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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是法治，还是人治？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疑惑，今天我们继续介绍法家思想。 今天内容有点长，但可能让你对真正的法家思想，有新的认识，请耐心看完，或者点赞收藏起来多看几次。  法治，还是人治这是两种对立的治国理念和原则。法治是以客观的法为最高原则，而人治是以人的意志为最高原则。 作为一种治国理念，最基本问题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国富民强，究竟应该依靠一套客观的原则和规则，还是依靠少数贤明的政治领袖的主观意志。 这两种治国理念的争论由来已久，在古希腊，柏拉图主张的就是“哲人王”，贤人政治。 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就是由哲人王来治理的，这就是典型的“人治论”。 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则第一次提出和论述了法治理论，但西方法制的实现要等到17世纪左右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 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分权的理念，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后来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完成了三权分立的理论。 三权分立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分别由不同的机关掌控和实行、三权分立的法治理念，后来也成为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主要原则。  这是西方资产阶级对当时的封建贵族阶层、宗教王权制度的推翻，而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在先秦法家思想就开始了。 韩非子在《韩非子·有度》篇中就提出了“法不阿贵，绳不绕曲”的理念，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其实也是对当时封建贵族特权和利益的挑战。 当然法家思想家也因此遭到了各种打压，前面我们介绍了法家思想家很多都是当时非常激进的改革家和实践家，但也因为触及了当时权贵阶层的利益，因此大多都没有得到善终，死于非命。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他们到底是殉道者，还是阴谋家，或许并没有真相。 好了，我们还是回到法治和人治，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倡哲人王，贤人政治，我国古代儒家也提倡“圣王之治”。 相对于法家思想的“法治”，儒家思想就是“人治”，儒家认为，国家应该依靠圣人的贤德和智慧治理，而法家思想主张法治而不是圣王之治。 法家思想认为，国家要真正富国，就必须要推翻世卿贵族的特权和利益，法需要凌驾于人之上，法只服从于道，而不是服从于人。  为什么国家不能依靠少数圣人的德治和仁政呢？ 韩非子提出了两个核心的理由：一个人是人性本恶，一个是人的能力有限。 在法家思想看来，人的本性是好生恶死、好利好名、自私自利的，因此不管什么人都是靠不住的，必须靠法。 韩非子在《韩非子·有度》篇中就提出：国家没有永久不变的强盛和衰弱，坚决实行法治，那么国家就会强盛，否则国家就会衰弱。 为证明人性的恶，韩非子在《韩非子·六反》中举了个极端的例子，父母生孩子完全为私利，不是仁义慈爱心肠。生了男孩儿就高兴庆祝，生了女孩儿就郁闷，甚至杀掉。同样都是亲骨肉，结果完全不同。因为养男孩儿有好处，养女孩儿赔钱。 做父母的就如此算计，为了利益什么都能干得出，何况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呢？在利益面前，不存在仁义忠信。圣明君主治理国家靠的是“法术”，只有“赏罚”才能调动“自私”的人。 这是法家思想的“人性基础”。 所以，法家对儒家的“德治和仁政”嗤之以鼻，韩非子认为，道德作为善，只能鼓励善良的人做善事，对于恶人没有任何作用。 韩非子深知人性的贪婪，如果人人都把法作为谋私的手段，那么国家就必然混乱衰弱。韩非子说，楚庄王、齐桓公，让楚国、齐国称霸；燕昭襄王、魏安釐lí王，让燕国、魏国强盛，因为他们奉行法治。 现在这些国家都衰微了，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群臣百官都一心去干那些让国家混乱的勾当，而不去做使国家安定太平的事情。韩非子说，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 所以韩非子反对仁政德治，韩非甚至说，什么时候君主不讲仁爱，臣民不讲尽忠，国家强大的日子就到来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意味着一切都开始围绕利益这个主轴来运转，每个人实现自己利益的行动，就会形成促进国家强盛的合力。 人的本性是“恶”，都是趋利避害的，都是自私自利的，这就是说，在法家那里，人的自私自利不可能被克服，这就是人的天理，本性，如果这个性质改变了，人就不是人了。 以此为依据，法家提出了“以法治国”“重罚轻赏”，用奖赏去鼓励人的行为，用刑罚去遏制人的恶性，从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法家讲人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紧紧扣住富国强兵这个主题。换句话说，法家是从政治角度来观测人性的。 法家并非反对个人道德，而是反对仁政和德治，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其次，韩非子认为，由少数人圣贤治国，即便他们具有最高尚的德性，也是不行的，因为少数人的能力始终是有限的。 如果只靠圣人的眼睛、耳朵和大脑去治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韩非子在《五蠱》篇中说，古代的人可以靠人治、德治，是因为古代的人少，而今天的形势已经非常复杂了，人也比古代要多太多，如果还是靠尧舜禹那样的圣人之治，这无异于守株待兔，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就是韩非子提出的。 如果不能靠圣人之治，那依靠什么治国最好呢？法家思想提出了：法治，法源自天理，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理。 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法家思想是“人治”，是一种帝王专制，但其实先秦法家思想主张“法治”而不是“人治”，而且法家思想正好反对的就是“人治”，法是道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种体现，法治和人治是不同的。 法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才是人治，而不是遵循自然天道的法治。儒家思想主张仁义忠孝，是建立在人的个人情感基础上的，法家思想认为，这是一种人治，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道德自律建立起来的，这是不可靠的，因为人性恶是一种更强烈的天性。法家思想的法治才是真正脱离于人的本能情感的一种治理方式，它不依靠人的主观情感和判断，而是依靠客观的法来判断。 君主要依靠刑法，而不是仁爱和心情来进行赏罚，臣民有功就嘉奖，有罪就惩罚，臣不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用靠忠心耿耿的道德说教。 所以，韩非子说，国君只有明白了“不仁”，臣下只有明白了“不忠”的道理，才可以成为真正的“王者”。  那为什么韩非子要把“法”集中于“君王”呢，这不是一种人治吗？ 法家思想的目标是富国强兵，而不是让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韩非子认为，如果要强力推行法治，需要有人去监督和决断，那什么人去监督和决断呢？ 韩非子的答案是，一个隐形的“君王”，他在幕后通过对“法、术、势”的运用，从而实现无为而治。 实际上在法家思想中，君王只是“法”的代言人，他试图用君王的“无为”，让国家可以按照法实现无为而治，这也是法家思想为什么也推崇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的原因，是君王的无为，实现国家的有为，这种政治构想不可谓不高明，既保证了法的最高权威，也让法可以得到强有力地推行。 韩非子认为，监督和决断“法”的人不能太多，最好就是一个人，韩非子深知人性的邪恶，因此，让一个人在幕后掌握法的权威，是最保险的策略，但他后来的法治还是演变为人治，法的公权还是变成了很多官员的私权，甚至后来汉朝的帝王专制，这或许是韩非子始料未及的。 法家思想强调无为，不是所有人无为，而是君王无为。在《韩非子·主道》篇中说：“明君无为于上，而群臣竦惧平下。” 君主无为，而臣下才能有为。韩非子说，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判定是非的准则。 所以君主把握本源的“道”，就可以了解事物的由来；研究这个准则，就可以了解事物成败的原因。 因此君主用虚静无为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根据自身的性质去决断。所以法家思想的核心在于君王掌握“道”，掌握“法”，掌握法的方法和工具就是“法术势”的运用，只有这样君王才能真正实现无为而治。 但后来法家思想的法，演变为君王的专权，先秦之后的法家，其实也失去了法家思想的根本精神，所以要谈论法家思想，要具体谈什么时期的法家，以及谁的法家思想。  在韩非子看来，应该是通过君王的无为，来实现国家的无为而治，实现国家的国富兵强，安定繁荣，这是法家思想的目标，而不是让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不是法家思想的初衷，这或许是很多人对法家思想的误解，认为法家思想推崇专制，是一种人治，但实际上先秦法家的基本精神其实正好相反。 就像有人发明了刀，有的人用刀去除暴安良，保家卫国；有的人用刀去杀人放火，劫富济贫，这是刀的错，还是人的错？这值得我们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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