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或者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除了像癞皮狗一样仰人鼻息，没有更好更便捷的获取方式时，没有任何人会把主要精力和兴趣放在做事上。 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其设计的初衷不是或者实质上不是促进人的发展，而是打着民主、自由、发展的幌子，其最终就是要达成这样的目的：体现个人的权威，甚至企图利用制度本身来打击、迫害异己，最终把人才淘汰出局，或者打压为奴才，以至于不惜手段将异见者送进监狱、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不管这样的公司、单位短时期内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既得利益者获得怎样的威风，这个公司、单位、社会以至于国家终将会因为把人不当人成为自己设置陷阱的祭品。 这一点不需要证实。无需历史来证明。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践行这样的准则和看到这样的结果。 好的制度是把人性向善的因素发挥到极致，恶的制度是把人性向恶的潜能推向巅峰。其实人性善恶的利用，其根本手段就是权力。权力的本质是向恶而不是向善，或者说权力就是在向恶的环境下酝酿、产生的。如果社会中人数极少，每个人手中都有权力，这个社会不用特殊的制度，自然就可以达成制衡。问题就在于，当社会的弱者、无辜者期望得到权力、事实上不能获得应有的权力的时候，都寄希望于把自己的权力（资格）转化或者转让给自己信得过的人来实现。 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权力资源的有限、稀少，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得到权力以外，还与权力不能过于分散有关，否则，将由于权力的过度分散构成权力本身的相互内耗和抵消，最终依然是混乱，那是因为，权力一旦成为公共资源，就具有超出了权力刚形成时的“侵害性”，就需要对权力结构和履行本身进行管理和约束。与其说权力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是权力来管理社会，还不如说权力发展的本身是用权力制约权力。 即便是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权力转交给他人之后，事实上已经失去了权力，但是，毕竟他很清楚第三者权力必然有自己的一部分，相当于自己捐出了一部分权力。如果当权者作威作福，不把人当人，出让权力的一方也会觉得自己被欺骗，而利用当权者的逻辑对自己转让的权力进行变相“索回”或者补偿。当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从上到下都将权力视作捞取个人的资本，打击异己的工具，获得物质待遇的魔法时，权力本身就已经失去了正当性合法性。社会潜在力量也会不断想办法为拖垮和摧毁这样的堕落权利集团和体系积蓄力量，直到权力体系彻底崩盘。 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并没有那么多的理论和框架。如果一种社会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作用，让每个付出诚实劳动的人都能得到与其劳动匹配的劳动成果，这个社会的经济自然是繁荣的。 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在一开始就不是把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作为其出发点和判断依据，而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精英阶层，把社会民众视为索取的对象而不是利益共同体，制造名目繁多、相互掣肘的制度和政策，把尊重游戏规则、希望诚实劳动并以此作为自己人生信条的人，一步步逼向被动、失语和奴役的地位，那么，这个社会的框架逻辑，就不是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而是把游戏规则的遵守者视为软弱可欺、肆意剥削的动物，那么，无论是一个国家如何翻新自己事实上腐朽的理论，如果欺骗人民，如何指摘其他国家渗透，如何挖空心思来洗脑，这个国家和社会始终都只会亦步亦趋地走向没落、衰败、灭亡。 原因何在？就是把人不当人看。 任何时代都没有所谓的精英和先知，这些概念都是自我崇拜和迷信的标签。这个概念的存在都是一种伪逻辑，即在谈论任何利益和福祉的时候，当权者首先把自己放在首要和主要的地位，其他人就是落后和后知分子。其实贴上这样社会标签的本质，就是当权者已经把自己的权力异化了。当自己获得权力的时候，就背离和背叛了委托人的初衷和理念，摇身一变，把实现权力的目标视为玩弄权力的手段，最终就是一种有预谋的诈骗。权力一旦完成了交接和转移，就成了反制权力提供者的刀刃。世界上从不缺少这样的剧本：公民一旦交出自己手中的选票，换来的不是梦想，而是套在梦想脖子上的锁链。 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表面而言，是经济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只要有人的社会和空间，都必须把尊重人视为第一位天规，否则，别说外敌入侵，就是自己人也会从内部掏空。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当一个人追随另一个人，得不到承诺的天堂，而是以天堂之名而不断呈现出狰狞的地狱的大门时，任何一个人，除了报复和摧毁，不会有第二种愚痴的宽容。当一个人上当受骗时，绝不会怀疑自己，首先是怀疑对方。真正的正义和公平不是来自国家的定义，也不是法院的判决书，而是每个人对这个社会实际状态的感受和判断。人心即正义。 前苏联的模式可资借鉴。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表面上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事实上，这种计划的背后是一种权力的集中。一旦权力过分集中，就自然失控，自然会成为为所欲为、侵害公共利益的合法魔鬼。《古拉格群岛》记载的前苏联如何践踏人的历史，尽管没有其他更多的证据予以佐证，也许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是，其中的真实和真相，即便不是苏联人权的缩影，或者只是苏联人权真相的一部分，也足以震撼人心、振聋发聩。 与现在很多所谓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并未总结历史的规律，而是像探照灯一样，残酷残忍残暴地揭露现实，在《古拉格群岛》里，我们已经看不到人的存在，甚至连动物都不是，在这个时候，任何人的直观感受就只能是一个，那就是苏联的末日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来临。认识一个社会不需要教育，甚至不需要历史学家的指点和指引，只需要用一双并不犀利的眼睛。当绝大多数人觉得自己的诚实劳动不能获得等价回报，甚至连对折的回报都不敢奢望的时候，事实上，这个社会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 不管如何分析人性，每个人的痛苦和幸福自己是最清楚的。这个不需要专家来定义什么是痛苦和幸福。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不是帮助民众为实现自己理想和价值而在制度上予以保障的时候，再声嘶力竭地劝导如何实现梦想的时候，都是梦中呓语。即便是短时间内，民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越来越穷，但是，当民众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贫困，不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而是因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分享社会资源的机会，甚至连诚实劳动的机会都不能获得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不是选择了天然的听天由命，而是选择了潜在的抵抗和破坏。这是社会的悲剧。国家的瓦解和崩溃已经开始在内部腐烂和分解了。 即便是动物世界，也有非常清晰的规则，这个规则没有解释和传播，但是生存的逻辑和状态，已经让动物明白，只有这样活才能活得更长久更安稳的时候，动物会本能地尊重并遵守这样的规则。因为在动物的世界里，从来没有一种动物或者一只动物因为违背了这样的法则，而获得好处或者有更多生存的机会。动物世界遵守游戏规则的意识是绝对的，没有折扣的，没有任何一种外在的力量会改变这样的生态和循环。 与动物遵守天道的规则意识不同，人类的规则意识其实是相当混乱的。总有人不断地把自己置于规则之外、之上。似乎人类天性就喜欢剥夺他人的财产，而乐于对自己无耻肮脏的剥夺行为合法合理合情化。再完美的解释终究是解释。任何时代，只要一个国家不断制造和传播自己的解释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国家和社会制度本身需要这样的解释，而是，如果再不做出这样的解释，这个国家和社会就已经无法对自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做出行为上的证明。好的制度不需要解释。四季分明的社会不需要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对社会规则做出不断地解释，就是掩饰，那就证明，按照规则的本意或者设计的初衷，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本不该如此，但是事实上已经如此，已经出现了矛盾和对立，绝大多数人事实上已经发现原来标榜的理论和理想，事实要么就不存在，要么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或者实施起来就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怎么办？那就需要解释。司法解释就是这样的解释。社会理论的解释更是这样的解释。解释的前提就是颠覆，就是出现了反例，就是结果与初衷已经背离或者即将背离。 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民众，不是因为懒惰而贫困，而是因为无论如何诚实劳动，都不可能富裕，或者只有不诚实劳动、投机钻营、坑蒙拐骗才能活得更好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经济就不会有发展和繁荣。 人成就一切，人也毁灭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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