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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国情，以便在中国立足，逐渐的中国化，发展成为“中国佛教”，与道、儒二教一样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佛教与道教儒教两教的关系就如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新宗教与传统崇拜的关系，是不同类型的观念体系。故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他们之间就一直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辩。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从一种外国来的方术变成一支队中国文化具有全局影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正式因为佛教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道儒两家的强力反抗，三教之间，争论不休。较为突出的有：东晋的沙门敬王之争、刘宋时期的白黑之争、齐梁之际的神灭论之争以及三教之争每次几乎都涉及到夷夏之辨。相对而言，南朝的士人和僧侣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因此，反佛运动纯用笔舌，以义理较长短。北朝则不同，非以文斗，而用武力。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的四次“法难”有两次都发生在北朝。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即“三武一宗灭佛”，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年）、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年）、唐武宗李炎（814-846年），以及后周世宗柴荣（921-958年），由他们发起的灭佛事件。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入主中原后，为了统治多数的汉族人，大力推广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的佛教，北魏太祖道武帝亲下诏书：“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纵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正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太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如此。太武帝拓跋焘（423-452年在位），字佛狸，鲜卑族人，出生于平城（今山西大同），是北魏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在位期间，首先灭掉夏国、北燕和北凉，重新统一了北方。然后又打败了北方的柔然和南方的刘宋政权，解除了北方和南方的威胁。经济上，减轻租赋，予民休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文化上，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加快了鲜卑族的汉化进程。佛教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北魏政权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由于佛教组织膨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具有宗教、政治、经济性质的社会组织，一旦有不臣之心，上逼天下，下挟臣民，有很大的威胁和隐患。有些佛教徒甚至走出佛门，反对北魏的统治，使“王法废而不行”，特别是盖吴起义爆发后，太武帝认为佛教僧侣与叛军通谋，企图谋反，这成为其灭佛的最主要原因。另外，虽然当时寺庙和僧侣的数量还相对较少，但随着寺院经济的持续膨胀和出家人口的不断增加，国家的税源和兵源不断减少。因为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僧侣又不用纳税，且信佛出家者不断增多，限制了人口的增长。因此，志在统一全国的太武帝，在道士寇谦之、信奉道教的重臣崔浩的影响下，转变了崇佛的态度，下令灭佛。 太武帝的灭佛，前后共有三次大的举动。第一次是在太延五年（439年）。这一年，太武帝远征凉州，将三万余户凉州居民迁于京师。因凉州居民世信佛教，致使京师沙门大增。于是，太武帝下诏，将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沙门悉数罢黜。第二次是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这一年，因沙门妖言惑众，太武帝下诏禁止王公和百姓私养沙门。第三次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因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义，太武帝亲率军队前去镇压。当军队经过长安时，在一所寺院中发现了兵器，太武帝怀疑僧侣与叛军通谋，于是下令诛杀寺中僧人。随后，在查抄寺院财产时，又发现酿酒器具和大量财物及藏匿妇女的“淫室”。太武帝得知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诛杀僧人。太武帝灭佛是四次灭佛事件中是第一次，也是灭佛最严厉最残酷的一次，堪称“血光之灾”，不仅坑杀所有僧人，毁坏佛像，而且对信仰佛教，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人，也要屠杀，致使“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几年之后，主张灭佛的大臣被杀死，拓跋焘也被宦官杀死，两个儿子最后也染病而死，人们说这是菩萨对他们的惩罚。 二、北周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宇文邕（561-578年在位），字弥罗突，鲜卑族，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即位后，他首先计杀权臣宇文护，掌握实权。然后三征北齐，致其灭亡，使北周拥有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之后，分五路征伐强大的突厥，最终于途中病逝。虽然没能完成统一全国的宏愿，但周武帝进行的统一战争，为后来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周武帝即位之初，北方僧尼人数逾300万，寺院4万余所，由于僧尼享有免税的特权，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另外，自北魏至北周，北方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已逐渐汉化，崇尚儒学的周武帝更是以汉族自居，取缔佛教，避免胡族信奉胡教之嫌，确保其华夏正统的形象，成为其灭佛的另一原因。于是，在道士张宾的进言下，周武帝下令禁断佛教。 周武帝的灭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抑佛。天和元年（566年）五月和三年八月，周武帝先后两次召集百官、僧侣、道士等于大殿，亲自为其讲解《礼记》，想利用儒学来改造佛、道二教。天和四年二月，周武帝再次召集众人讨论佛、道教义，此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佛教方面的，其抑佛意图更加明显。建德二年（573年），周武帝第三次大讨论儒、释、道问题，定三教次序，“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其抑佛意图公开化。然后便是灭佛，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下令禁断佛教，毁坏、没收寺院，焚毁经像，勒令僧尼还俗。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下令在北齐旧境内继续禁断佛教，致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宣政二年（578年），周武帝于北征路上暴病而亡，年仅36，朝政由外戚杨坚（541-604年）把持，他下令允许佛教流行，灭佛运动结束。 周武帝的灭佛是四次灭佛运动中最为积极的一次，大大开拓了国家的税源和兵源，增强了国力，为不久后隋统一全国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但对佛教的打击也是极其沉重的，虽没杀人流血，但大量寺院及其财产被没收，经像被毁，大批僧侣被还俗，佛教失去了发展的经济因素。 三、唐武宗灭佛 唐代，君主们的提倡和玄奘天竺取经后的大力宣讲，佛教再次大为发展。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841-846年在位）即位，在位期间，他知人善任，重用宰相李德裕，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击败回鹘可汗，维护边疆安定；平定刘稹叛乱，维护国家统一。在他的努力下，唐朝后期的一些弊政得到改革，国家元气渐渐回复，被称为“会昌中兴”。唐武宗即位之初，僧尼人数近30万，寺院近5万座。日渐壮大的僧侣队伍，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在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参与国家军事机密。还有僧人与权贵交往密切，气焰极为嚣张，作奸犯科，“（出家人）殖货营生，仗亲树党，蓄妻养子”。另外，唐武宗对道教的痴迷，也成为其灭佛的一个原因。于是，在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的进言及宰相李德裕的参与下，唐武宗下令灭佛。 唐武宗的灭佛运动，也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先是限佛。会昌二年（842年）十月起，武宗下令天下僧尼凡有特长技艺，或有犯罪前科、违戒者，全部勒令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如果僧尼心痛其财产，但情愿还俗者，可不没收其财产，但要成为编户齐民，纳税服役。接着，唐武宗又下令禁止朝廷向寺院布施，同时禁止佛寺接受社会捐献，在经济上开始限佛，限佛也开始转变为灭佛。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会昌四年七月，唐武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拆毁那些房屋不到200间，没有敕令的全部寺院、兰若、佛堂等，勒令其僧尼全部还俗。同时，拆毁长安城内一些大的佛寺，灭佛运动全面展开。次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朝廷下诏京都及东都，只准留佛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各道只留一寺，余皆毁去。三月，敕令天下寺院不许建置庄园，并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勒令僧尼40岁以下者悉数还俗。四月，灭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僧尼5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50岁以上、手续不全者，也要全部还俗。 公元846年，武宗猝死，宣宗即位，下令恢复佛教，灭佛运动结束。因为唐朝是全国性的统一王朝，所以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在四次灭佛运动中对佛教的打击是最沉重的。4个月时间内，共拆除大的寺院1600余所，小的寺院4万多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十万顷。另外，还把15万寺院奴婢释收为两税户。佛教经典大量被毁，极盛一时的中华佛家八宗，除禅宗外，也都日薄西山了。 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三千余人，并放还俗。 四、后周世宗灭佛 后周世宗柴荣（954-958年在位），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县）人，周太祖郭威的养子，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是“赵宋之世”的实际开创者。世宗时的佛教，虽经过唐武宗灭佛运动的沉重打击，但在社会中仍有一定的势力。社会上大量有用之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剃度出家，造成国家人才的流失。周世宗灭佛的原因之一，便是要将佛教徒中这部分有用之人发掘出来，为其所用。另外，一些佛教徒的奢侈生活，造成了国家财富的大量浪费，与世宗富国强兵的战略相违背，必然遭到他的反对。 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吸取了前期的经验教训，采取更加理性的措施。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正式下令灭佛，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针对寺庙数量太多，由政府颁发“执照”（敕额），这样就取缔了部分没有执照的寺院，收回了这些寺院所占耕地，并由政府统一安排僧尼还俗务农。经过取缔后，寺庙总数下降到2694座，在册僧尼61200人，取缔了9成的寺庙，从源头控制总数。 第二，国家禁止有敕额寺庙私度僧尼，而是要通过考试，既控制了数量，也提升了僧尼的质量，又避免和社会抢夺劳动力。规定：欲为僧，要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欲为尼，要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而且考试前，还须征得家里直系亲属的同意才行。一经发现走后门、没通过考试的，还会牵连相关人员吃官司，是为连坐法。每年造僧帐两册，官府留一份档案，将寺院僧尼数目报告中央，僧尼凡帐籍内无名者，均令还俗。每年4月，国家会派人核查。同时还给寺庙下令，严禁寺庙私自收留“弃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 第三，柴荣对于国家急需的铜，柴荣没有采取极端的收缴方式，而是采取相对宽松的赎买政策，以免激化矛盾。规定限期50天，所有寺庙、民间都必须把没得到官方厘定的铜铸佛像及铜器物上缴官府。官府等价补偿，如果发现隐匿的，会根据称重定罪，超过五斤者，斩！ 第四，严格取缔那些流落在社会上，甚至靠假冒、通过自毁身体进行表演乞讨的，如“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或“妄称变幻、还魂”等招摇撞骗的予以取缔。 显德六年，世宗死于北征途中，赵匡胤（927-976年）夺取政权，建立宋朝，下令恢复佛教，灭佛运动结束。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在推动富国强兵政策实施的同时，也打击了佛教的发展。尽管采取了比较理性的灭佛手段，废寺汰僧的数量（据考证）也只有3000余所、7万余人。但早已元气大伤、经不起折腾的佛教，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衰败之路。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是佛教与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产生矛盾的结果，几位皇帝灭佛，其主要目的还是遏制，并非要彻底铲除佛教，如果佛教利于治世，一样可以拿来主义，要的是手段，统治才是目的，这便是术的含义。一旦佛教发展受控，对统治阶级的威胁消除，他们又会重新抬出佛教，也就是说，当佛教发展对自身不利的时候，就打压、削弱甚至消灭，对自身有利的时候，就支持、扶植，总之：教权必须服从皇权，宗教必须为朝廷服务。“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沉重打击了中国佛教。在四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寺庙被拆，经像被毁，僧侣或被杀戮，或被还俗，中国佛教自此走上了衰败之路。其次，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佛教创于印度，其文化背景与民族特性与我国大为不同，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王朝和王朝皇帝统治天下的理论基础，而佛教则宣扬抛弃人世间所有情感和义务，这是非佛教信徒的统治者中万万不能接受的。四次灭佛之后，佛教开始主动与儒、道融合，逐渐承认儒家的纲常伦理，开始向世俗王权低头，并接纳了道教中的相关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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