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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从汉朝开始，凡读书人应朝廷征召入京，均有地方政府出车马接送，人们便把这种车称“公车”。科举制度兴起之后，凡各地举人要到京城参加会试，各省政府就循例派车，久而久之，人们便把举人入京会考称为“公车”。
本文所说的“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领导在京应考的举人上书光绪皇帝的一次请愿活动。 光绪二十年（农历甲午年），日本向中国挑起战争，史称中日甲午战争。至二十一年（1895）前季，中国战败，3月，清廷派李鸿章赴日本国谈判，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在北京参加会考的各省举人，群情激愤。5月，由康有为主笔，写出了长达一万四千多的字《上皇帝书》，他们到督察院（负责监督考察、弹劾建议的中央机构）上书请愿，提出拒绝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三项主张。参加上书者1300余人，而其中韩城就有四人，表现出韩城士子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热情。
这次公车上书虽因朝廷顽固派的阻挠而失败，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由此而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参加公车上书的韩城四举人分别是： 曹邦彦（1836~？），芝阳镇曹沟人。考中进士后分直隶即用知县，因不愿迎合官场的陈腐俗套，加之思亲日切，遂弃官归里，侍奉老母，并自拟“但恐出山为小草，愿期将母享大年”联语以明志。居乡期间，为教育、慈善事业多有贡献。 温肃庵（1857~1921），新城周原北村人。经策对面试被录取，由于不愿在官场同流合污而遭摈斥，毅然归里。之后潜心经史，教授生徒，桃李盈门，多所成就。晚年兼习医学，凡登门求医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民国十二年（1923），受业门徒为其在古城南关立德教碑一座，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为其题书联语：“关学源流，善为继述；韩原桃李，多受培栽。” 高士龙（1872~1936），芝阳镇高家坡人。授两淮候补盐大使，未赴任。曾任韩城自治会会长、南区保卫团团总等职。时县长嵇祖佑赠其板刻对联一副:“勇为刚正超群士，威名声望重一邦。”其子高德辉，系韩城早期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有人劝士龙出面求情，士龙昂然回答：“人总有一死，或刀砍或花板，何足畏哉？”德辉不久即遭杀害。而士龙刚直凛然之精神，为人所称赞。 荆培元（1867~？），金城城固村人。会试后去西安谋职，曾任陕西省厘金总局局长。晚年徙居陕南，客死城固县。其撰书对联一副，现收藏于某书画爱好者之家。联语为：“故宅百年，乐观书史；长河万里，流注东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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