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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我一直都是知识论、认识论之类的哲学名词搞不清楚的，基础主义也没弄明白。今天正好看到《科学的哲学解读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可以对这些词进一步的了解，在写论文的时候、看文献的时候，能够顺畅一些。边摘抄，边理解好像有助于消化。 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基础主义：基础主义是西方知识论中的主流理论，有其渊远的源流与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康德的先验哲学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建构性'的基础主义，它努力为知识寻求客观性与普遍必然性的根据，表现为将范畴作为基础的信念，论证范畴对非基础信念（判断、命题）的支持关系。 什么是知识论? 康德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家是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框架内来理解和构思哲学的，反过来，康德以来的西方主流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学说也体现了哲学家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理解和规定。知识论作为康德以来西方哲学的核心理论形态，就是哲学家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一种基本理解和规定的结果，而知识论反过来也表现了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的基本理解和规定。所以，批判地反思知识论的理论观念和理论形态，也就成为我们考量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问题的思考和理解的基本内容之一。而要批判地反思知识论的理论观念，我们应该先来考察一下知识论的理论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知识论的基本特征。 作为本质上区别于科学的哲学之最为主要的构成部分的知识论的理论观念，是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清晰和纯粹化的。大致来说，这种哲学知识论的理论观念是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中第一次达到自觉的明确理论表达的。但是，哲学知识论的理论观念并不单纯是康德独立的哲学探究和哲学构想的结果，它的形成和确立在康德以前的西方哲学中有其根源。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哲学的历史演进中，正是由于智者学派基于感觉主义对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之可能性的质疑和否定，才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尤其是柏拉图，对科学知识之本性的论证，以及对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之可能性的论证和辩护。也正是在柏拉图的哲学探究中，古希腊哲学第一次对科学之本性及其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反思。在柏拉图和众多的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科学知识不同于普泛的意见，它具有普遍必然性，应该是绝对的真理。这种对科学知识之本性的理解，是古希腊哲学最为基本的理论观念之一。同时，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可以感知的自然界总是流变的，而对于流变的事物我们不可能有绝对的知识。 这样，为了论证科学知识之可能性，希腊哲学家就必须另寻科学之对象世界，或者在可感的对象世界之中去寻求永恒持存的因素、本质和实体。柏拉图对理念世界的构想和亚里士多德对作为存在者之本质的“形式”的辨析和论证，都主要是为了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之可能性的论证和辩护。而不管是理念世界，还是“形式”，都被赋予了永恒的持存性，理念世界和”形式”因而也作为科学知识之可能性的根据和基础获得了自身的理论价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研究和认识活动的过程和程序的考察，也主要是从对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之可能性的论证和辩护出发的。因为理念世界和“形式”作为科学知识存在的根据，只能说明应该有这样的科学知识，而这样的科学知识要成为现实，还必须依靠人进行科学研究以获得这样的知识。这样一来，自然就有“如何能获得这样的科学知识”的问题存在。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反过来才能最终保证这样的科学知识之存在的可能性。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知识之可能性的论证和辩护，以及对认识的发生学考察，是和他们的科学研究融为一体的，这种探究作为他们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而与科学本身的特性和样态本质地关联着。因为，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知识之可能性的论证和辩护，以及对认识的发生学考察，是和他们的科学研究融为一体的，这种探究作为他们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而与科学本身的特性和样态本质地关联着。因为，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并没有先行存在的无可争议的科学样态和科学知识等待他们去论证和辩护，他们本身就是希腊科学样态的构想者和建设者，所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知识之可能性的论证直接服务于他们对这样的科学知识的探求。这一点是和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情境和旨趣存在着根本差异的。同时，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之存在根据在于对象世界本身或其内在本质，而不在人自身之中，人的理智只是获得这样的科学知识的认识能力。这一点和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知识论的致思倾向更是存在本质的区别。也正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对科学知识之本性、科学知识之可能性以及认识的过程和程序的考察，在古希腊哲学中并未获得独立的理论形态。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近代和现代是不同的），哲学与科学仍然是彼此不分的，哲学被看作科学知识的总体。一方面，在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哲学探究之中，对人类理智的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领域，“人性科学”和“形而上学”也获得了它们相对于具体科学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理论地位。同时，唯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是以认识的发生学研究和科学知识之理论基础的探讨为理论进路的，并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形而上学的探究，从根本上看，也从属于认识的发生学研究和科学知识之理论基础的探讨，并以此为旨归。这样，在唯理论那里，基于对人类理智的考察上的认识发生学研究和科学知识之理论基础的探讨也获得了独立的理论形态，并被赋予相对于具体科学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理论地位。不过，对于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而言，哲学与科学之间观念上的分化尚未完成，所以，在它们的理解中并不存在本质上区别科学的哲学，也不存在从属于此中哲学观念的哲学认识论和知识论。其次，对于这些近代哲学家来说，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乃是一个无须争辩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通过对认识的发生学考察和科学方法的寻求，促进和加快科学的发展，所以，对人类理智的研究依然服务于知识的追求和获得。再者，与此相联系，对人类理智的探究更为主要的并不在于辩护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可能性及普遍必然性。这些都是和康德以来的先验主义哲学与分析哲学的理论探究存在明显差异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都认为科学知识应有一个确定的基点，并都试图寻求和确立这样的逻辑基点和基础。经验论通过对认识的发生学考察揭示和论证了科学知识赖以存在的感觉经验基础，这一点在洛克和休谟的哲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唯理论则把科学知识奠基于纯粹理智或纯粹自我之上，并最终将其溯源到上帝的存在和人们所具有的上帝观念。最后，近代哲学对认识和知识的考察实现了向主体的转向。
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逻辑发展最终走向了否定经验科学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结论。休谟从彻底经验论的立场出发，雄辩地论证了经验科学知识只能是概然性的，莱布尼茨同样把事实真理看作一种或然性的知识；同时，休谟对科学知识的经验论解释虽然承认科学知识对于感觉世界具有有效性，但却剥夺了经验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而唯理论者以上帝或上帝观念为中介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的确认和论证，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这样，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演进最终使经验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成为了问题。再者，在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唯理论的形而上学的科学性也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形而上学的科学性也成为一个需要批判反思的理论问题。而康德的哲学构想正是从对这两个问题的辨析和思考入手的。康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康德所追问和探究的是本质上区别于具体科学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通过对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探究和建构，康德使哲学与科学的观念上的分化和理论形态的分化成为可能。也正是从康德开始，对科学知识的理论反思在与科学相区别的意义成为哲学的组成部分。 康德对科学知识的哲学反思，所追问的主要并不是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的科学知识是否可能，也不是科学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他的追问就其本质而言，是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的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在康德看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是实存的，它的可能性是无庸争辩的，问题只是在于它如何可能。“如何可能”所试图探求和确立的是这样的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理性根据和理论基础，并反过来以这样的理性根据和理论基础来论证和辩护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换言之，就是对我们对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的确信进行论证和辩护。所以，康德反思科学知识的方式和理论旨趣是和希腊哲学及之前的近代哲学根本不同的，从根本上看，它是对特定的科学知识观的辩护和论证。在这里，哲学对科学知识的反思所关切的是它的概念基础和理性根据，所以，这种反思对于科学而言，是基础主义的，哲学反思试图为科学建立也对的理论基础和理性根据。同时，对于康德来说，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根据和基础不在对象世界之中，而在人本身之中，在人的纯粹理性之中。所以，康德接受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转向，并在自己的哲学中加以拓展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康德把对人类理智的研究，把对科学知识的反思提升到了先验的层面上，通过经验和先验的之间严格的区分，康德使“人性科学”和对科学知识之理论反思与具体科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成为可能。从而使“知识论”成为哲学特性的。这样，在对先验主体性的探究中为科学知识奠基，就成为哲学对的主要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了。 康德为对科学知识进行理论反思所设定的基本致思路向和理论旨趣，明确地表达了西方哲学知识论的理论观念，而这种哲学知识论的理论观念的确立，正是基于在先验主体性之上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基础主义理解和规定。这一点我们从后来的西方哲学反观，可以看得很清楚。不过，康德并没有以“知识论”来标识这一研究领域，“知识论”这一概念是后来才出现的，但是，“知识论”被确立为哲学的主要分支学科正式基于康德对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基础主义理解。在康德那里，对科学知识的哲学反思所呈现的理论形态就是“纯粹理性批判”，更确切地说就是对纯粹感性和知性的批判考察。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康德的“内在自然形而上学”正是在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内在的自然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哲学基础和理性根据，从属于对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的论证和辩护。所以，在康德那里，哲学知识论事实上已经被确立起来了。另外，康德所确立的哲学知识论的理论观念和希腊哲学与近代哲学对科学知识的反思是有着诸多不容抹杀的差异。但是，另一方面，康德所确立的哲学知识论的理论观念也有其理论根源，它对希腊哲学和近代哲学对科学知识的反思有着继承关系。首先，希腊哲学和近代哲学都认为科学知识应有确定的根据和基础， 康德的独特之处在于把这样的根据和基础建立在纯粹理性或先验主体之上；其次，康德把理性批判作为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明显的是受到近代哲学的影响和激发，事实上，如果没有近代哲学先行地把对人类理智的研究确立为一门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学科，那么我们也很难想象康德能够把“理性批判“确立为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的研究领域。
康德之后，新康德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康德所确立的哲学知识论的理论观念，新康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策勒尔首先在”知识论“这一概念的使用中，赋予它以明确而又严格的学术规定，并把知识论确立为哲学的核心。胡塞尔这一先验主义哲学的现代代表人物，以更为纯粹的形式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哲学知识论观念，明确地论述了本质科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基础主义关联，并试图通过对先验主体性的探究作为科学知识基础，论证和辩护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性。而罗素作为分析哲学的开拓者和辛勤的耕耘者，在谈及自己为何会进入哲学的研究领域时，曾这样写道：“我走到哲学是通过数学的，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是通过一种愿望想找到一些理由来相信数学的真理。”对于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的哲学，莱辛巴赫曾给予这样的评价：“他的理论勉强可以看作是笛卡尔关于科学应有绝对确实的基础这个要求的现代实现。”所以，总的来说，在胡塞尔的哲学和前期分析哲学中，哲学知识论的观念得到了强调和贯彻，而他们的哲学探究的主要理论旨趣就在于为科学知识奠基，论证和辩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种哲学知识论的观念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主要理论传统之一，今天，虽然遭到了多方面的质疑和判断，但是，知识论依然作为哲学最主要的分支学科而被许多研究者所探究。
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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