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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3期，第91—100页 王红星 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湖北荆州 434020 卢川 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荆州 434023 朱江松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 434200 摘 要 基于考古资料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梳理了乡宁之鄂、沁阳之鄂、随州之鄂、南阳之鄂的地望变迁。西周早期为南控南淮夷、荆蛮，周封鄂于今随州。周夷王时，将鄂迁徙到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新店乡西鄂故城一带，周代南土防线亦随之收缩。约在春秋早期楚将南阳盆地纳入政治版图之时鄂国已消亡。战国中期前后，西鄂为楚封鄂君之地。垂沙之役后，鄂君东迁大冶鄂王城，始有东鄂。秦及汉初于东鄂故地设鄂县，其后又在南阳鄂国故地设县，因江夏先有鄂县，故称南阳之鄂为西鄂。湖北简称鄂与西周时期随州鄂国或南阳西鄂并无直接关系，而是与行政区划变迁及武昌九省通衢的地位日渐重要有关。武昌有“鄂”之别称，是湖北省简称鄂的直接原因。 作者简介 王红星，男，1957年生，湖北武汉人，博士，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文物顾问，主要从事长江中游地区历史地理及考古学研究；卢川，男，1981年生，湖北荆州人，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城市史研究；朱江松，男，1961年生，湖北荆州人，荆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鄂国历史悠久，是先秦时期有一定影响力的古国。由于传世典籍中关于鄂国的记载很少，学人对鄂国地望争讼不休，或以为在今湖北鄂州（东鄂），或以为在今河南南阳（西鄂）。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多，春秋早期之前的鄂国地望逐渐清晰，西鄂说逐渐占据上风。然鄂国、西鄂、东鄂之间是何关系？“鄂”又为何成为湖北的简称？这些问题仍有可进一步讨论之处。 本文基于考古资料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试图对鄂国存在的时间及地望变迁作系统梳理，对东鄂、西鄂名称出现的时间、由来逐一考订，进而讨论以“鄂”为称的行政区划层级提升、所涉地域范围扩大和鄂州、武昌地望变迁与湖北简称鄂之间的关系，以求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青铜器铭文中的鄂多写作“噩”，而传世文献写作“鄂”，本文除铭文外，统一用“鄂”字。 一、 鄂国存在的时间及地望的变迁 王国维最早认定鄂国地望在东鄂。[1]其后，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一书中曾论及鄂的位置，他根据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噩侯弟卣”“噩季簋”出土之地为湖北，而认为西周时期鄂国的地望在东鄂。[2]徐中舒在《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中系统研究了禹鼎铭文，认为西周鄂国的地望应如《史记·楚世家》正义所说的，位于南阳盆地的西鄂故城。[3]曹淑琴在对有铭噩器梳理的基础上，首言鄂可能在今随州地区。[4]徐少华首次系统、全面地整理研究了鄂国的迁徙过程，对整个鄂国的历史地理进行了论述。他认为: 鄂于商末已经称“侯”，其立国时间当在此前。鄂侯为纣“三公”之一，说明鄂在商王朝的特殊地位。鄂国或鄂族的早期活动在今山西乡宁县城偏南地带，商代武丁之时或稍前东南迁于河南沁阳一带，周成王初年或更早鄂部族即离开了其沁阳居地而南迁于今河南偃师东南至登封交界处暂住，至迟在西周早中之际的昭穆时期鄂国当已立国于南阳盆地。周夷王时，王室逐渐衰弱，鄂与淮夷、东夷势力联合叛周，于是周夷王令西六师、殷八师一举灭亡了鄂国。[5]徐少华的研究一改过去学者多静态研究的态势，动态论证了鄂国的迁徙过程，理清了西鄂说的来龙去脉，是目前为止研究鄂国历史地理及文化最为详尽的论述。 1975年，在随州安居羊子山农田建设中，发现青铜鼎、簋、爵、尊各1件，其中尊底部有铭文两行八字：“噩侯弟历季作旅彝”，其时代为西周早期。[6]1980年，随州市博物馆在羊子山清理一座墓葬，出土青铜器鼎、簋、爵、尊、觯、卣、戈、兽面、铜泡等共18件，年代为西周早期。[7]2007年11月，因犯罪分子盗掘古墓未遂，文物工作者在羊子山抢救性发掘了4号墓，出土了27件青铜器，器类有鼎、簋、甗、罍、盉、盘、卣、尊、斝、觯、爵、方罍（原称方彝）。墓葬的时代为西周早期。鄂侯提梁卣（盖内）、鄂侯罍（盖内）、鄂侯盘（盘底）有铭文二行五字“噩侯乍旅彝”；鄂侯方罍盖内有铭文一行七字“噩侯乍厥宝尊彝”；鄂中方盖鼎盖内有铭文二行六字“噩中乍宝尊彝”。从这些铜器铭文判断，4号墓墓主人应该是鄂侯。[8]至此，周夷王及其以前与鄂国相关的传世及出土铭文铜器共计已有16件。这些铭文铜器的年代诸说不一，这里主要按徐少华对诸器考订的年代[9]，归纳为表1。 表1 周夷王及其以前与鄂国相关的铭文铜器  由表1所列铭文铜器可知，明确出土地点的仅有随州羊子山一处，铭文铜器的年代早至成康时期，晚到夷王时期。羊子山墓地位于涢水北岸，西距随县安居镇1千米，东距随州市20千米。羊子山三次发现铜器墓材料，表明羊子山墓地应是西周成康至昭穆时期的鄂侯家族墓地。据此，李学勤等认为西周鄂国政治中心应在汉东随州一带。[10] 2019年出土的曾公 2012—2014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南水北调建设，在西距白河1.5千米、北距西鄂故城约3.5千米的宛城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80余座。夏饷铺墓地出土铜器有“噩侯”“噩侯夫人”“噩”等铭文，墓葬的国别为鄂毫无争议。发掘者认为5号墓、6号墓，7号墓、16号墓，19号墓、20号墓为鄂侯夫妻异穴合葬墓，1号墓为鄂侯夫人墓，因此该墓地至少安葬有四代鄂侯，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12] 商周鄂国为姞姓[13]，夏饷铺M19出土“鄂侯作孟姬媵壶”[14]，表明南阳鄂国应为姬姓，可能周夷王灭姞姓随州之鄂以后，将其迁至南阳，改为姬姓。当然此说还需要更多材料才能证明，但南阳夏饷铺出土铜器多次出现噩侯、噩侯夫人、噩等铭文，铭文字形特点及器物形制特征与随州出土鄂国铜器一脉相承，且时代上完全接续，可证南阳夏饷铺之鄂，应是随州之鄂被灭后迁至南阳的。 夏饷铺鄂侯墓地的发现，证明西周晚期鄂国被灭后，鄂改为姬姓，被迁徙到周王朝统治能力更强的范围内，即从随州迁移到南阳西鄂故城一带，一方面以防止旧鄂东山再起，另一方面则与南淮夷及荆蛮崛起，周代南土防线收缩有关。仍称侯的鄂国至少存在到了春秋早期。 对鄂国历史地理的认识至此前进了一步：鄂国或鄂族早期活动在今山西乡宁县城偏南地带，商代武丁之时或稍前，往东南迁至今河南沁阳一带，周初鄂即离开了其沁阳居地而南迁，于今河南偃师东南至登封交界处暂住。西周早期，为南控南淮夷、荆蛮，周封鄂于今随州。周夷王时，鄂因叛周而遭周灭，被改为姬姓并迁徙到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新店乡一带，周代南土防线亦随之收缩。称侯之鄂国至少存在到了春秋早期（图1）。此后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再无鄂侯或鄂国仍然存在的踪迹。  图1 鄂地迁徙示意图 二、 西鄂、东鄂辨证 《汉书·地理志》记载南阳郡有西鄂县，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云。”[15]这是关于西鄂最早称呼的较早说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载地名断限当在汉惠帝六年（前189）至吕后二年（前186）之间，其南阳郡共有宛、穰等22县，却无“西鄂”之名。[16]《汉书·地理志》记载江夏郡有鄂县[17]，晏昌贵认为江夏之鄂所受打击较小，秦及汉初当设为鄂县。其后，随着南阳盆地的开发，在故鄂地新增设一县，此县为了与江夏之“鄂”相区别，被命名为“西鄂”[18]。如此，则先有江夏之鄂，后有西鄂之名。 东鄂说最重要的依据，是《史记·楚世家》的记载：“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在对“至于鄂”之“鄂”注解时引刘伯庄云：“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也。”[19]表明他亦认为鄂本在楚之西，后迁至唐代鄂州。前人据上述记载，认为鄂既为江上楚蛮之地，那么鄂之地望当在东鄂无疑。 但是古文献中的“江”并非长江的专称，《楚世家》所谓“江上楚蛮之地”之“江”，实应指汉水。[20]另外，上节论及周夷王所伐之鄂在随州安居附近，灭姞姓鄂改姬姓鄂，将鄂迁至南阳，而鄂国称侯至少延续到春秋早期。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工作证明，楚国势力在春秋中期才进入鄂东地区。[21]因此，熊渠之时楚人势力并没有到达东鄂一带，据《史记·楚世家》的这段记载，将鄂定位于东鄂，应该是对文献记载理解有误。 “鄂君启节”的早期研究者，如郭沫若、谭其骧、于省吾、商承祚、黄盛璋、姚汉源等，都将鄂定位于东鄂。[22]唯日本学者船越昭生别树一帜，提出鄂在汉西鄂县地，即今河南南阳地区[23]，但和者寡。 “鄂君启节”之车节“自鄂市”出发，首先经行的阳丘、方城，学者都同意在南阳盆地迤东。[24]陈伟独辟蹊径，指出舟节的“逾”字应该都是指顺流而下，尤其是其“读由为育，油水即是淯水”，而淯水就是今天白河的古称。淯水经过西鄂等地注入汉水，正应舟节“自鄂市·逾油”而入汉这段航程。如此车节、舟节起点一致，鄂自然应即西鄂。[25] “鄂君启节”的年代，殷涤非、罗长铭据节铭首句“大司马昭阳败晋于襄陵之岁”，认为铸金节的年代为楚怀王六年（前323）。[26]既然公元前323年鄂君启之鄂地仍在南阳，而东鄂秦及汉初才设鄂县，那么东鄂的出现年代当在二者之间。 楚怀王二十八年（前301），齐、韩、魏三国联合伐楚，大败楚师于垂沙，韩、魏取楚“宛、叶以北”[27]。朱继平据此认为东鄂地名是垂沙之战后楚国丧失南阳地区，鄂君由西鄂迁徙而来。[28]屈原《楚辞》之“鄂渚”[29]、刘向《说苑》之“鄂君”[30]皆在垂沙之役以后，所指均应为东鄂，可证朱说可信。 2014—201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大冶市金牛镇（原属鄂城，1955年划归大冶管辖）东北约5千米的鄂王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局部发掘。获知鄂王城城址东西长约420米，南北宽约360米，占地约15100平方千米，城址内采集遗物年代多为战国中晚期至汉代，城址的始建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之际。[31]这一年代与上述垂沙之役之后，鄂君迁至东鄂的年代基本吻合。 鄂国何时最终灭亡，为谁所灭，由于材料阙如，目前尚不可知。大约在春秋早期，楚国将南阳盆地纳入政治版图，楚文王时于申国故地设立申县，于吕国故地设吕县[32]，知鄂国此时已不复存在。鄂灭国是否同时被灭祀，楚封鄂君始于何时，目前因资料缺乏，还难以廓清。由楚怀王时期西鄂地仍为鄂君启的封地[33]知鄂国被灭后，鄂地名仍存。 由上述可知，约在春秋早期楚将南阳盆地纳入政治版图之时鄂国已消亡，鄂地名仍存。至少在战国中期，这里仍为楚封鄂君之地。垂沙之役以后，鄂君东迁大冶鄂王城，始有东鄂（图1）。秦及汉初东鄂地当设为鄂县。其后又在南阳郡西鄂故地设县，因江夏先有鄂县，故称南阳之鄂为西鄂县。 三、 湖北何以简称鄂 随州羊子山鄂侯墓地的发现，使学人多将湖北简称鄂的历史渊源追溯到西周时期随州鄂国[34]，实则不然。传世文献根本没有明确关于随州之鄂的任何记载，所以，湖北简称鄂，与随州之鄂以及南阳之鄂并无直接关系。“鄂”之所以成为湖北省的简称，实与东鄂之地行政区划变迁（表2），以及逐步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府有关。 表2 东鄂之地政区建置沿革   由表2可以看出以“鄂”为称的行政区划由县级到高层政区逐步提升，所涉地域范围也逐渐扩大，相应行政中心则由今鄂州转移到今武汉武昌。两汉时期鄂为县治，孙吴时期始称武昌。隋唐时期鄂州治江夏。五代鄂岳都团练观察使、鄂州武昌军节度使所辖区域扩大。元朝荆湖行省、湖广行省治鄂州江夏，辖区范围最大，其间还短暂称鄂州行省。明清时期湖广布政司、湖广省、湖北省治始终在武昌府江夏地，而武昌县治则在今鄂州市。湖北正式称省在康熙三年（1664）。[35] 上述东鄂地沿革反映出，自隋唐开始，尤其是南宋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长江中游南北陆路交通线与最繁忙的水上交通线长江相会于汉口，从而奠定了武昌“九省通衢”之地位，元代湖北的交通枢纽为武昌[36]，确立了该地区域中心的地位。在孙吴定都鄂地，改名武昌，及其后鄂州定治江夏、武昌府定治江夏、省府定治江夏的历史背景下，元朝曾短暂称鄂州行省。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清雍正八年（1730），湖广总督迈柱最早在奏折中将湖北省简称为鄂省。[37]清中后期奏折中，湖北地方官员则大量使用鄂省、鄂的简称。[38]由此可见，湖北省简称为鄂，只是习惯性称呼，并没有一个法定过程。 四、 结语 本文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分别对鄂国地望变迁，西鄂、东鄂地望的定位及其歧见缘由，湖北简称鄂的政区地理原因作了系统梳理，并得出如下结论： （1） 西周早期，为南控南淮夷、荆蛮，周封鄂于今湖北随州。周夷王时，因鄂叛周而遭周灭，改其为姬姓，并将其迁徙到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新店乡西鄂故城一带，周代南土防线亦随之收缩。称侯之鄂国至少存在到了春秋早期。 （2） 约在春秋早期，楚将南阳盆地纳入政治版图之时，鄂国已消亡，鄂地名仍存，至迟在战国中期，这里仍为楚封鄂君之地。垂沙之役以后，鄂君东迁大冶鄂王城，始有东鄂。秦及汉初在东鄂地设鄂县，其后又在南阳郡西鄂故地设县，因江夏先有鄂县，故在南阳所设之县称为西鄂县。 （3） 湖北简称鄂与西周随州鄂国或南阳西鄂并无直接关系。隋唐鄂州州治转移至江夏（今武汉市武昌区），其后，随着行政区划变迁及武昌九省通衢的地位日渐重要，“鄂”地名所影响的范围逐步扩大，造就了湖北省简称为“鄂”的历史地理基础。湖北首府武昌有“鄂”之别称，是湖北省简称鄂的直接原因。 致 谢 徐少华、陈伟、晏昌贵、胡雅丽对本文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本文均已采纳，专此致谢！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王国维: 《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0—891页。 [2] 陈梦家: 《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0—72页。 [3] 徐中舒: 《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4] 曹淑琴: 《噩器初探》，《江汉考古》1993年第2期。 [5] 徐少华: 《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7页；徐少华: 《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 [6] 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 [7] 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8] 随州市博物馆: 《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3页。 [9] 徐少华: 《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 [10] 李学勤: 《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 [11] 郭长江、凡国栋、陈虎等: 《曾公 [12]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5、M6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20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7、M16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9、M20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 [13] 徐少华: 《鄂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综考》，《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 [14]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9、M20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 [15]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3—1565页。 [16] 晏昌贵: 《〈二年律令·秩律〉与汉初政区地理》，《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17]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7页。 [18] 晏昌贵、郭涛: 《〈鄂君启节〉铭文地理研究二题》，《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19]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92—1693页。 [20] 石泉: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72页。 [21] 丁兰: 《试论春秋中晚期楚国在鄂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22] 郭沫若: 《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谭其骧: 《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2页；于省吾: 《“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商承祚: 《鄂君启节考》，《文物精华》第2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49—55页；黄盛璋: 《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43—168页；姚汉源: 《鄂君启节释文》，《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9—203页。 [23] [日] 船越昭生: 《鄂君启节について》，《东方学报》第43册，1972年，第55—95页。 [24] 谭其骧: 《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2页。 [25] 陈伟: 《〈鄂君启节〉之“鄂”地探讨》，《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 [26] 殷涤非、罗长铭: 《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27] 杨宽: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0—649页。 [28] 朱继平: 《“鄂王城”考》，《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 [29] 熊人宽: 《试论〈哀郢〉〈涉江〉所反映的屈原行踪》，《中国楚辞学》第23辑，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149页；舒大清: 《〈楚辞·九章·涉江〉“鄂渚”索考》，《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30] 于延亮: 《鄂国历史概述——兼及鄂君》，《长江文明》2016年第3期。 [31] 陈树祥、席奇峰、余锦芳: 《大冶鄂王城及周边遗存考古工作回顾和相关问题的思考》，《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32] 徐少华: 《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3页。 [33] 郑威: 《楚国封君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2—95页。 [34] 罗运环: 《湖北省简称“鄂”研究》，《人文论丛·2010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2—391页。 [35]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清实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5页。 [36] 方正、万献初: 《商周至元明湖北区域中心城市确立的历史地理学考察》，《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 [37] 朱批奏折: 雍正八年正月初十日，迈柱《奏为鄂省通山县知县井浚检举幕友唐孙镐拟赴宪辕递呈揭帖毁骂诸葛际盛讨檄吕留良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 04-01-38-0033-010。 [38] 罗运环: 《湖北省简称“鄂”研究》，《人文论丛·2010年卷》，第362—391页。 编 辑：项羽雯 初 审：张金贞 终 审：杨伟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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