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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选自《芙蓉》2023年第6期 ·
1 宜宾市李庄古镇，这地方虽是第一次来，于我的感觉却早就很熟悉了。显性缘由是因为吃。单位所在地位于北京西城区和平门，附近最有热度的饭店便是宜宾招待所对外营业的“宜宾人家”，号称京城川菜前三名。人气火爆到什么程度？大厅散座平均等位一个半小时，想预订包间则要提前两三个月。有位朋友曾托我预订过一次，彼时是6月，听说9月才吃上，她愕然道，真疯狂。被挑剔的京城食客如此追捧自是有道理的，因为着实好吃。我每次必点的菜就是李庄白肉，必点的主食则是燃面——多么惭愧，我对于宜宾和李庄，亲身体会的元素竟是如此浅薄。 深层缘由就是听过多遍民国时期的“李庄故事”。“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无条件地全盘接纳，这十六个字电文所蕴含的意味尽在于此。持着这份邀请函，1940年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学、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一起迁入李庄。于是不足三千人的李庄，安置了一万两千名的师生，在这里，他们一住就是六年。 六年，于历史而言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在彼时彼境，对接纳了这么多外客的李庄和这么多被接纳的外客来说，这就是过日子，一天一天的日子。六年，两千多个日子。这边厢大字不识，那边厢满腹经纶。这段时日硝烟战火，那段时日柴米油盐。条件如此有限，缺吃少穿、病着饿着，都是客居者们的常事……这些人都是怎么过的呢？ 在李庄的三天里，史语所、营造学社等这些旧址之地我去了两次。第一次去时同行的人多，顺着人流走，我觉得没看够。便趁着第二拨人去的时候又去了一次。这些旧址的环境都很简朴，如果门口没有挂相关的牌子，如果里面没有陈设各种图文资料，如果没有摆放着俨然是旧年代的椅柜桌床——如果没有这些人留下的这些印迹，那从外观看去，这就是最普通的川式民居。但有了他们的印迹，一切就都变得不再一样。在越来越多的细节中，我也找到了越来越切实的依据来回应内心的疑问：重重艰难困顿中，这些人的心力丝毫没有萎缩，甚至更为强劲。学业学术从不曾搁下，在断壁残垣里也在萌着芽，抽着叶，开着花，结着果。例子不胜枚举：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李庄上解剖课，被村民误以为在“吃人”，从而开展了也许是最早的乡村医学普及教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1940年9月安顿下来，10月就开始调查寻甸倮倮语，且看他们1941年的工作简历： 1月，调查宜宾遗址。 3月，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调查新津、彭山等县遗址。 7月，调查川康民族与文化；发掘彭山江口镇崖墓。 8月，调查黔桂闽南语、洞水语、莫家语。 9月，调查四川理番遗址。 ………… 也是在李庄，梁思成编写了具有奠基意义的《中国建筑史》。在营造学社旧址旁的梁林故居里，我看到了梁思成绘就的河北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独乐寺观音阁和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图纸，虽然是复制品，但仍可见充沛的精准的科学之美。在建筑学方面可谓白痴的我是以欣赏画作的心情来看这图纸的。这出自建筑学家笔下的图纸，线条如此流畅优美，却又显然有着独一无二的个人神韵。你能想象吗，他当时的绘图工具，仅仅是最简单的鸭嘴笔和黑墨水。据说梁思成是将墨水滴在鸭嘴笔上，通过调节笔侧面的螺丝松紧来控制墨水流下的速度，以此来控制墨线的粗细。 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一对神仙眷侣，他们的故事可真多啊。当然，迄今为止，他们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各种版本的情感逸闻乃至传奇八卦。年轻时候的我也颇有一股子通俗热闹劲儿，也在无数人的叙述里爱上了他们。如今年纪渐长，知道了他们更多的事，关注的重心和焦点便发生了转移。 阿来先生在某篇宏文中谈及梁林和李庄的关系时曾说：“……比如说怎么讲梁思成林徽因及其他人的爱情故事，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消费时代，这个故事如果讲得不好，就有可能像当下很多地方一样，只热衷于把林塑造成一个被很多男人疯狂追求的人，这既轻薄了林，也轻薄了那些美好的爱情故事。我们更应该把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建树，尤其是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在那样的年代里，一个大家闺秀沦落到一个乡间妇女的日常生活的焦虑中的对家庭的倾心维系，对学术研究的坚持表达出来。她的弟弟二战中死在战场上，她是怎么对待的，而不被这巨大的悲痛所摧垮，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即便说到爱情，她病得那么重，金岳霖专门从西南联大过来为她养鸡，这故事怎么讲，今天我们的故事讲得太草率了，不庄重，逸闻化。长此以往，李庄这样一个本身可以庄重的，意味隽永的故事慢慢就会消失它的魅力。” 无比赞同。 但李庄故事确实也是太难讲了，可谓万言难尽。不过话说回来，却也可以语短情深。史语所离开李庄之际，留下了一块碑，碑顶是四字甲骨文：“山高水长”，题首为“留别李庄栗峰碑铭”，我便简称它为“留别碑”。碑上的字数通篇计不过五六百，翠竹影下，镌迹红得幽深。其中有言：“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让我的目光驻留良久。如果说学者们结结实实地做到了后四个字，那么胸怀大义的李庄人做到的则是前四个字。“不废研求”是学者的殊为不易，“幸而有托”则是民间的瑰意琦行。这也正合了“山高水长”：山确实是高，水也确实是长。山之高，是精神的超拔。水之长，则是人情的厚重。 旧址外是一方方田地，田里种着水稻，也种着茄子、辣椒、西红柿等菜蔬。本土的朋友说，因为当年学者们曾在这田里种菜种稻以自养自足，如今依样种些东西便是向他们致敬的方式。嗯，这致敬方式很不错。 我在田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2 忽然想起几年前的一趟行程来。那是和几个朋友重走了当年西南联大的迁移之路。我们从长沙走到了昆明。山一程，水一程，在山山水水间重温着西南联大的往昔，重温着这一节历史的大课。这一节纬度宽阔的高能大课里涵盖了多少内容啊：爱国，战争，时代，启蒙，自由，文脉……仰取俯拾，一树百获。 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历史资料馆里，有师生们从长沙到昆明的路上留下的一些珍贵的史料级别的照片，我一一翻拍下来。幸而有这些老照片的印证，让我们得以真切直观地感知到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他们睡地铺，挑脚疱，在野外支锅做饭，在极简陋的茶馆小憩。 闻台儿庄大捷，师生们举行了庆祝大会。 听说前方有匪，他们走小路行军。 在贵州卢山时，苗民给他们跳了竹笙舞表示欢迎，曾昭抡教授跳了华尔兹作为回礼。 他们也毫无浪费地进行了学业：对沿途之地进行了人文社会考察与地理写真。由国人来做这件事，这在湘黔滇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其中很著名的成果就是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学生刘兆吉组织的诗歌采风小组采集到两千多首民谣，后来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编成了《西南采风录》。政治系学生钱能欣则根据自己的日记整理出了《西南三千五百里》，他后来回忆说：“临行前，我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遗憾的是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做的，更多的竟是日本人。因此，出发前我已经有准备，要把沿途的见闻记录下来……我要写一本中国自己的西南实录。” “经过艰难徒步的天之骄子们，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展览图片上这句话，深得要义。 某天午饭后，我们来到了湖南新晃县的龙溪口古镇。在这个镇子上看了好几个院子，都有特色。万寿街53号的三益盐店，就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旅行团辅导团驻址”。向前走几步左转是若水居，取名自《道德经》里的“上善若水”。大门口右墙上有几块标牌，其中一块是“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西南办”。若水居对面的福寿街8号是临阳公栈，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旅居之地。门锁着，一辆带着雨披的电动车横在门前，我们还是一一在门前合影，照出来的姿态都有些准备骑电动车而去的架势，倒也有些行者之趣。 在一个三岔街口我们延宕了一会儿，因一户人家门前支着一排雨棚，第一个棚下起着炉灶，正在做热气腾腾的大锅菜，看着像办白事，一打听，果然是。另几个棚下的人们，吃饭的，聊天的，打麻将的，玩游戏的，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这场景我很是熟悉亲切，在我们豫北乡下也是如此。民间白事必是人多热闹才体面。就是这样的办法。 这里的人们，也是西南联大的学子们当初“有托”的所在啊。 又想起几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探秘敦煌”的跨界文化活动，其间和同行者一起去拜祭了敦煌前辈学者的公墓。墓地就在敦煌石窟的对面，遥遥地隔着宕泉河。 碑群的最高处，安息的是常书鸿和段文杰。 常书鸿，1927年公费留学法国，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之后通过了里昂赴巴黎的公费奖学金考试，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深造，作品在法国国家沙龙展中多次获奖，后来在巴黎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富足安逸。直到他在巴黎街头看到了伯希和当年在敦煌拍摄的敦煌壁画图集，大为震惊。1936年，他毅然回国，时任国立艺专教授。不久后就发生卢沟桥事变，战乱开始，经过七年的颠沛流离之后，1943年，他才来到魂牵梦萦的敦煌。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他成了首任院长。这位院长做的都是什么活儿呢？给石窟安门，在窟外修墙，临摹壁画，晚上还要拿着棍棒巡夜，以防盗贼。 段文杰出生于1917年，1940年考入国立艺专国画系，师从潘天寿、林风眠等人。1944年，他看到了张大千、张子云等人在重庆举办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就有了奔赴敦煌之意。1945年，他毕业后去往敦煌，在兰州时听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解散的消息，非常失望。此时正好碰到了常书鸿先生——时任第一任院长，常先生说，自己正准备去重庆，为复所努力，让段先生在兰州等待。1946年，段先生跟着常先生来到了莫高窟，再也没有离开。 是的，再也没有离开。他和常先生都是。 我们一块碑一块碑地走过去，在每一块碑前鞠躬，洒一些纯净水。无花无酒的我们，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敬意。这一刻，我也觉得，用纯净水向他们祭拜，也许确实是更适合的。后来我还特意往上走了走，直到把他们的墓碑纳入手机镜头。他们的墓碑正对着的，就是高高的九层楼。这一刻，我仿佛拥有了他们的眼睛，替他们在看着九层楼，看着莫高窟。 一路上，大家也热烈地讨论着第三任院长樊锦诗。这位老太太被称为“敦煌的女儿”，见过她的人都说她“气势如虹”。1963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前夕，她和同学到莫高窟实习，毕业之后，她义无反顾地重返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敦煌人生。“文革”时她也受到了冲击，被下放劳动，临产前三天还在地里，孩子没满月她就上了班。她的丈夫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在武汉大学当老师，后来她让丈夫把孩子带到了武汉，第二个孩子则让上海的姐姐抚养。无论多么艰难，她对敦煌，对莫高窟，都没有动摇。“文革”结束后，敦煌研究院重入正轨，她和马世长、关友惠等专家的一批论文发表，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1987年，莫高窟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某些地方领导片面强调要用文物来推动经济发展，她深感忧虑，多方奔走，使得《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出台，莫高窟终于有了护身法。此外，与国际科研机构合作，对壁画和彩塑的病害进行深入研究，对窟外的风沙进行预防性治理，运用先进科技手段记录和保护石窟的精美艺术……都是她孜孜以求、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 在众人的讲述里，我默默地想象着她的神情。我买过她的书，书中有她的照片，她很瘦，戴着眼镜，花白的头发很浓密，精神矍铄。虽然笑容温婉，可是依然有挡不住的强硬。是的，有些人就是如此，他们的笑容都是有骨头的。 在经过了程序严格的特批后，那次我们还被获准进了一座正在修复的洞窟。其中的一位修复技师姓杨，他穿着蓝色工装，小麦色皮肤，身材健壮，面目敦厚，一看就是典型的西北汉子，说话也是浓浓的西北口音。他腿脚不太好，似乎是受伤了。可他也不歇着，陪着我们，随时回答我们的提问。我们不提问的时候，他也不多话，就那么安静地等待着。讲到修复的细节，他的话才多了起来，说他在摸索尝试更好的方法。他把我们引到一面墙前，用手电照着一小块地方，那地方，也就是大拇指指甲盖大小。他说，他修复这么小的地方，也用了大半天。 窟内还有一位相貌娟秀的女技师，我蹲到她身边，想和她聊几句，可她是那么凝神专注，就让我不大好意思多说了，只是跟她打了个招呼。她微微地笑了笑，那一瞬间，她的眼神，真是清澈。 那天晚上，我们还逛了当地很有名的夜市，我在夜市上大肆采买了一番：冰箱贴、木刻画、围巾……夜市上小老板们的游说，使得我看见什么都想买。他们不是一般的小老板，每个人都显得非常有文化，他们会指着冰箱贴上的图案告诉你，这是第几号窟的藻井，这是第几号窟的飞天，这是第几号窟的菩萨，这是第几号窟的经变图……听他们如此这般地讲着，我就会很想买。 在夜市的牌坊底下，我还看到了《丝路花雨》的路演。丝路花雨，很小的时候，我就牢牢地记住了这四个字，因为觉得这四个字组成一个词太好听了，太悦耳了。还清晰地记得电视屏幕上那些娇艳妩媚的女子恍若仙子舞动的样子，对了，还有她们的宽腿裤——我一直认为喇叭裤的发明应该能从她们这里找到源头。 这么近距离地看着她们，几乎能听到她们的喘息声。她们的妆真浓啊，粉涂得真厚啊，假睫毛贴得真长啊，假髻堆得真高啊，假珠宝真闪亮啊……周边一圈圈一层层的人，要么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着她们，要么就只是呆呆地看着她们，仿佛她们是人间幻景。 不知怎的，这情形居然让我想落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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