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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集义文化战略研究社 专栏｜经典重读 原著｜胡适 摘要｜赵义
胡适，以推进新文化运动的事迹载入史册。他大力提倡白话文，利于文化知识的普及。他这种敢于将玄之又玄，弄得简单明了的特质，也反映在他的书中。因此《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有半部，却是迄今为止，普通人最能读懂的中国哲学书，不之一。该书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书。以下是该书第六编关于墨子思想的重要摘要。墨子也许是在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但一直到二十世纪还没有人为他写过传。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墨子只有二十四个字的模糊记载。近一百四十年来，振兴古代学说的广泛运动，才使其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墨子名翟姓墨。有人说他是宋人，有人说他是鲁人。今依孙诒让说，定他为鲁国人。墨子生时约当孔子50岁60岁之间（孔子生西历纪元前551年）。到吴起死时，墨子已死了差不多40年了。他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所以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史角之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可见墨子在鲁国受过教育。儒家自孔子死后，那一班孔门弟子不能传孔子学说的大端，都去讲究那丧葬小节。看一部《仪礼》那种繁琐的礼仪，真可令今人骇怪。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这是中国古代唯一的以创始人命名的学派，即“墨家”。墨子攻击儒家的坏处，约有四端：不事鬼神、厚葬久丧、偏重礼乐、相信宿命。与之相对，墨子提出“明鬼”、“节葬”、“非乐”、“非命”四大基本观点。又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所以倡为“非攻”论。他以为从前那种“弭兵”政策，都不是根本之计。根本的“弭兵”，要使人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就是墨子的“兼爱”论。他一生的慷慨好义，有一个朋友劝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何苦这样尽力去做呢？我劝你不如罢了。”墨子说：“譬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儿子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儿子尽力耕田。吃饭的人那么多，耕田的人那么少，那一个耕田的儿子便该格外努力耕田才好。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正该劝我多做些才好。为什么反来劝我莫做呢？”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对墨家最厉害的孟轲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24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学说所作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是儒家的《论语》一般。《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者记墨子学说的书。我以为这六篇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做的。我从来讲墨学，把这六篇提出，等到后来讲“别墨”的时候才讲他们。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儒家最爱提出一个极高的理想的标准，作为人生的目的，如论政治，定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说“近者悦，远者来”；这都是理想的目的，却不是进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学，则高悬一个“止于至善”的目的，却不讲怎样能使人止于至善。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推到了极端，便成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墨子的方法，恰与此相反。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为什么呢？因为事事物物既是为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这便是墨子的“应用主义”。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儒家说：“义也者，宜也。”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墨家说：“义，利也。”便进一层说，说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即是“义的”。根据《易经》中“象”的理论，儒家认为我们的制度、器具和概念来源于原始的“象”（点文末《2000字读懂〈易经〉》可查看“象”的详细解析）。墨子反对这种见解，认为它们不是来自“象”，而是来自实际的需要。他反对那种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第一原则的世界，而对它们的实际后果考虑甚少的方法。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这话说得何等痛快？大凡天下人没有不会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的，正如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也会说白黑的界说。须是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有时分别义利，辨人毫芒，及事到临头，不是随波逐流，便是手足无措。所以墨子说单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或几句虚空的界说，算不得真“知识”。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这就是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此说多相似之点。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但阳明与墨子有绝不同之处。阳明偏向“良知”一方面。墨子却不然，他的是非的“准则”，不是心内的良知，乃是心外的实用。简单说来，墨子是主张“义外”说的，阳明是主张“义内”说的（义外义内说，见《孟子·告子篇》）。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人实行良知所命令。墨子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把所知的能否实行，来定所知的真假，把所知的能否应用来定所知的价值。墨子的根本方法，应用之处甚多，说得最畅快的，莫如《非攻》上篇。三表法 关于墨子推理和论证方法的思想，可以称为“三表法”。墨子说：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这一条的好处，上面已讲过了。这一条的最大的流弊在于把“用”字“利”字解得太狭了，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或者虽用在现在，他的真用处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里。譬如墨子“非乐”，说音乐无用。有一个程繁驳墨子道：“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驰，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这一问也从实用上作根据。墨子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性有所偏，想不到音乐的功用上去，这便是他的非乐论的流弊了。墨子大书特书：“天下之所以察知有兴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这种注重耳目的经验，便是科学的根本。墨子最恨儒者“复古”的议论，为什么还要用“古者圣王之事”来作论证的标准呢？原来墨子的第一表和第三表是同样的意思，第三表说的是现在和将来的实际应用，第一表说的是过去的实际应用。过去的经验阅历，都可为我们做一面镜子。古人行了有效，今人也未尝不可仿效；古人行了有害，我们又何必再去上当呢？这并不是复古守旧，这是“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墨子的三表法，可以概括为检验任何已知思想的真实性的要求：（1）跟已经确立的思想中最好的一种相一致；（2）跟众人的经验事实相一致；以及（3）付诸实际运用时导致良好的目的。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在于他的“应用主义”。他处处把人生行为上的应用作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兼爱、非攻、节用、非乐、节葬、非命，都不过是几种特别的应用。他又知道天下能真知道“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不过是少数人，其余的人，都只顾眼前的小利，都只“明小物而不明大物”。所以他主张一种“贤人政治”，要使人“上同而不下比”。他又恐怕这还不够，他又是一个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主张把“天的意志”作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于天”。因此哲学家的墨子便变成“墨教”的“教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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