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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未血刃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部署，东北我军出敌不意，首先在锦州摆开了战场。我军主力六个纵队，以雷霆万钧之力，扫清了锦州外围，逼进锦州城垣。 十月十日，蒋介石急令郑洞国率部突围。长春守敌数次突围均遭我痛击而失败，自知突围已是飞蛾投火，即使有幸突出去，这支饿兵困军，也必在半途被我层层截击消灭掉，因而无心再做这种愚蠢的尝试。  十月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发动总攻，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范汉杰部十万余众。锦州大捷，引起东北战局的急剧变化。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长春空投手令，要郑洞国立即突围，并以“如再迟延有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裁判”相威胁。这种形势也加速促成了六十军的起义。 十月十四日，我军派遣入城的张秉昌、李峥先同志携带着曾泽生(六十军军长)、白肇学(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陇耀(六十军暂廿一师师长)的联名投诚信。来到我兵团敌治部所在地，敌治部主任唐天际与潘朔端、刘浩研究了信的内容.认为比较可靠，便向兵团司令部报告。这时.我兵团司令部正在开会，研究布置打敌突围问题。会上对曾泽生的投诚信，有一部分领导同志持怀疑态度，认为曾泽生耍花招，以假降骗人，实质是想突围，主张不予理睬。 刘浩认为，就他与陇耀等人的接触看，六十军在当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义是可能的，提出愿意冒险进去商谈起义。从当时的形势分析来看，我认为刘浩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应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如果能争取六十军起义，对解放长春将有决定性意义。退一步说，如果他们以此为手段突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完全有力量把他们消灭。 于是，我即与大家商定，一面把情况向东北局报告，一面派解沛然参谋长与刘浩一起去向张秉昌、李峥先转这了几点意见:对六十军起义表示欢迎，请曾泽生派正式代表出来商谈起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布置了防突围的准备工作。 东北局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即回电示，应相信六十军是真起义。十六日夜间，六十军派暂廿一师副师长任孝中和八二副师长李佐携带蒋介石十五日的空投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出城，作为曾泽生的正式代表与我方商定起义的具体计划。唐天际向他们转达了兵团领导的意见。欢迎他们起义，起义后的待遇与解放军完全一样。对他们提出要参加打新七军的要求答复说:六十军被围时间已经很长，官兵们吃不饱，身体虚弱，不必参加解决新七军的战斗了，起义后即出城。曾泽生得知我军的意见后很高兴，十七日使亲自与进城的刘浩一起出城，与我们最后商定防务交接计划。 十七日午夜十二点按照预定计划，我接防部}卖哨然进城，六十军同时撤出城外，开往九台休整。进城部队秩序井然，交接防顺利。天一亮，纵贯长春市南北的大同街以东地区便成了我们的天下。曾泽生起义后的当天，我与肖华在兵团司令部会见了他和部分起义将领。我说，你率部起义，我们竭诚欢迎。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你们丝毫不孤立，前途是远大的。我们对待起义部队的政治、经济待遇和我们解放军一样.不受任何歧视。曾泽生军长说:我感谢共产党对我军四万余众的争取和挽救，得到生存，今后绝对服从命令，接受教育改造。 我看曾泽生比较拘谨，就笑着说，你的思想上不要有什么顾虑，你打过日本人，还有战功呢，今后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可以坦率地讲。一家人了，要情同手足，并肩革命。我和肖华与曾泽生军长在一起照了相，以后东北电影制片厂还来拍摄了《民主东北》的记录影片。 在六十军开往九台的路上，起义官兵有的将帽徽扯下扔掉，有的索性将帽子都扔掉了。六十军开到九台后，我们派了慰问团去慰问，演《白毛女》、《血泪仇》等戏，启发起义官兵的阶级觉悟，大部分起义官兵表现是不错的，当然也有违纪现象。特别是地方土杂部队改编的暂五十二师，问题较多。我离开长春时，去九台看了这支部队。当对有部分同志主张，将五十二师缴械，或官兵分开。我回想改造红五军团时期的经验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指示，认为这样做不妥，支持了一些同志主张教育改造的意见，并调整干部去掌握这支部队。 当时要兵不要官的说法也传到曾泽生军长的耳中，他对我说，我的部队随你们调整，只是希望不要编的太散，我们师以上干部听从你们分配。我看他顾虑重重.即与他谈起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特别谈到北伐战争。我说，那时你在三军，我在二军，我们两个军是同路。那时我参加了国民党，还是师党代表。你们在抗日战争中打过日本人，有战功，我们国共两次合作。现在你参加了革命队伍，就更是一家人了。我们对于起义官兵都是有政策的。我们已作了决定，不久即会将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要派政治委员来，你的这些意见我们都会考虑，请曾军长放心，不要有什么顾虑。以后，这支起义部队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六十军起义后，郑洞国的后院起火，长春守敌更是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曾泽生起义时，曾想争取郑洞国和新七军一同起义，然而没有成功。六十军起义后，我们发动起义官兵利用各种相识的关系给新七军和敌指挥机关的官兵写信，促其举义。当时，中央考虑，郑洞国是东北“剿总”副司令，是黄埔一期生，所率是蒋军嫡系部队，又占据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市，争取其起义，对全国各大战场的蒋军官兵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有很大的意义。 十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拟电报给郑洞国，指出:“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柯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 电报抄好以后，我们即派代表遭过关系送进城去。但这时，郑洞国还颇有一些“正统军人”的愚忠愚孝思想，不肯起义。然而防守长春的半部的新七军却已土崩瓦解了。其中下层部队，已经与我军直接接触了。在大同街两侧，有的部队与我军的电话线已经架通，有的官兵过来与我军一起吃饭，从上而下都要求放下武器，纵然其长官一再命令突围，已全然无人听命。这真是众叛亲离了。十八日，新七军派代表与我兵团洽降，达成了协议。十九日上午十时，按照预定方案，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西半部。 至此时，长春市已全部解放，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从当时的情况看，要以武力攻占达栋大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为什么没有用武力解决呢？一是为了给郑洞国一个最后投诚的机会，避免生灵涂炭，对起义投诚的部队也是一个教育;二是照顾郑的部干部的良苦用心——使郑洞国能“体面的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二日后再降，要求我们发表“负伤被俘”的消息。因此双方商定二十一日晨四时郑洞国率其卫队投降。 二十一日凌晨，我带着部队接近了中央银行大楼准备接受郑的投降。四点钟，突然枪声大作，中央银行内向外无目标地射击，枪打得很高。当时潘朔端和我的秘书罗任如正乘坐我的吉普车到前方来，我的司机高桥还被流弹击中了腿。天亮时分，从沈阳方向来了几架飞机.在高空绕了儿圈后就回去了。不一会，枪声停止，敌人打出白旗，郑洞国率部投城。长春最后一座敌据点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事后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郑说，“不得不从长计议”。据说，枪响时，郑洞国打开报话机，向蒋介石作了“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的最后交代。 就这样，敌我双方在对峙了五个月之后，在我军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兵未血刃地结下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城下之盟。说来也巧，郑洞国所率领的守城部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十万人，而我围城部队的番号和实力也恰好是第一兵团十万人。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色彩。郑洞国率部投诚后的第二天，我与肖华在四家子兵团司令部会见了他。谈话中，我们对他放下武器表示欢迎，并希望他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些事。郑洞国当时十分颓丧，心灰意冷地表示，从此解甲归田，做老百姓。会见以后，我们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了他。饭后，他向我们道谢说，几个月来第一次吃这样好的饭菜。据我们的同志目睹，接收中央银行时，郑洞国的桌子上放着吃剩的马骨头。足见当时长春的困境了。 长春围困战役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是我军采取“久困长围”的方法和平解放具有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的第一个成功的战例。这一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撤退长春，回兵沈阳，全力增援锦州葫芦岛的计划，彻底拔掉了蒋介石安在东北我军腹地的一颗钉子，使我军能适时集中全部力量进行辽西会战，从而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这一战役的胜利，还为我军和平解放大城市提供了军事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也为据守其他大城市的国民党官兵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之路 长春和平解放，归功f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部署长春和平解放，是我围城部队正确执行中央军委、东北局“久困长围”的指示，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攻势三管齐下的结果，这种创造性的工作是值得总结的。长春和平解放，归功于在敌军内部冒着生命危险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怕牺牲，艰苦工作，掌握时机，与围城部队里应外合，成功地策动了六十军起义。长春和平解放，还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忘我支援。人民群众不但为我们援供后勤保障，还自觉地参加部队的封锁工作。同时曾泽生将军深明大义，毅然起义，为长春解放做出了贡献，郑洞国将军放下武器，率部投诚，也受到人民的欢迎。我们对一切起义和投诚的国民党军的官兵，都是以诚相待。只要是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人，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过好事的人.人民都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长春解放后的第三天，我们即接到总部的命令，日夜兼程南下，去参加沈阳外围战役全东北解放后即率部队入关，奔赴平津战役的战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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