沟里劳作就可以维持生计了，似乎没再出山去当给人家长工。但是，要在那个山沟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亲弟兄干喳喳四个，父亲老大，——我没有姑姑。一家六口人，爷爷跟奶奶真的顾不过来。所以，父亲念书念到小学的时候就只能回家帮忙了。 其实，我现在一直在想，凭着父亲这一辈子见啥会啥的灵性，——父亲会木工泥瓦工，我们家盖了六七次房，门窗都是父亲叫村里一个人做帮手做的；后来承包西瓜园，苹果园；直到现在，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前几年爱上打乒乓球，这两年又忙着弄他那些心爱的造型活灵活现的拐杖。——如果当时家里条件允许的话，父亲读书一定会读得很好的。 可是，他是家里的老大，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爷爷奶奶需要他来做帮手。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那里的山贫瘠，水就是白杨泉水，供养我们的生活所需。山太贫瘠了，连烧火做饭的柴禾都要去山里头弄。父亲十六岁的时候，冬天就跟着爷爷他们那些成人进山里头打柴，弄到集市上去卖；地里的农活，他在那样小小的年纪已经很娴熟了，成了行家里手。 我的三个爸里，两个都是当兵出身。那个时候国家不考大学，当兵是唯一出路。这个主意是父亲给爷爷说的，把弟兄们都放在农村，不得了，就像把好好儿的松木料子放在院子后头，几年雨淋风吹一样就烂了朽了。于是，爷爷跟父亲发誓都要把能当兵出去的都弄出去当兵，先脱掉农民这张又穷又苦这身皮再说。 那个年代当兵也是要托关系走后门的，跟现在一样有很多人情关系。我们都不知道父亲在那个年纪是费了怎样的心思跟人家怎样拉关系让他的两个弟弟通过政审才成功当兵去的。二爸是在江西当兵的，我当时只有四五岁，有点儿很模糊的印象。小爸读到高中，没有高考政策，父亲就联系帮忙让顺利当了兵。小爸是在青海当的兵，那个时候我已经长大了一点儿，只记得小爸当兵走的时候，我们家门前鞭炮齐鸣，穿着军装的小爸，胸前戴着大红花神采奕奕，那么帅气。——从此，我们家门上永远挂着“军属之家”的金色牌子。 两个爸后来从部队回来后，虽然都有军衔，但工作问题也是父亲前前后后帮忙联系的，二爸去了法院；小爸回来后，他当时在部队级别比较高，国家要安置的，最后去了工商局。 也许是这些经历，让父亲对我们兄妹的读书有了特别特别的期待。他希望我们兄妹都能好好念书，考上学，不要再受他们那样的苦和累。这在表面表现出来的是严格，严厉。但这份严格和严厉后面裹着的疼爱和期望，都在我读二中的每周回家家里人早早儿就准备好的“馍”里头。——我们那个时候周末回家背馍，母亲说其实很多时候周末父亲一大早就一定要叮嘱母亲：“今天其他啥事情都不急着弄，先给娃把馍烙好。娃回来了中午给做顿好的，叫吃饱，把馍背上上学！” 那几年里的每个周末，给我烙馍成了我们家最大的事情，直到我背着一布兜馍去了学校，家里才恢复了往日的节奏。 我参加高考的那几天，父亲跟母亲在家里的焦急和担心，是我从他们托人送来的几样水果里感受到的：他们留话，让我考完试后，先吃饭，再洗净吃点儿水果。——农村的父母亲，大概能给参加高考的儿子做到的，也就这样了。 我艰难地考上后，最高兴的就是他们了。我要报名走的前一个晚上，村里为考上学的演电影。电影屏幕就挂在我们家窗台外头，从来不抽烟的父亲那天罕见的抽了一根烟；从来不喝酒的父亲，也罕见地喝了几口酒。 母亲呢，早早儿几天就把我要带的东西弄好了。棉衣，各样换季的衣物，就连毛巾啥的都准备好了。我呢，带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书。东西多了，只好放在一个平时我经常用的桐木箱子里。——这箱子也是父亲做的。被褥也是很大一堆子，只能先包成一个大包袱——我们不知道学校有被褥。 我人生第一次出远门去西安，父亲一直不放心，好几天就犯愁。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我得扛着大箱子，还有被褥那个大包袱。最后，在我要走的时候，父亲还是让二爸找了一辆去西安办事的吉普车，顺路把我送到了学校门口。 因为人家车记着要走，父亲只能帮我把东西下到学校门口，他随着人家的车走了。其实，父亲的心思是很想帮我把东西搬到宿舍，安顿好，他再放心回家的。可惜的是，人家顺车那么匆忙，弄得他连我们学校大门都没进。 我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扛着木头箱子和被褥，——它们像山一样压在我的肩膀上，弄得我去报到处的一路上，大家都以为是耍马戏来了。 当我放下“山”，接待处的男男女女的学长们都被惊呆了。好在一个负责接待的学长，帮我填了表，领了被褥，领我去宿舍。他跟我点点头，笑了一下，“哥们儿，没必要带这么多东西。” 我的宿舍是东五楼。去宿舍的路上，要穿过一条高大梧桐树引导的路，我感觉大学真好。不过，纷纷侧目的那些好奇的目光，却紧锁着我这个人看起来瘦了吧唧，但是劲头儿不小一脸轻松表情的我。学长使出吃奶的劲儿帮我扛着我的被褥，我扛着箱子——箱子里头书多，沉的多，他可能扛不动。 把我送进宿舍，学长就像锄了五亩苞谷地，汗珠子不断线儿地淌。我想让他歇一下，他逃也似地跑了。 我的宿舍没跟我们班同学一块儿，而是中文系另一个班。也就是说，我一个人来到这大西安，没跟自己班同学一个宿舍。这意味着我在孤零零之外又加了一层孤零零。我只能上课跟我们班同学在一块儿，下课回宿舍跟领一个班同学同宿舍。这让我在学会跟大家相处上难度增大了许多。 我来学校不几个月，好些同学问我：“你爸是不是教师？” 我很是莫名其妙。我说，“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是山里头来的。但是他经常告诫我：不说过头话，不做出格事！”他们都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好像理解好像不理解嘀嘀咕咕地走开。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他们的意思，从我的言谈举止和课堂上的表现，不像一个山里头来的没有多少见识的人。 这要得益于我的家庭氛围的长期熏陶。我们家虽然是小家小户，但是氛围好，和谐，尊长有序。二爸和小爸的同事战友来家里，第一杯水或者酒，一定是先给”老大”的——就是我的父亲。他们对父亲（他们的大哥）的尊重，在自己的战友，朋友，同事中，都形成了习惯。这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在言行上很注意，在学校就一门心思好好学习。 我在大学唯一的一次打架，我现在依然记得很清楚。 因为我是一个人跟外班同学同宿舍，而且，我的那个笨重的木头箱子的确占去了宿舍不少地方。——尽管我把它委屈地塞在放电壶的课桌底下。同时，为了弥补，宿舍打水，一般都轮流，一个人一次提两个电壶。——我们打水要去一楼开水房。我呢，几乎把打水承包了，一次提四个电壶，两只手各提两个电壶。我想用这样的表现来表示友好，拉近跟舍友的关系。 我们宿舍四个城里的，连我还有一个农村来的。那个农村来的，性子一看也比较弱。于是，自然而然地就分成了两派。城市对农村。 大概他们早对我或者我的木头箱子有点儿意见，所以一直就那么憋着，等机会。我初来乍到的，我回到宿舍，就在床上看书，打水的时候打水。他们呢，几乎也习惯了这种享受，或者干脆就觉得理所应当。 好像有一次，我因为忙其他事情，没顾得打水。下课回来大家喝水的时候，水不多了。他们就有了意见，阴一下阳一下地在那里埋怨。我也没言语，继续看书。因为没到打水的点儿，也实在没办法。最后，有一个城里的，戴着厚厚的眼镜，居然带点儿挑衅甚至侮辱性的词语骂我，我也忍着。接着呢，他看我不动，以为我怯，想在我跟前来扎个势，耍耍威风。所以，说着说着，这小子居然想越过摆宿舍中间的课桌扑过来揍我，旁边三个城里的假意在劝导拉他，但实际上没用力，甚至还鼓励他。 那一刻，我头脑很冷静：这一次要是认怂了，我一定会被城里这帮架家伙欺负完整个大学几年。那不是我想看到的！ 我其实眼睛瞅到了宿舍门背后一根擀面杖一样粗的一根四棱子木棍儿，不待他到课桌跟前，我麻利起身操起木棍儿瞄着他前面的课桌直接抡过去，就像武松打虎那个架势。木棍儿直接贴着他的头发梢子砸在课桌角上，在他前面断成了两截儿。他给吓呆了，眼镜都直打哆嗦。宿舍里的空气那一刻也凝固了。 我理都没理他们，自顾转身躺床上面朝里看书了。我听见他们城里几个嘀嘀咕咕了一会儿，一块儿出去了。宿舍的战场的残局是另一个农村来的舍友打扫的。其实我心里很有底儿，城里这些娃就是个纸老虎，喜欢咋呼。论打架，我小时候从来都是以敢下手出名的，他们哪里能想到啊。虽然父亲跟我说，不说过头话，不做出格事，但是我知道，在外边的时候，一定不要轻易示弱。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那以后，我们宿舍里倒是一片和谐，大家一直融洽相处到了毕业，现在还互相抠电话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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