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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十一龄，侍先祖教授公（讳赞修，字述之）。于连州官舍，含饴袴枣，暇辄弄笔。先祖始教以临《乐毅论》及欧、赵书，课之颇严。然性懒钝，家无佳拓，久之不能工也。将冠，学于朱九江先生（讳次琦，号子襄）。先生为当世大儒，余事尤工笔札，其执笔主平腕竖锋，虚拳实指，盖得之谢兰生先生，为黎山人二樵之传也。于是始学执笔，手强甚，昼作势，夜画被，数月乃少自然。得北宋拓《醴泉铭》临之（铭为潘木君先生铎赠九江先生者，潘公时罢晋抚，于役河南，尽以所藏书籍碑版七千卷为赠，用蔡邕赠王粲例也。前辈风流盛德如此，附记之），始识古人墨气笔法，少有入处，仍苦凋疏。后见陈阑甫京卿，谓《醴泉》难学，欧书惟有小欧《道因碑》可步趋耳。习之，果茂密，乃知陈京卿得力在此也。因并取《圭峰》《处恭公》《玄秘塔》《颜家庙》临之，乃少解结构，盖虽小道，非得其法，无由入也。间及行草，取孙过庭《书谱》及阁帖模之，姜尧章最称张芝、索靖、皇象章草，以时人罕及，因力学之。自是流观诸帖，又隳苏、米窝臼中，稍矫之以太傅《宣示》《戎辂》《荐季直》诸帖，取其拙厚，实皆宋、明钩刻，不过为邢侗、王宠奴隶耳。时张延秋编修相谓帖皆翻本，不如学碑，吾引白石毡裘之说难之，盖溺旧说如此。少读《说文》，尝作篆、隶，苦盖山及阳冰之无味，问九江先生，称近人邓完白作篆第一，因搜求之粤城，苦难得。 译文：我十一岁的时候，侍奉我的先祖教授公（讳名赞修，字述之）。在连州的官舍里，我享受着悠闲的生活，有空闲时就会拿起笔来练习书法。先祖最初教我临摹《乐毅论》以及欧阳询、赵孟頫的书法，对我要求颇为严格。然而，我性格懒惰愚钝，家中也没有好的碑帖拓本，所以长时间下来，我的书法技艺并不精湛。 当我快要成年的时候，我开始跟随朱九江先生（讳名次琦，号子襄）学习。朱先生是当世的大儒，除了学问之外，还特别擅长书法和信函写作。他教导我执笔的方法，主张手腕平放、笔锋竖直，掌心虚空而指尖实在，这是他从谢兰生先生那里学到的，而谢先生又是传承自黎山人的二樵。于是，我开始学习这种执笔方法，开始时手感非常生硬，白天练习姿势，晚上在被子上画线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才逐渐变得自然。 后来，我得到了一本北宋拓本的《醴泉铭》来临摹（这本碑帖是潘木君先生铎赠送给朱九江先生的。当时潘先生刚刚辞去山西巡抚的职务，在河南任职，他把所藏的七千卷书籍碑版全部赠送给了朱先生，这就像是蔡邕赠书给王粲的典故一样。前辈们的风度和高尚品德如此，我顺便记录下来）。通过临摹这本碑帖，我才开始领悟到古人书法的墨色和笔法，虽然有些进步，但仍然感觉自己的书法显得疏落。 后来，我见到了陈阑甫京卿，他告诉我《醴泉铭》很难学，而欧阳询的书法中，只有小欧阳的《道因碑》是可以学习借鉴的。我按照他的建议练习，果然书法变得茂密起来，这才知道陈京卿的书法之所以出色，就是因为他学习了这个碑帖。于是，我又一并临摹了《圭峰碑》《处恭公碑》《玄秘塔碑》和《颜家庙碑》，这才稍微理解了字体的结构。虽然书法只是小道，但如果不掌握正确的方法，是无法入门的。 我有时也练习行草，取法于孙过庭的《书谱》以及阁帖进行临摹。姜尧章最推崇张芝、索靖、皇象的章草，认为当时很少有人能及得上他们，于是我也努力学习这种字体。自此之后，我广泛浏览各种碑帖，又陷入苏轼、米芾的书法窠臼中，稍后用王羲之的《宣示表》《戎辂帖》《荐季直表》等帖来矫正，取其拙朴厚重的风格。但实际上，我学习的这些碑帖都是宋、明时期的钩摹刻本，不过是邢侗、王宠书法的奴隶罢了。 当时，张延秋编修对我说，所有的碑帖都是翻刻本，不如学习碑文。我引用白石毡裘的典故来反驳他，可见我那时是如此地拘泥于旧有的说法。我年少时曾学习过《说文解字》，也曾尝试过写篆书和隶书，但觉得盖山和李阳冰的书法缺乏韵味。于是，我向朱九江先生请教，他称赞近代的邓完白写篆书是第一流的，于是我在粤城四处搜寻他的作品，但很难找到。 这段文字详细记录了作者学习书法的经历，包括他所临摹的碑帖、他遇到的困难、他的思考和感悟，以及他对前人书法的评价和鉴赏。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书法的学习非常认真和用心，他在不断摸索和实践中逐渐提升自己的书法技艺。 原文：壬午入京师，乃大购焉，因并得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百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惟吾性好穷理，不能为无用之学，最懒作字，取大意而已。及久居京师，多游厂肆，日购碑版，于是尽见秦、汉以来及南北朝诸碑，泛滥唐、宋，乃知隶、楷变化之由，派别分合之故，世代迁流之异。嘉兴沈刑部子培，当代通人也，谓吾书转折多圆，六朝转笔无圆者，吾以《郑文公》证之。然由此观六朝碑，悟方笔无笔不断之法，画必平长，又有波折，于《朱君山碑》得之。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廉卿，曾文正公弟子也，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其在国朝，譬之东原之经学，稚威之骈文，定庵之散文，皆独立特出者也。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又得邓顽伯楷法，苍古质朴，如对商彝汉玉，真《灵庙碑阴》之嗣音。盖顽伯生平写《史晨》《礼器》最多，故笔之中锋最厚，又临南北碑最夥，故其气息规模，自然高古。夫艺业惟气息最难，慎伯仅求之点画之中，以其画中满为有古法，尚未为知其深也。赵蒨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赵蒨叔之罪也。夫精于篆者能竖，精于隶者能画，精于行草能点，能使转，熟极于汉隶及晋、魏之碑者，体裁胎息必古。吾于完白山人得之。完白纯乎古体，张君兼唐、宋体裁而铸冶之，尤为集大成也，阮文达南北书派论，谓必有英绝之士领袖之者，意在斯人乎？吾执笔用九江先生法，为黎谢之正传，临碑用包慎伯法。慎伯问于顽伯者，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借吾眼有神，吾腕有力，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深至之，或可语于此道乎！夫书小艺耳，本不足述，亦见凡有所学，非深造力追，未易有得，况大道邪？ 译文： 壬午年我进入京城，于是大量购买碑帖，因此也得以收藏了汉、魏、六朝、唐、宋的碑版数百本。我悠闲地欣赏研究，下笔时与俗书相去甚远，这时我才恍然领悟到学习字帖并非正确之道。然而，我生性喜好穷究事物的原理，不愿做无用之学，对于写字也最为懒惰，只是取其大意而已。 后来，我长时间居住在京城，经常游览厂肆（古时的市场），每天都购买碑版。因此，我得以尽览秦、汉以来及南北朝的诸碑，广泛涉猎唐、宋碑刻，从而明白了隶书、楷书演变的由来，以及它们派别分合的原因，还有历代书风的变迁。嘉兴的沈刑部子培，是当代的通才，他评价我的书法转折处多圆润，但六朝书法的转折处并无圆润之笔。我则以《郑文公碑》为例进行反驳。然而，通过研究六朝碑刻，我领悟到方笔并非笔笔断开的，每一笔都需平长且有波折，这一点我在《朱君山碑》中得到了领悟。 湖北有位张孝廉裕钊，他是曾文正公的弟子。他的书法高古浑穆，点画转折都毫无痕迹，而意态却特别峻峭，其神韵都体现了晋、宋书法的精髓。他真正能够甄别晋、魏书法，融汇宋、梁风格并培育齐、隋书风，千百年来无人能比。在我们清朝，他的书法可以比作是戴震的经学、张惠言的骈文、王念孙的散文，都是独立特出的。我得到他的书法作品后，仔细研究他的落墨运笔，发现其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折处必提顿，以方笔写出圆势，落笔时含蓄，以圆笔写出方势。因此，他的笔锋虽锐实而留有余地，墨色虽涨而实显洁净。我这才大悟笔法之道。 我又得到了邓顽伯的楷书作品，其字迹苍古质朴，如同面对商周的彝器和汉代的玉器，真可谓是《灵庙碑阴》的继承者。邓顽伯生平写得最多的是《史晨碑》和《礼器碑》，所以他的中锋笔法尤为厚重。他又临摹了大量的南北碑刻，因此他的书法气息和规模自然显得高古。在艺术领域，最难的就是形成独特的气息，慎伯仅仅在点画之中寻求古法，认为画中满即为有古法，这还未能深入其精髓。赵蒨叔学习北碑，也自成一家，但他的书法气息过于靡弱。如今，天下人多谈论北碑，但大多都写得靡靡之音，这实在是赵蒨叔的罪过。擅长篆书的人能写竖笔，擅长隶书的人能写横画，擅长行草的人能写点和使转。对汉隶以及晋、魏碑刻熟悉至极的人，其书法体裁和气息必定古雅。我从完白山人那里得到了这一点启示。完白山人的书法纯然古体，而张君则兼采唐、宋书法的体裁并加以熔铸，尤为集书法之大成。阮文达在南北书派论中提及，必须有杰出的领袖人物来引领书法的发展，他指的或许就是张君这样的人吧？ 我执笔的方法采用九江先生的方法，这是黎谢正传。我临摹碑刻时则采用包慎伯的方法。慎伯曾向顽伯请教，通过领悟张廉卿的书法意趣而明白如何下笔，通过深入研习南北朝碑刻而懂得书法的气韵和格调。可惜我的眼力虽好，手腕也有力，却不足以充分表达这些领悟。如果将来能有闲暇时间深入钻研，或许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吧。书法只是一项小技艺，本不值得大书特书。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无论学习什么，如果不深入钻研、努力追求，是难以有所成就的。更何况是大道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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