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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上海民革老档案——《解放前上海民革临时工作委员会简史》可以发现，内里有一页专门记载了“关于刘昌义的起义工作”的较为详细的内容。 其中就提到1948年秋，刘昌义作为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国民党51军的军长，在民革临工会委员刘云昭的陪同下找到王葆真秘密商谈起义的事情，后来刘昌义就在上海苏州河北岸率部起义。 只是，后来刘昌义却是被我党按投诚优待，未能享受起义将领该有的待遇。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误会，刘昌义后来的结局又如何？  为蒋介石所打压革命战争年代，刘昌义虽身处国民党阵营，却碍于种种原因不得蒋介石的优待，就连后来成为国民党留在上海市区的最高将领，也不过是被当了他人的替罪羊。 但刘昌义几十年戎马生涯，还是结交了不少老朋友、老同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后来积极对他做了策反工作，帮助他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也就让他在最后的关头做了最正确的决定。  刘昌义1905年出生在河北任丘，早年就读于西北军军官学校。从该校高级班毕业后，他进入西北军任职，从1930年蒋冯战争爆发开始就一直追随在冯玉祥的身边。 这是一场主要在中原地区的新军阀混战，包括冯玉祥在内，一众国民党军阀因军力编遣肇生不满，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却最终以蒋介石取得胜利作为告终。  彼时，冯玉祥已经加入国民党足有4年的时间，刘昌义跟随其后，自然也是国民党人，自然也是和蒋介石有利益分歧的人。这也是他始终难得蒋介石优待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冯玉祥一样，刘昌义对蒋介石颁布的不少政策存在异议。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懦弱的蒋介石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国联的身上，而对入侵中国的日军采取所谓的“不抵抗政策”，就遭到了冯玉祥、刘昌义的强烈反对。后两者自始至终主张积极抗日。  为积极促进抗日爱国力量的发展，呼吁团结抗战，1933年，冯玉祥赴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任司令一职，刘昌义也作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三师的师长，打出了抗日的旗帜。 他们很快率部北上抗击日本侵略军，并乘胜收复了察哈尔省的全部失地，一定程度壮大了国内的抗日气势。  等到国内爆发全面抗战后，刘昌义更是作为第一战区豫北游击总队司令，深入敌后与八路军相互合作，打了不少胜仗，也逐步扩大了队伍。 他的这些行动也得到了老上级冯玉祥的支持，两人都是国民党内少有的思想进步的人，为了抗日，一直主张国共合作。 只是，国民党当局并不乐意看到他们这样的举动。蒋介石看似同意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仍是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先解决“内患”，因此并不支持刘昌义在敌后和八路军合作开展的游击活动，反而对其多有歧视和打压。  一开始，刘昌义所率部队还能按时得到该有的军饷，及时补充武装装备用以和日军作战。 但后来，在蒋介石的示意下，国民党当局干脆不再向其所率部队发放粮饷，反而要求他们就地筹款，并自己想办法补给武器装备。而那个时候，冯玉祥也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有效为刘昌义争取。 如此，刘昌义和其率领的部队就陷入了困难的境地。没粮食、没武器的他们不可能在与凶残的日军的作战中取得胜利，危急时刻，为保下战友的性命，图谋更长远的未来，刘昌义甘愿顶着天下骂名假意投敌。  他这么做还有一个很直接的目的，那就是骗取日军的粮饷和军备，反过来给日军一个重创。 1941年，刘昌义就抓准时机，赶在日军顾问到其部队视察时突然反正。在当场击毙十几名日军佐尉级军官、歼灭600多名日伪军之后，他带着3万多名反正官兵返回了国统区，之后继续积极投身抗日活动。 刘昌义本人也因此特殊经历在国共两党扬名，得到了不少人包括中共领导人的注意。  只是，后来刘昌义依旧不得蒋介石的重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内战爆发，刘昌义多数时间赋闲在家，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蒋介石和其亲信部队自治无力扭转战局，他方重新得到启动，作为替罪羊被推到了前头。 但其实，很早之前，刘昌义就表现出了亲共的态度，1946年，他更是在一些老朋友的帮助下秘密接触了共产党，开始商谈起了起义的事情。  率部起义却按投诚优待最早动员刘昌义起义的人是刘云昭。后者是上海地下民革的委员，却和刘昌义尤其是刘昌义的朋友、曾任国民党苏北司令的李明扬很是熟悉。 和刘昌义的“慢半拍”不同，本是远房亲戚、又感情深厚如亲兄弟的刘云昭和李明扬二人很早就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且倒向了共产党的一边。  但他们也很关心刘昌义的处境。上海解放前夕，两人讨论之后，决定由刘云昭出面对刘昌义作出提醒。一方面是劝他不要充当他人的替罪羊，一方面也是为了给他牵桥搭线，让一向亲共的他能够通过共产党员王葆真加入民革，表明立场，争取善始善终。 后来，上海战役打响，也是刘云昭出面帮助刘昌义和解放军联系，最终在苏州河北岸发动了起义。  如此，抗日有功、在内战中无大过的刘昌义也免去了一场劫难，能够以全新的身份，继续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奔走。 这也是刘昌义率部起义的经过。 只是，刘昌义率部起义，却没有向其他起义部队一样保留部队编制和番号。这是因为在起义前的谈判中，与其联系的解放军的代表态度十分坚决，刘昌义也没有很在意这一点，所以双方还是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在协议书上签下了各自的名字。 但他的这一举动在后来却被错误定性为投诚。这与其中产生了一些误会有关。 事实上，早在1948年，刘昌义就通过刘云昭的帮助和王葆真取得了联系并且秘密谈妥了起义的事项。为了不泄露信息、好安排刘昌义率部响应解放军渡江南进，王葆真严格保密，始终与刘昌义单线联系，这就使得中共内部也就少有人知晓真正的实情。 遗憾的是，就在刘昌义准备按照商议好的事项行动之前，王葆真不幸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刘昌义和中共失去了所有的联络，未敢轻举妄动，一直到上海解放时才亲自向解放军前线的指挥官面洽妥当，并到其指定地点“投诚”。 之所以说是“投诚”，正是因为当时大部分人都误会刘昌义是在造币厂附近被解放军打得没办法了才“投降”的，并且还错误以为全程都没有民主党派做动员刘昌义起义的工作。 正是因为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当时不在，刘昌义又很难独自做出让人信服的解释，所以刘昌义就只能作为投诚将领，享受投诚将领应有的待遇，而不能向起义将领一样受到更多的优待。 恢复应有待遇刘昌义“投诚”之后，立即将苏州河以北市区国民党原有的阵地全部交给解放军接防。而他则按照解放军前线的指挥官的要求，到解放军81师师部，配合该部尽可能消除国民党其他部队的抵抗。 刘昌义很清楚，有些国民党部队根本不会听从他的命令，事实也是如此，当时驻守在上海的万泽仁部队就完全没有理会刘昌义的劝说，依旧坚持继续抵抗。但他还是很配合解放军的行动，亲自冒着被袭击的风险去劝说他们投诚，只是他们并没有同意，最终这些人都被解放军消灭了。 上海战役结束后，“投诚”的刘昌义现实被安排到华东军官训练团学习，之后就被安排到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任顾问。而他曾经率领的国民党51军也接受了改编，被安排着南下解放其他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一众国民党军官中，起义将领大多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不仅本人可以进入新中国的重要部门任要职，也可以继续担任军职，其所率部队还不会被打乱建制，而是能直接编入解放军的序列，在之后享受应有的军功评级和授衔等。 只是，刘昌义被错误定性为投诚人员，自然享受不到起义将领该有的待遇，只能按投诚优待，以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身份先后参与到上海和全国的建设当中。不过刘昌义也丝毫没有怨言。 好在1985年，政府在查明情况后还是为刘昌义恢复了应有的待遇。上海市人民政府也给刘昌义重新颁发了起义证书。 1994年，90岁的刘昌义离世时，心中已没有任何的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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