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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闻范仲淹之大名，还是源自语文课本中的一词一文，词即《渔家傲·秋思》，文则是《岳阳楼记》，印象中都是初中课本所选文章。 当时这些文章都是要求全文背诵，我和同学比赛背诵岳阳楼记，结果一个早上也就都背下来了。岳阳楼记全文虽然不到六百字，但在我看来，其地位在中国古文史上独一无二，文中忧乐天下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更成为士大夫精神的象征。 词文作者范仲淹本人，亦是无双国士。 在《忧乐天下—范仲淹传》一书中，对范仲淹的人生种种进行了解读。这也是我今年阅读的第一本人物传记书籍。 《宋史·范仲淹传》载：“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 这说的便是范仲淹两岁丧父，四岁随母亲改嫁到朱家，取名朱说。二十五年后，复姓归宗，正式用名范仲淹。继父朱文翰一生为官，四处宦游，继子范仲淹因而也随之生活，并深受影响。 二十岁那年，范仲淹已然弱冠。青年范仲淹琴剑傍身，第一次离开家庭，前往关中游学。此次关中游学之行，历时半年有余，结识了不少关中俊杰。其中就有“国手音乐家”崔遵度。范仲淹师从崔遵度学古琴，并形成了终生习琴的习惯。范仲淹眷恋琴剑，一生痴心不改。尤爱《履霜》一操，陆游评论说，“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履霜，取自《易·坤》中的“履霜之戒”，寓意防患未然，自警自醒。 这一点，在范仲淹青年求学期间就可以看出来。据记载，范仲淹南都求学，不见帝王。 南都，即现在的河南商丘市，南都学社，宋真宗御笔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于庆历三年再次升级，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应天府书院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并称四大书院，应天书院为首。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求学五年，第四年的时候，宋真宗御驾亲临书院，一时间，万人空巷，应天书院的师生几乎倾巢而出，为了一睹圣颜，唯独范仲淹不惊不乍，独守书斋。 出仕后，范仲淹的性格依旧，敢言敢为，因此，八年宦海，三起三落。 宋仁宗未亲政时，上书《乞太后还政奏》，请求下放。 宋仁宗亲政后得到提拔，但因反对宋仁宗废后，再次被贬。 第三次返还京城时，范仲淹已经四十七岁。“权只开封府”，更爱管闲事。针对时任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现象，上书“百官图”，结果被污蔑为朋党，欧阳修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也一同被贬黜。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好友梅尧臣作《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理念，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第三次被贬涉及朋党，很多人都不敢与范仲淹走进。长亭送别的人寥寥无几。但也有一个毫无畏惧者在，便是集贤校理的王质，时年三十六岁，小范仲淹十二岁。青云直上的机会很大，但志不在禄，载酒往饯，抱病而来。并直言，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 这次被贬后，范仲淹又坐了五年冷板凳，直到西夏元昊举兵侵犯大宋，边关告急，危难之际，韩琦冒险担保举荐范仲淹。国家危难之间，年过知命的范仲淹没有任何推辞，随即赶赴边关，保家卫国。期间他率领宋军不断收复失地，并提拔点化狄青，助力后者能文能武，成为北宋一代名将，出将入相。同时，对前来投笔从戎的张载，勉以治学《中庸》，激励他苦学报国，终成北宋大儒，横渠四句，名垂学林。 历代名士曾这样评价过范仲淹： 黄庭坚：“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 朱熹：“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王夫之：“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 毛泽东：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在范仲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士君子文化核心价值：坚守个人尊严与自由，独立思考，大胆批判，安贫乐道，重义轻利，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向往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境界。在政治上，他们坚持“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在个人修养和追求上，他们坚守“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轮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这种士君子文化，强大到可以匹敌“前帝王文化”。一直到秦始皇出现，士君子文化遇到了帝王文化这个强大的对手后，才逐渐走下坡路，宋朝初期的士君子们，尤其以范仲淹为代表者，堪称绝响。 从道不从君，是宋儒士人文化的一大特色。恪守君臣之道，士志于道，以道侍君，不可则止。重提内圣外王，弘扬道统，成为士君子文化独立精神最新、最高体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们捍卫自由与独立的铮铮誓言。这种精神，在宋代以后的士人中，逐渐凋零，到明朝后期几近绝种，也直接给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堕落与不堪埋下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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