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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洪侠|杂忆,以及《牛棚杂忆》

 胡洪侠 2024-04-13 发布于广东

我坚信三十年间我一定去过深圳福田区那个叫赤尾的地方,不过,今天上午我也确信,眼下正漫步其中的这个赤尾我从未见过。很老的一个地名,很新的一片建筑,张之先约我见面拍肖像的地方就在这里的南园文体中心二楼,叫“敬老摄影工作室”。现在看见“敬老”这类词汇我不像原来那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城市这么新,我们却正在老去,该敬就敬吧,不客气了。

张之先天天敬老,他自己虽然眼看八十,但活力四射,一点都不像走近耄耋之年的人,上二楼的楼梯上竟然还能一路小跑。他1990年代初闯荡深圳开“八仙楼酒庄”时我就认识他,他年仅半百忽然发愿要学摄影的事我也听他说起过,也当面笑过他“不务正业”。谁知一拍就是三十年,他还真把摄影练成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他之拍摄素材相当聚焦,无非一动一静:动的是文化人的面部表情,静的是水面上的莲花莲韵。文化人肖像拍了一千多人,至于他镜头里有多少朵莲花,他自己也一定说不清楚。两类作品在各地办过多次个展,他这半路出家的摄影家终是在江湖上成了一方重镇。

前几天他联系我说要补拍“老年照”,好与三十年前他给我拍的“年轻照”对比。他正在策划一个“人艺俱老”展。他这么在乎他所拍人物的肖像上岁月留下的痕迹,我这初入老境的人也就顾不了许多了,乐得让一个老朋友兼老摄影家摆拍一番。

三十年前他拍的我是这样的——

唉!今天成这样子了——

老张的工作室看起来有点凌乱,可是一旦进入程序,他的肖像拍摄从营造气氛、摆拍抓拍,到相纸彩打、签名装框,步步莲花,丝毫不乱。

我其实并不怎么喜欢他给我拍的那张“年轻照”,看起来蠢笨得很。我更喜欢他1998年给我拍的季羡林先生接受我采访的那张——

前几天张曼菱老师急火火找我要两本她写的《为季羡林辩》。我立刻照办,托朋友给她寄到昆明。这书是我组的稿,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新书问世时,我想起了2009年7月季羡林先生去世时我写过的一篇文字,其中第一段就提到张之先——

季羡林先生来过深圳很多次。前五次什么时间来,为什么来,我无从得知,第六次再来,是1998年11月底。当时我在主编《深圳商报》创刊不久的“深圳周末”,11月30日早上突然接到朋友张之先的电话,说是季老来了,“你要不要专访?要的话,赶快起床,马上就走。”这次季老来深圳似乎是张之先请来的,所以他有机会给我“报料”且负责联络。许多名人,见面不如不见,读他们的书就够了,见面一聊往往大失所望,甚至失掉读他们的书的兴趣。但是季老不同,我非常想见。他的学问无边,我基本上一无所知,可是那年他新出了《牛棚杂忆》,我认真读了,感慨万端,且疑窦丛生,因为书中颇多“隐语”,我很想当面求证一番。当时季先生已经从书斋走入公众领域,位似高山,名比星辰,我要去见他,并非研磨学问,不是无事闲聊,也算不上是执行采访任务:我只是去表达敬意,去“高山仰止”,顺便略叙“乡情”。季老是山东临清人,距我出生的村子不过数十公里。我那个村子位于冀鲁交界处,在运河西边。历史上运河两岸行政区划变动不居,我无可奈何只好跟着时代一会儿是山东人,一会儿是河北人。既然去见季老,那天我就成了山东人了。

我紧急在书房东翻西找,搜出几种季老的书,想着让他签名。接我的车已到楼下,一时也找不齐了,只带去了五种:《牛棚杂忆》(中央党校版,1998),《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版,1993),《季羡林序跋选》(四川人民版,1991),《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95),《季羡林散文集》(北京大学版,1986)。后来才发现,我很喜欢的那本《留德十年》竟然给遗漏了。 

正式采访之前,我把自己带去的季老的书摆在茶几上,请他一一为我签名。他很高兴,指着北大版的《季羡林散文集》说:“这本书都出版了好多年,不好找了,你都有,谢谢谢谢。”我老实交代说:“这本书是我借的别人的,一直没还,您看还有别人的藏书章呢。您给我这么一签名,这书就归我了。”大家都笑了,季老笑得尤其开心。旁边一位老师说:“您的书他还都读了呢,您看书里还夹了小纸条。”我连忙否认:“没有没有,就回忆文革那本读得仔细些。”

《牛棚杂忆》里书里确实夹了不少小纸条,因为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和此书有关的书话。那天的专访中我们也几次提到这本书。 

胡:现在说一说您的那本《牛棚杂忆》。您在书中说您有两个期待:一是期待有人把自己在“文革”中亲身受的灾难写出来,一是期待当时的打砸抢分子也能把自己当年的心理状态和折磨人的过程写出来。您一直提倡大家真诚地面对“文革”,但您在书中却故意隐去了许多人的名字,甚至连“造反派”头头的名字也不点明,我想以后可能会有人再考证您到底说的是谁。     

季:已经有人要替我做注了。     

胡:是啊,我当时读您的书时就想:季老为什么还是故意隐去许多人的姓名呢?让大家都知道谁做了什么不是更好?     

季: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现在就在我周围,我天天和他们共事。我只把事情点出来,他们可以去对号入座。书出版后,有人来找我赔礼道歉,我说一概用不着,我写书的目的决不是要求别人道歉赔礼。我只是想,这么一场空前的灾难,应该让后人记住。你看像你这个年龄对“文革”都不太懂,比你更年轻的人怎么办?现在我这本《牛棚杂忆》,给年轻人看,他们不信。但我受的罪还不是最高的,只是中不溜的。我起码没坐监狱。 

张之先工作室三壁墙上挂满了他拍的文化名人肖像,季羡林先生的那张挂在正面墙上最上一排。“这是您介绍我采访季老那回拍的吧?”我问。老张频频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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