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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说到，教员带领秋收起义队伍开拔南下，但南下的路途也充满艰辛。 此时，秋收起义原本五千人的部队已经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其中还有大量的动摇分子，包括师长余洒度和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好在总指挥卢德铭坚决支持教员，才让教员的决定顺利通过。虽然教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地位远高于其他人，但教员之前在党内从未做过军事工作，而卢德铭作为总指挥，是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长官，能力出众，所以，有他在，余洒度即使心中不满，也只能服从。 但是，行军途中，由于第三团团长苏先俊战前侦察不力，战斗过程中又出现指挥错误，为掩护部队前进，卢德铭挺身而出，从前队折回，带领一个连抢占高地阻击特务营和保安团，同时指挥被打散的第三团官兵向前卫部队靠拢，在此过程中被一颗子弹击中右胸，壮烈牺牲。教员痛惜不已，叹道：“还我卢德铭！给我3个师也不换。” 卢德铭牺牲后，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这时，教员得到消息，莲花县城防守薄弱，于是攻打并取胜，从牢房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百多人，并开仓放粮，这次胜利，才让军队的情绪恢复了一些。但是，失去了卢德铭的压制，余洒度变得肆无忌惮，多次和教员顶撞并动摇军心，教员则选择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并亲切谈心，来提升士气，可还是挡不住一部分人脱离队伍。队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三湾，这时的人数，已经不到一千人啦。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教员的处境：这支军队可以说已经濒临绝境，政治和军事上都十分过硬的优秀指挥官卢德铭已经牺牲，目前军队上职位最高的是人品和能力都堪忧的师长余洒度，当然，那个导致卢德铭牺牲的罪魁祸首团长苏先俊也活着，这俩人都是完全不可靠的，后来也确实逃离队伍了，余洒度还向中央状告教员，且他俩都叛变了，余洒度后来因为贩毒被蒋介石枪毙，苏先俊被捕后出卖了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导致郭亮牺牲，后来被我军抓住并处决。虽然教员当时已经得到关于井冈山的消息并明确接下来的目标是去井冈山，但如果再不及时整顿军队，人心就散了。 如果换成其他人，能把队伍稳住就算不错了，但教员是什么人，他一路之上，都在观察在体验在调研，他发现并总结了队伍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他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一切。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重要，当无数问题涌来，别人只会解决眼前最棘手的问题，然后又被下一个问题困住，教员则不然，他会把最大的困难当成最好的机会，然后，直击问题核心，一出手便拳拳到肉，招招见血，在绝境中使出神来之笔，这次的神来之笔是“三湾改编”，到下次，就是“四渡赤水”啦。 在讲“三湾改编”之前，我想再补充一段教员的经历，那就是，教员年轻时，曾有过一段“新村梦”。 1918年6月，教员在湖南一师毕业了，他和一些没有找到工作而又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工读同志会”的组织，大家寄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教员等就在半学斋里开始了“新村梦”。当时，教员他们都很穷，赤脚草鞋，上山捡柴，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吃的是蚕豆拌米煮的饭，就这，还有一顿没一顿的。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他们一边读书，一边作今后的计划，大家精神上感到分外振奋。 1918年8月中旬，教员经恩师杨昌济推荐，离开半学斋，到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同时，担任湖南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的“驻京办主任”，他的“新村梦”在这里再次延续。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在此期间，教员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中”。教员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了密切的关注。 1919年12月18日，教员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30多人第二次来到北京，开展驱张活动。这一次，他遇到了“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周作人虽然日后成为汉奸文人，但此时却是一个追求上进者。1920年春，教员到周的“新村”考察、参观。 1920年2月，教员又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在考察了周作人的，又参观了王光祈的新村后，教员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 在这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中，他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教员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 他设想：“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 设计后，教员为继续驱张起程赴上海。在上海期间，他还和彭璜、张文亮等人过了一段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工读生活。再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人员各奔东西，这份计划也就“无限期地推延”了。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段经历，是因为所有讲“三湾改编”的人，都只是列举了具体措施，却对教员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挖掘不够。 我们先说具体措施有哪些，我们一般在书上看到的是三大举措：第一是缩编，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改编时，教员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其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其实，除了这三条，还有一条十分重要，那就是：废除“军饷制”，改为“供给制”。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四条举措有什么特点： 首先是缩编，这个不用讲，这是当下的紧急问题，既然师长余洒度和第三团团长苏先俊都不可靠，部队人数也大为减少，那就把部队从一个师变成一个团，另择一人做团长。至于其他的军事干部，教员也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他们放到“军官队”里，等以后招募了更多士兵再任用。对于士兵，既然有人本来就想逃，那也不拦着，免得他们动摇军心，不如好聚好散，那么，留下来的，就是铁了心一起走下去的人，有了这批真心拥护的人，后面的所有改革，也都能更顺利地推行。 接下来这三招，每一招，都直指旧军队的弱点，而一旦改造完成，一支新军队就会诞生。虽然这支新军队人数很少，但这恰恰是优势，如果是一支庞大的部队，改造起来会困难重重，但正因为人少且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改造成本反而更低，之后，再用这支改造过的军队，不断影响更多军队，就能对军队这个物种完成一次脱胎换骨的重塑。 第一招，官兵平等。这在旧军队是不可想象的，军队是最讲究服从的地方，如果人人平等，士兵凭什么听从长官的命令？如果士兵各自为战，军队不可能有任何战斗力。所以，旧军队处处和“平等”反着来，旧军队讲究“将贵智，兵贵愚”，还要用各种方式强化等级差异，甚至刻意制造军官的神秘感，再加上一些令士兵恐惧的制度，就是为了让士兵们能够坚决服从命令而不敢质疑。教员一出手，则直接剥夺了官长们的一切特权，还设置了制度保障，那就是士兵委员会。教员深知，一盘散沙的人，是没有力量的，只有组织才有力量，所以，他直接设置了一个士兵组织，用组织对官长进行监督。 第二招，党指挥枪。我们常说的“支部建在连上”是代表性举措，事实上，连班排都有党小组，真正做到了党和军融为一体。自古以来，军队就讲究“端谁的碗，服谁的管”，兵对将有着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只有宋朝比较特殊，搞出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制度，结果战斗力极差。近代曾国藩组建湘军 ，就明确提出了“兵为将有”的原则，教员所在时代的各路军阀们更是把“兵为将有”贯彻得非常彻底，这也是为什么军阀们打仗经常“不动如山”，因为兵被看成私有财产，也是军阀们立身的基础，如果帮助别人牺牲了自己的部队，自己就完了。但是，教员完全否定了这一点，兵绝对不能跟着将走，同时，兵又不能变成宋朝那样毫无战斗力，换句话说，这支军队既要有绝对的忠诚，又要有绝对的战斗力，那么，“党指挥枪”就是原则，“支部建在连上”就是解决方案。当然，教员不是靠天才的灵光一现想到这个法子的，而是他发现，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一路之上都有人开溜，只有一个连队例外，那就是何挺颖担任党代表的一连，不仅没人离队，还士气高昂，教员马上虚心向何挺颖请教，在和何挺颖聊完之后，一套完整的方案，在教员脑海中形成了。这就是教员的特点，能够敏锐地发现好东西，然后吸取别人的智慧为自己所用，更关键的是，还能大大升华。 第三招，废除“军饷制”，改为“供给制”。自古以来，当兵拿饷，天经地义。当然，也有不拿饷的军队，那都是劫掠为生，军纪极差，教员肯定不要这样的军队，相反，教员要的是，一切缴获归公、集体统一分配、军纪严明且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这可能吗？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连开国大将黄克诚都说：“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是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能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这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可是后来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教员为什么那么笃定这件事可行，就是因为，他知道，他通过“官兵平等”给了底层士兵足够的尊严，又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思想教育，提升了所有人的觉悟，那么，他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 没错，教员的这三大举措，都指向了同一件事，那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词，每个人都听得耳朵都长出茧子了，但什么叫共产主义，没有人说得清楚。课本上的说法是，只有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又说，原始社会，因为物质极度匮乏，所以实现了原始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和物质是否丰富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很可能没有关系，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叫“人间天堂”，是一种人人都想追求但压根儿不存在的东西，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不信了。所以，共产主义也许有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精神极大解放，至于物质，可以多也可以少，甚至少一点更好，因为，物质很多时候和欲望成正比，和更高级的精神享受成反比。 这就要回到教员的“新村梦”啦，他当年体验过赤脚草鞋、上山捡柴、远处挑水、食不果腹的生活，但因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人搞特殊，所以，谁都不会在意这一点，相反，他们通过共同读书和计划未来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愉悦。后来，教员殚精竭虑地设计了一个“岳麓新村”计划，在他的计划里，“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虽然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得到实施，但你觉得，教员放弃了吗？这样的计划只会在他经历过很多事情并更新很多思考之后，从“空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变得更加实际落地，但其精神内核永远不变。 所以说，“岳麓新村”计划和“三湾改编”实践，虽然中间隔了七年，但其精神内核是高度一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平等是人类最底层的需求，当教员看着这支赤脚草鞋的军队的时候，他知道，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物质，事实上，那时的他，也给不了，但他能给他们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平等和尊严。教员也不相信有谁是天生思想觉悟低下的，在他眼里，人人都是可教育的，甚至可以达到圣贤的高度，所以，他后来在诗中说“六亿神州尽舜尧”，这是他自始至终不变的信念。 现在，让我们再看“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只是让我们得到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吗？也许，从那一刻起，“共产主义”的种子，已经在很多人心中发芽。也许，他们没有读过很多书，听不懂大道理，但他们亲身感受过什么叫“财产公有，共同战斗，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他们物质上极度匮乏，但他们的精神获得了解放，否则，他们怎么可能迸发出那样的战斗力？ 但是，军队本质上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教员可以在军队里实现他的想法，但不代表这些想法，可以在整个社会推行。更何况，他是从几百人的火种开始，重建了一支军队，但他能重建整个社会吗？即便是新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来自旧时代，这里面，有多少人的思想是顽固的，甚至带着几千年不平等社会的烙印，他能改造所有人吗？但转念一想，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等着他来改造，而不是我们自己看到那个成功的案例之后，想想如何改造自身呢？ 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们也许改造不了社会，但我们可以改造企业，因为企业，也是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且远比军队规模小。如果要改造企业，我们能否从“三湾改编”里学到一点精髓而不只是皮毛呢？毕竟，没有哪个企业家能拒绝拥有一支“目标坚定、思维活跃、听从指挥、纪律严明、热情奉献、作风优良、战斗力极强“的干部及员工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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