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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说毛主席留在陕北转战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情报系统的作用。我方情报系统把胡宗南指挥系统渗透成筛子了。 但情报谍战没有永远的赢家。 1947年9月，在彭德怀与胡宗南决战的沙家店战役之时，在我军从解放区向国统区大反攻的前夜，我党以西安为中心的北方地下情报系统却遭受了灭顶之灾，被国民党几乎是一网打尽。 而这一切的突破口就是北平情报小组秘密电台负责人李政宣。 李政宣，成了我党情报系统1947年最大的伤痛。 需要说明的是，我党的情报中心在西安，而不在北平。北平情报小组是西安情报系统的一个分支。 北平情报小组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成果卓著的情报组织。它的情报来源早已发展到国民党军队高层系统。它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量大，涉密程度非常高，多次受到中央表扬。北平情报小组的成就和形象并不因李政宣的被捕叛变而受损。 1、那些叛变者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叛变者。 1946年5月19日，东北四平保卫战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王继芳叛变投敌。 王继芳有着完美的革命履历。他是四川巴中人，长征到延安，抗大毕业，抢占东北时跟着林彪到东北，升任作战科科长。 王继芳的叛变给东北民主联军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他随身携带了大量机密文件，并以此换得了国民党军的少将军衔，被调到军统工作。 1949年国民党败退时，毛人凤抛弃了这个叛徒。重庆解放后，王继芳被人民政府捕获，专程送到四野总部驻地武汉。 王继芳于1950年被枪决。 1946年8月，中原突围，中原军区司令部第3处第2科科长甄俊儒在突围时被捕，随即叛变投敌。 甄俊儒是技术专家，他向敌人提供了我军技术侦察工作的组织规模、侦控范围、破译能力、破译方法等核心技术机密，导致敌人作废现用密码，改用新型密码，给我方的技侦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甄俊儒被国民党军释放后，又回到山西三交后方委员会的军委二局，随后被揭露了出来。 1947年11月24日，军委二局召开干部大会，声讨甄俊儒的投敌叛变罪行，会后甄俊儒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2、西安情报系统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我党利用合法地位在国统区活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进行了广泛布局，建成了范围广层级深的情报网。而且有许多关系是闲棋冷子，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根本不动用。 1947年，我党在西安有两个情报系统。 一个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直属的王石坚情报系统。 一个是王超北的西安情报处系统。 这两个系统中，有着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的陈忠经、熊向晖和申健。 王石坚 王石坚，1911—1982，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逮捕，1935年6月被移送南京受审判刑8年。 抗战开始后，我党将关押在南京等地的政治犯保释了出来。王石坚出狱后来到延安，被委以重任。 1941年夏，中共中央社会部派王石坚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与陈忠经、熊向晖、申健等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络，发展组织、搜集情报。 王石坚用中央特批的300万元经费，经胡宗南同意，在西安西大街开了一家研究书店。陈忠经任董事长，王石坚任经理。他们接着又办了《新秦日报》，在全国各地设办事处派记者，情报搞得风生水起。 从1941年来西安，到1947年因为李政宣叛变而第二次被捕，王石坚在6年内建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接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巨大的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陈忠经，后三杰 陈忠经，1915—2014，江苏仪征人。也是北大的，经济系，比王石坚小三届。陈忠经比师兄王石坚厉害，是北大学生会主席。 1937年，陈忠经报名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然后从长沙来到西安，取得胡宗南信任，当上西安市三青团书记。 1940年，陈忠经冒险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共产党人联系，不久成为了中共党员。 随后，经周恩来安排，陈忠经与熊向晖、申健构成我党在胡宗南集团内部最重要的情报网。 申健，后三杰 申健，1915—1992，河北大城人，北平师范大学。 当时胡宗南招募大量青年，申健来到西安后，深受胡宗南赏识，接替陈忠经任西安市三青团书记。 申健利用三青团组织，掌握了大量情报，他还加入军统和中统。申健利用三青团书记的身份救过王石坚。 熊向晖，后三杰 熊向晖就不介绍了吧。 王石坚曾几次让熊向晖去偷胡宗南的密码。 但熊向晖认为这样太冒险，一旦暴露就会前功尽弃。正因为熊向晖的谨慎，所以一直得到胡宗南的信任，从未露过破绽。 不暴露自己，这样在关键时刻，熊向晖才能及时发挥重要作用。 1947年7月，胡宗南还把后三杰都送去了美国留学，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三人才回国归队。 戴中溶，比熊向晖还牛的机要室副主任 后三杰走后，王石坚的情报来源主要是戴中溶。 戴中溶是熊向晖都不知道的存在，是王石坚的王牌，因为他是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 戴中溶，1909—2007，上海人，上海交大电机工程系。1934年毕业时正赶上胡宗南到交大招人，他便成为胡宗南军中的一员。 戴中溶技术超强，他为胡宗南建起了完备的军用无线电台系统，受到胡宗南的器重和信任，后任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同时兼任电讯科科长、无线电训练班副主任。 交大厉害啊！ 1938年，戴中溶的妹妹戴中扆来西安找他。妹妹的到来令痴迷技术的哥哥对延安有了向往之心。 延安，革命圣地，哪个热血青年不向往呢？ 戴中扆，后改名黄葳，就是后来新中国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的夫人。 戴中溶希望去延安参加革命。当时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情报工作的吴德峰知道后，考虑到戴中溶身份特殊，劝他留在胡宗南身边，不要离开。 戴中溶可太牛了，许多机密电报熊向晖是看不到的，而戴中溶作为机要室副主任，却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 以至于，很多机密电报胡宗南还没看到，戴中溶已经看过了。 戴中溶这个重要的内线由罗青长单线联系，罗青长回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后，把戴中溶又交给了王石坚。 1947年10月，王石坚被捕，戴中溶也被捕。 但戴中溶不是王石坚供出来的，而是北平那边的被捕人员牵扯出来的。因此胡宗南还不相信，为戴中溶开脱，所以戴中溶在监狱中没受到迫害。 胡宗南对他招来的这些高材生确实挺好的呀。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戴中溶被解放军救出。新中国成立后，戴中溶归队，1950年入党。 王超北，第二条线
1936年西安事变后，王超北公开身份，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总务科长。 全面抗战开始后，王超北建立起了西安情报处。在他的情报系统的成员中，最重要的是李茂堂。 李茂堂 李茂堂，1906—1953，陕西渭南人，1921年进入西安电报局开办的电信人员传习所学习电报技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9月，李茂堂因叛徒告密被捕，押送南京反省院。 中统局长徐恩曾派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叛徒杜衡劝降李茂堂，李茂堂转而成了中统特务。 1941年，李茂堂任中统陕西调查室副主任，他通过王超北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取得联系。 此后，李茂堂利用他的特务公开身份，向党提供了许多政治情报和军事情报。
1945年8月，李茂堂以国民党中央视察员身份去延安，王超北以商人身份跟随。李茂堂到延安后，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热情迎接了他，欢迎他归队回家。 李茂堂郑重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经毛泽东批准，李茂堂再次入党。 3、北平情报组坏事 先兆 北平情报组坏事其实是有先兆的。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电报被紧急送到周恩来的案头。 密电上说：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电文中所称的“孙”，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 这封电报是余心清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中共党员陈融生，联系北平情报小组的秘密电台发出的。 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成员，其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 这是个好消息，但周恩来却大为震怒，因为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可能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泄密后果。我党有着严格的保密规定，在敌占区绝对不允许未经批准自行建立横向关系。 与孙连仲这样的统战对象接触，不是北平情报小组职责范围之内的工作。 越权是体制内的大忌啊！ 周恩来找来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要他马上发电报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嘱咐他们以后要特别谨慎，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万勿轻举妄动。 周恩来要求立刻采取紧急措施，将陈融生调离北平，并责成造成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李政宣做出深刻检查。 好了，李政宣终于出场了。 坏事 周恩来最担心的事情，几天后还是发生了。 世界上的事情，很多都是由巧合组成的。 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却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 吵架的老婆为党国立了大功！ 第二天，报务员便向上司，北平行营电检科科长赵容德报告了这一情况。 赵容德下令把无线电侦测台架到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测。侦测车很快确定了秘密电台设在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方圆500米内，发报时间约在每日清晨6点钟。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陕北转战，迫切需要各类情报。北平的秘密电台每天都要向中央发报，发报时间长达7个小时之久。长时间高频率地发报，就被敌特监听到了。 为了人赃俱获，保密局没有打草惊蛇，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起用了会轻功的草上飞段云鹏。
几天后，段云鹏在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看见一个男子，每天大约在6点10分开灯，刷牙洗脸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戴上了耳机。 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1947年9月24日清晨，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采取行动，对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进行紧急搜查，当即抓捕了两对夫妇，他们分别是： 电台负责人李政宣及妻子译电员张厚佩； 报务员孟良玉及妻子译电员李毓萍。 更令保密局惊喜若狂的是，他们还从床下的一个柳条箱里查抄出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相当一部分是我党北平地下情报人员的亲笔手稿。 本来，按照党的秘密工作保密纪律规定，报务人员在发报后必须立即将情报文稿和电报稿全部销毁。 然而，李政宣却将本该销毁的文稿随意存放在了床底下。 就这样，国民党很快破获了我党北平地下情报系统，缴获了我们大量电报原始文稿。 李政宣等人在审讯时先后叛变，又出卖了地下组织的秘密信息，成为中共北方情报系统遭国民党破坏的爆点。 李政宣首先供出了董剑平等人。特务随即逮捕了董剑平、董肇筠、余心清等人。 随后，董剑平又供出了自己联系的人员。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5位重要情报工作人员相继被捕入狱。 巨大的破坏力 众多国民党将校级军官涉案，都让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不敢自己审案了。 南京也为之震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先是派行动处处长叶翔之立即飞赴北平，随后亲自飞到北平，坐镇指挥，试图进一步扩大战果。
于是，李政宣又供出了北平贝满女中的田仲英。特务立即逮捕了田仲英，并从田仲英的住处搜查出一张袁永熙的名片。 袁永熙，陈布雷女婿。 特务随即又将袁永熙、陈琏夫妇逮捕。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 陈布雷女儿女婿涉共被捕，这一特大新闻立即引起了社会轰动。 但由于未得确实证据，袁永熙、陈琏坚决不承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李政宣也不能指认，最终查无实据。 经蒋介石同意，由陈布雷、叶公超将袁永熙、陈琏二人保了出来，并令陈布雷对女儿女婿严加管教。 此时，周恩来惊觉事态严重，陈琏和袁永熙属中共上海局直接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是北平学运的负责人。与此案相关的人员相继被捕，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要发动更大的抓捕行动。
案情很快超过了北平范围，覆盖了整个北方中共情报系统。 紧接着，一场规模更大的抓捕行动开始了。 1947年9月28日，保定绥靖公署司令部作战处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被捕。 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中，共22名将校级军官被捕。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西安的王石坚没有及时得到消息，随即被捕。 随着王石坚被捕，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 李政宣严重违反保密工作原则，擅自保留大量原始电报文稿，并在被捕后出卖党的重要秘密，直接导致了北方地下情报系统被破坏。 弥补 周恩来获悉王石坚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后，非常震惊。 1947年10月6日，周恩来致电杨尚昆、李克农、罗迈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为了保护中央的安全，周恩来决定中央使用小功率电台，发出的电报由彭德怀的电报转发到山西、河北。 中央指示叶剑英、杨尚昆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组建后方工作委员会，军委二局后梯队为中央转战陕北提供情报保障，并向中央转发各战区的电报和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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