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366年，云游四海的和尚乐尊，在漫漫流沙之间，在佛光启迪下，开凿洞窟弘扬佛法。北魏、西魏、隋、唐……在敦煌山岩上，在岁月风沙的啸声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次第盛开。只是，他不曾料想，自己主持开凿的石窟，在以后的岁月里，历经繁华与劫难……  “敦煌石窟保护神”——第一代守护人常书鸿留法十年，成就卓越；战火纷飞时，归国守敦煌；建立团队，扎根大漠，一路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护敦煌莫高窟安然无恙。  1935年的某一天，在巴黎塞纳河边散步的常书鸿，溜达到一家旧书摊时，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图录》。从此，这套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的图录，牵动着常书鸿的心，使他对敦煌莫高窟念念不忘。这念念不忘的回响，也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那时的常书鸿，在巴黎正可谓意气风发，彼时他的作品《湖畔》被选送参加里昂1933年春季沙龙展，并获银质奖;1934年在里昂春季沙龙展出的《裸妇》，得到了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作品并被法国国家收藏。那时很多画廊向他伸出橄榄枝，常书鸿完全可以凭借画廊的订单，在法国过着舒适而优裕的生活。但自从在塞纳河边“邂逅”敦煌以后，常书鸿便对莫高窟“一见钟情”，不能自已；曾经那个“倾倒于西洋文化、言必称希腊罗马”的青年，被敦煌艺术倾倒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要离开巴黎，朝圣敦煌。  1936年，常书鸿留下尚在学业中的妻子，和年纪尚小的女儿沙娜，独自一人踏上归国之路。但那时的中国，西北政局尚不稳定，常书鸿只好先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大型浮雕《皇后礼佛图》，被粉碎偷运出国，举国哗然，舆论四起；同为国宝，且历遭磨难的敦煌石窟，其研究和保护也被提上日程。 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极力推动对敦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在他提议下,国民政府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经过6年的漫长等待,1942年9月，常书鸿期盼已久的敦煌之行才正式启程。1942年冬,常书鸿只身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并在那里招募了5个志同道合的同志，于1943年2月，一行人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1943年3月24日，在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常书鸿一行终于抵达了魂牵梦绕的敦煌。常书鸿来敦煌之前，莫高窟附近的农民，不仅在洞窟里生火做饭，而且还在洞窟前放牧牛羊。“那时他面对眼前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巴黎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又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不保护连这些都会毁掉。”（《敦煌守护者一一父亲常书鸿与敦煌的历史情缘》——常嘉煌） 常书鸿的“敦煌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面对艰苦的环境， 常书鸿既来之，则安之。原本为绘画艺术而来，看到敦煌的实际情况之后，常书鸿开始带领大家，“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他们和民工一道,自制“拉沙排”,打着赤脚,清除积沙,苦战两个春秋,清除近十万立方米的流沙。接着,他们造了一条长达九百六十米的围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从此开创。” （常嘉煌） “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被流沙掩埋。虽然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异常艰苦，但大家工作情绪都很高涨。我们雇了一些民工，加上我们自己，在洞窟外面修建了一条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把下层洞窟的积沙推到了0.5公里外的戈壁滩上。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和修路、植树，这些工作我们整整大干了10个多月。”(《常书鸿日记手稿》)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却都在紧张进行中,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九十度的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涨,甚至恶心呕吐。为了搞清画中内容,父亲强迫自己念经文,然后在洞窟中面壁琢磨,一一对照。就这样,到一九四八年,他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八百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常嘉煌） 此后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几经风雨飘摇，甚至一度被国民政府撤销，常书鸿一手建立起来的研究队伍，在一夜之间也几乎全军覆没。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常书鸿凭借坚强的意志力，熬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和更加不堪回首的屈辱岁月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因为常书鸿等人打下的坚实基础，逐渐发展成为今天享誉海内外的敦煌研究院。 曾经有人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40年，筚路蓝缕而又光芒万丈的岁月，常书鸿一直坚守在敦煌，守护着莫高窟。时至今日，“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常书鸿，长眠在正对莫高窟大佛殿的公墓区。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赵朴初送他的五个字——“敦煌守护神”。在这个神佛满洞窟的地方，被称为“神”的凡人，惟常书鸿一人而已。  “敦煌学宗师”——第二代守护人段文杰扎根大漠60余年，临摹壁画300多幅，创下敦煌壁画个人临摹数量之最，是敦煌学的集大成者。  “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我着了魔，所以我到了敦煌。” 1944年，正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段文杰，在观看了张大千等人在重庆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和“西北风情写生展”之后，对敦煌的向往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段文杰，为了圆心中的敦煌梦，毅然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怀着朝圣梦前往敦煌。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段文杰不仅遭遇车祸，身体经受磨难，而且差点梦断途中——因为此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艰难的时局中面临被裁撤的危险。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兰州苦苦等待许久之后，敦煌艺术研究所虽历经波折，但总算保留下来了。1946年9月，段文杰终于抵达了魂牵梦萦敦煌莫高窟。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洞窟。这一看，就是60年之久。 “像一头饿牛进了菜园子，先在精神上饱餐了一顿。”看着洞窟里的壁画，段文杰在回忆录《敦煌之梦》中如是写到。一方面，段文杰被壁画的美深深地震撼；另一方面，洞窟风化脱落，手划刀刻让人不忍直视。“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 段文杰暗下决心。在惊喜和痛心之间，段文杰决定常驻莫高窟，好静下心来临摹和研究敦煌。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敦煌壁画340多幅，这一成绩创下了敦煌壁画个人临摹数量之最。“在莫高窟，段文杰扎实过硬的绘画功底，和丰富的学识，很快被所长常书鸿赏识。各项工作都逐渐步入正轨之后，段文杰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美术组组长，负责壁画临摹工作。”此后，段文杰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代理所长、副研究员，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后任院长。 在敦煌期间，段文杰及其同事们对莫高窟洞窟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至今仍在沿用。从1982年起，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我国敦煌学研究开拓道路。之后，段文杰连同1983的学术会，主持了1987、1990、1994年在莫高窟举办的共四届敦煌学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段文杰以他在敦煌学研究和组织工作方面的杰出成就，为促进中国敦煌学的长足进步，为改变“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不利局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98年，由季羡林担任主编、段文杰等任副主编，历时10余年，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数易其稿而成的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辞典》问世，这本书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的书籍，使得“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敦煌的女儿”——第三带守护人樊锦诗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2019感动中国给前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的颁奖词  “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樊锦诗如是说。这个出生在北京，成长在上海，少年去北大求学，青年到敦煌工作；从豆蔻少女到耄耋老人，从满头青丝到白发苍苍，从江南女子到敦煌女儿……时年82岁的樊锦诗，本以为去敦煌只要三四年，就可以回到故乡；却不曾想，这一去，就是一生。 “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樊锦诗毫不避讳，自己也曾有过离开的念头。“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  20世纪60年代，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敦煌“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和上面，在锅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樊锦诗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有一次竟然晕倒在办公室。可即便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樊锦诗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其实，在50多年的工作历程中，樊锦诗有很多离开的机会，但是在每一个选择的关键节点，她都选择了敦煌。 “经过了突如其来的很多事情，经过了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处，我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我选择留在敦煌，顺从人生的必然以及我内心的意愿。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樊锦诗语） 青春年少时，她带着一腔热血，走近敦煌；正当盛年的时候，她将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全都埋在西北漫天黄沙里。用半个多世纪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是敦煌的女儿。在成为莫高窟第三代守护人后，樊锦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她的前辈们“为莫高窟献出一辈子，吃了很多苦，毫无怨言，开业创基，才有了我们的今天。我在有生之年，能做什么，就还应该做一点什么。” 为此，敦煌研究院在樊锦诗的主持下，将“数字敦煌”的概念引入莫高窟保护中，目前已探索出彩塑、洞窟和大遗址的三维重建方法。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敦煌研究院永远要探索前进，事情是一个接力棒、一个接力棒在做，年轻人会继承老一辈创立的莫高精神，砥砺奋进，不断探索创新，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弘扬作出更大的贡献。” 随着数字化技术不断成熟，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 “这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敦煌保卫战，至今还在继续，如果没有樊锦诗这样的人，我们的敦煌，可能要比古代快一百倍的速度，走向死亡，如果没有樊锦诗这样的人，或许500年后，再也无缘亲眼目睹敦煌莫高窟，这份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守护国宝半个多世纪，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却用一生的守望，换来了莫高窟壁画的永久性保存，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这件事功德无量！” 《国家记忆》中关于樊锦诗的一期节目如是说。 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与众多民族的交融之处。她的传承与保护，传播与发展，不仅关系着敦煌的历史，也维系着民族和文化的融汇交流。面对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半生守望莫高窟的樊锦诗说道： “我总想，上天赋予我们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事。” 初见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先生时，樊锦诗也曾疑惑：他们是留洋归国的高材生，是艺术领域的天之骄子，他们从繁华的都市，到达这个没水没电、风餐露宿的荒漠之地，心甘情愿，没日没夜地临摹着壁画，守护者洞窟，一画就是数十年，一守就是一辈子，这究竟是为什么？ 没有人回答她。但随着她在敦煌守护的时间越长久，问题的答案也渐渐明朗起来——“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艰难困苦超尘世，一生守望不曾改，想来亦应是：“我心归处是敦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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