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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地做自己，让世界发现你。 【NO.2507】
早在2005年，南阳古吕国姜子牙文化研究筹委会就召开了一次“南阳古吕国姜子牙故里文化研讨会”，认定今南阳市卧龙区王村街道办事处董营为姜子牙故里所在地。本人明确表示不服。 关于南阳之吕的具体所在，古籍中不乏相关记载。如《括地志》云：“古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三十里，吕尚先祖封。”这也是那次“研讨会”所作“吕国王村说”认定的重要依据之一。 诚然，《括地志》作为唐代地理名著，在分叙华夏各州山川、古迹时，大多引经据典，尤以六朝舆地书籍为佐证。又因其距离三代不甚遥远，所论确凿，唐宋著作多有称引，因此书中界标“吕国在邓州南阳县西三十里”可作定论。 但有一点需要明确，根据肜（音róng）良翰先生在《隋唐时期南阳治所变迁考》中所作研究表明：“唐《括地志》所指的邓州南阳县故城，也就是隋唐时期的南阳县故城，当在今南阳西南的潦河镇，不在今天的南阳市。……相应的商周时期吕城……应在今南阳县潦河镇以西三十里的镇平县境了。”
隋唐以后，南阳县治所又北迁至今南阳市。后人不查，发生误会，竟以今之南阳市为坐标，将其西三十里的王村董营附会为吕国遗址。如《元一统志》云：“南阳县西有董吕村，即古吕城。”《明一统志》因袭其说云：“吕城在府西三十里，虞夏时封吕望先祖于此，今名董吕村。”再到后来各代所出诸志和辞典又沿袭元明志书。一时间，“吕国王村说”似乎已成定论。 无独有偶，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中说：“梅溪经宛西吕城东。”经专家考证，潦河在隋唐时称梅溪河，元朝时改称柳河，明代才开始称潦河。而今，潦河是卧龙区和镇平县的界河，所以吕国的地理位置应当在潦河以西的镇平县境内，但王村董营的地理位置却在潦河以东，它是不是古吕国已不言而喻。 再者，如果说吕国在王村董营，那么即便是沧海桑田也总该有蛛丝马迹吧。事实上，就现今可知的信息，该村无论是在地表还是在地下都没有相关断代古文化遗迹。 2005年，郭起华、丁进元在《南阳晚报》发表署名文章《姜子牙故里起波澜》提出明确质疑：“需要探讨的是，子牙故里在古吕国的何处，是否就是王村乡的董吕营村……姜子牙故里的具体地点，除了这些记述，目前尚无实物为证，也没有出土文物佐证。” 就20年后的当下来看，卧龙区王村街道办事处董营村仍然不过是一个后起的近代村落而已，与一个“古”字风马牛不相及。 2005年，《大河报》发表首席记者郭启朝的文章《当地研究者宣称姜自牙故里在南阳》，文中提到：“据董营百姓讲，旧时村东有三座元代石碑，第一个是'古吕城址’，第二个是'董吕村’，第三个是'吕尚故里。’” 这实在好理解，因为明眼人一看“元代”二字，结合《元一统志》的错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南阳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战乱频仍，迫使北民南迁，成为“客家”，尤以元末农民起义为甚，南阳十室九空，现有居民多为明清移民。莫说董吕营今名董营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吕姓，即便有，他们有多少可能又有多大能耐足以从夏商周三代一直留居到今？至于搬出一本家谱，指出几个坟头（绝对不够古老）来同样是吓不住人的。因为凡是吕尚后裔说不定都能拿出一本家谱来，但吕尚后裔遍天下。 2016年2月，董营村“吕氏墓”被确定为南阳市文物保护单位。莫名其妙的是，到了8月27日，有关部门在该村举行立碑、揭碑仪式时，石碑上雕刻的俨然已是“吕侯墓”。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所指就完全两样，有着本质的区别。 当时的相关报导并不见任何考古报告的引述，只见所谓的“调研”活动，也不知这次调研研究出这是哪一个吕侯的陵寝？如果并无客观的依据，无论再怎么强调碑高90厘米宽120厘米都无任何实际意义。 就此我们确定，南阳之吕不在董营。 南阳之吕不在董营，又会在哪里呢？
曾任镇平县县志办主任、档案馆主任的胡会云先生在早年所著《吕之历史、地望与人文》一文中明确主张南阳之吕的具体界标应在隋唐时期邓州南阳县（今潦河镇）西三十里，即今镇平县侯集镇马圈王、宋小庄（含沙庄）一带。 当然，支持 “南阳之吕镇平说”，除了相关文献记载，还应该有其他印证。 经有关专家考察，在镇平县侯集镇马圈王、宋小庄（含沙庄）一带，地表、地下文化遗留范围之广、内容之多令人感叹。 单是遗留文化层中心区域周围长达10多公里，文化层厚达5—8米，地表文化遗物到处可见。仅从宋小庄一小块菜地里，文物工作者就发现了从新石器时期至宋代的各种器皿残片，且无断代。附近几个村庄盛产硝土（即专业人士所言之文化层），至少从清代开始，农民就开始挖硝土肥田，解放后尤甚。 有文物工作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文化遗留，在河南省内实属罕见。 建国前，该地带不断有文物出土，著名的有“万户侯印”。 建国后，同时出土有大量夏、商、周完整器物。 代表文物一：泥质灰陶绳纹大口樽。1976年夏天出土。通高21.8厘米，口径23.5厘米，底径10.5厘米。敞口，圆唇、卷沿，束颈，折肩，口与肩平，腹壁斜直，平底内凸，肩部饰弦纹和一周索状附加堆纹，对称饰有两耳。腹壁饰篮纹。为古人用来储存黄酒的容器。该大口樽与淅川下王岗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Ⅱ式大口樽器形相似。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代表文物二：绳纹灰陶澄滤器（又称刻槽盆）。通高12.5厘米，口径20厘米，半圆球形，敞口、圆唇、圜底，口带有流，内壁布满斜状“澄滤纹”，造型美观，工艺精湛，为古人澄滤黄酒中残留酒糟的器具。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馆藏河南省博物院。  这两件文物经河南省洛阳文物工作站鉴定，均属于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即夏代）典型器物，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颍州、南阳，夏人之居也”的记载相吻合、相印证，为研究中国夏代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代表文物三：短柄灰陶豆。泥质灰陶，敞口，弧壁，豆盘较深，短粗柄，喇叭状足，通体磨光。属于商朝器物。 代表文物四：高细柄或矮细柄浅盘豆。属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器物。 代表文物五：1975年在该地带以北约4公里处的赵河壶瓶嘴原倒流水处发现春秋时期贵族墓，该墓出土十余件铜器，其中有“双耳云雷纹铜鼎”。 代表文物六：1976年在该地带以北2公里的姜营村附近赵河河滩上，发现洪水冲出的有铭“立耳兽面蹄足铜鼎”一件，铭文为“上作父丁宝彝”6字。“父癸”“父丁”“父辛”“父乙”是殷商时代铜器铭文常见称谓，至少在西周仍有一定沿袭。 代表文物七：1986年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侯集镇姜营村出土“甲簋”，该器口径21.7厘米，底径10.7厘米，高14.9厘米，侈口，束颈，鼓腹，圈足外侈。两侧有一对兽首耳，耳下有长方形垂珥。颈饰夔纹，前后增饰浮雕兽首，圈足饰夔纹，前后间以短扉棱。器外底有斜方格状纹。底内有铸铭2行6字：“甲作父丁宝彝。”断代明确为西周器。专家称，目前南阳发现的西周青铜器数量极少，该器铸有铭文，为研究商周时期南阳境内的方国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代表文物八，1975年11月镇平县安国城遗址东南约250米处发现了一窖铁器，出土汉代以前铁范范腔，一侧阴铸铭文“吕”字。因铭文仅有1字，文明推断这是族名（地名）的印证。 鼎和簋均为商周时重要礼器，宴享和祭祀时，奇数的列鼎与偶数的簋配合使用。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司马迁说：“鼎之所在，国都定焉。” 这一地带及其附近文化层的广厚与出土器物的高品位，已透露出其必为一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有文字记载与出图文物相互佐证，读者也许已经对南阳之吕究竟在哪里心有灵犀了。 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我们应当及时纠正由《元一统志》所造成的历史谬误，而以成书于唐代的《括地志》为依据，确定南阳之吕具体界标应在隋唐时期邓州南阳县（今潦河镇）西三十里，即今镇平县侯集镇姜营、马圈王、宋小庄（含沙庄）一带。 草根的发言只为商榷，一愿争议各方都不至一叶障目，二盼各方专家不吝指导。是为盼。
侯建：中学高级教师，南阳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意林》《躬耕》《江苏作家》等报刊。他卑微的灵魂低于这世上最弱小的草根，匍匐在寂寞荒凉的大地，不哭，不笑，不说话，不能相见，不能如愿。 ◆ ◆ ◆ 原创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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