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史探骊 | 陈炯明驻漳述要

编者注

本文摘自《漳州文史资料选辑》，字数较多，建议先收藏后阅读，以防迷路。

本文由在陈炯明'闽南护法区”工作过的郑之翰、陈鉴修二位回忆整理，成文时间在1980年左右，涉及地名皆当时叫法。

郑之翰，祖籍台湾，福建省龙海人。曾任福建龙溪县长，澎湖县长， 大革命时期任龙溪海澄县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任漳州市政协委员。

陈鉴修，芗城区人。陈炯明驻漳时设随营学校，陈鉴修为学科教员。曾任龙溪县立师范学校校长兼国文教员，1956年起在漳州市农校任国文教员，漳州诗社负责人，被称为漳州市的“活地图”。

陈炯明驻漳述要

郑之翰 陈鉴修

陈炯明于一九一八年九月间，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率粤军入闽，号称“援闽粤军”，任该军总司令，进驻闽西南，在漳州设立总司令部，以其所辖地区建立“闽南护法区”。一九二〇年六月，又奉命回师讨伐桂系军阀，先后驻漳不及两年，当一九二三年陈背叛革命后，其残部又窜据漳州，建立所谓“联军办事处”政权，但旋又溃退。

由于陈炯明在“闽南护法区”时期，不但标榜民主，且提出“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的口号，在漳州地方亦留下一些事迹，因而人们常被这些表象所蒙蔽，对他予以不正确的评价。我们认为有必要提供较具体的史实，作为重新评价的根据，特就一些经历和见闻综合回忆记述，既不完整，亦恐多有错误。

援闽入漳建立“闽南护法区”

一九一七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召开非常会议（即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以后，西南各省和北京政府形成对立。翌年四月，段祺瑞任命福建督军李厚基、暂编浙江第一师师长童葆瑄为援粤军（后改闽浙援粤军）总、副司令，设总司令部于厦门。由童师配合陆军第十四混成旅臧致平部进犯潮、汕，粤省人心惶惶，群起呼吁，经中山先生的提议，得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的同意，广东省长朱庆澜愿拔警卫军二十营为援闽基本部队，中山先生乃委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闽粤边防督办，并亲在惠州督修枪械充实配备，陈则在东江一带募兵补额。这支援闽粤军是未经整训的部队，但它可说是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孙、陈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支部队当时的处境是困难的，因为莫荣新等不但不愿它得有出路，也害怕其发展，而多加掣肘，企图从各方面或明或暗地加以扼杀的。当一九一八年初，陈炯明率部先入汕头部署时，就遭到莫肇宇部的阻挠，陈部进驻汕头后，中山先生为使粤军有巩固的后方基地，又为陈争取得兼任惠、潮、梅三属军务督办。

五月粤军分三路向福建进军，战争于十一日开始接触，其时闽浙军亦三路进袭潮、汕——左为臧部、中为胡部、右为童部，但在交锋后，闽浙军中路溃败。这时广州方面对粤军已不予枪弹饷款的接济。当两军在闽粤交界处的三河坝胶着时，桂系军阀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和莫荣新等，又胁迫中山先生离粤赴沪，以加重对援闽粤军的打击。中山先生通过吕公望（原浙江督军）劝说童部第一团陈肇英部在前线倒戈，同时由于逢大雨河水暴涨，童、臧两部不熟悉水性，溺死无数，浮尸满河，遂遭惨败溃退，粤军乘势猛攻穷追，先占浦、诏一带，而后挺进，于九月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占领漳州。继又分两路跟踪追击，闽浙军败退厦门，粤军进占嵩屿和海澄打石坑一带，因受阻于海洋，缺乏渡海运输工具，且为厦门海军炮火所迫，不能前进，乃驻兵嵩屿火车站，两军隔海对峙。

陈炯明屯兵漳州后，以其闽西南所辖各县统称“闽南护法区”，作为整训和取得弹饷补给的基地。

粤军防守嵩屿时，仅以木制大炮伪装布防，后为臧部所侦悉，又渡海进袭，陈部不敌，败撤至江东桥以西，乃与之妥协，划界而守。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厚基把江东以下各乡合并另设龙海县，与护法区对抗。

其时陈部粤军设总司令部于漳州原道衙，邓铿任参谋长，叶举任参谋处长，黄强任总参议，李文范任参议，陈铭枢（即谢婴白）、徐桴等，亦在总部任职。所辖九个支队司令较著者有：熊略、陈炯光、洪兆磷、李云复、关国雄、梁鸿楷等。此外，收编就地民军成立若干预备队。时中山先生委林祖密（季商）、林者仁（袖湖）等为民军司令，分设机构于漳州观桥顶林刚愍祠、大岸顶大愿堂，分别收编龙溪张国民、马伯州，和长泰叶定国（未受编）等部民军。林祖密且在漳州设立随营学校于文昌宫（今市东铺头中心小学），招收学员王成华等三数十名，加以训练，由潘澄峨、陈寿西任术科教练，陈鉴修、陈家瑞任学科教员。

在援闽军事胜利战局稳定以后，尤其是在部队扩编整训时，中山先生与陈炯明之间，不但派系之争渐露端倪，而陈对中山先生的出师北伐，在谈吐上亦闪烁其词表示不满，曾对漳州士绅流露过这种意见:“中山先生又来电催我北伐了，须知羽毛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时尚有俟，事尚有待，我并非拥兵自私之徒也。”由于他有怨望，难怪叶举、洪兆麟之辈，平素在公私场合中常辱骂中山先生为“大炮”，亦置不闻问，未尝加以斥责或制止。

当时所谓粤军已扩充至两万人以上，不但扩编第二军，由许崇智任军长，且有江西李烈钧、湖南谭人凤、浙江陈肇英（时已升任师长）等集于漳州，声势浩大，对时局几乎有举足轻重之概，因此有人称陈炯明和直系军阀吴佩孚为南北两秀才，其后陈反对中山先生北伐，亦因与吴有勾结。

一九二〇年六月间，在时局转变中，由于中山先生与段祺瑞联合，援闽粤军与福建督军李厚基通过停战议和，也进一步结合起来，条件是：陈在回粤成功后，交还闽省地盘，以换取枪弹的充分补给，在回师粤省的酝酿中，中山先生曾给予十五万元为回师出发费，并派朱执信为使者来往于漳沪之间。

陈、李妥协后，粤军回师时，陈炯明本人率部先行，原龙溪县知事张友仁调充机要秘书偕往。行前宴各界于总部，柬注“立食式”，士绅黄莲舫（时任省立第二师范校长）等在席间致词赞扬。总部留守漳州，交由原机要秘书陈演生为护理，等待移交，后臧致平部旅长刘长胜和李的部属史廷颺代表李厚基前来接防，陈演生等离漳前欢宴他方士绅于紫园。

中山先生所希望于援闽粤军的，是建立一支革命的基本部队，从而实现其革命理想，但把这寄托于一个割地称雄的封建军阀，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时陈炯明虽标榜“护法”，其实是企图在闽经过一个时期的整训之后，待机回师广州而后别图再举的，所以他常引“卧薪尝胆”以自勉，当他率师回粤以后，先阻挠北伐，后炮击总统府，终于成为中山先生的叛徒和民国的罪人，这就他在护法所作为的情形，是已可明见的。

标榜“护法”的苛政

援闽粤军入漳后，即设立所谓“闽南护法区”，以支队司令熊略兼汀龙道尹；分设护法区警务处，以丘哲任处长，高等法院、检察院，分委郑丰稔（笔山）、郑耀东任院长，以“安定”地方。

粤军入闽的主要目的在整训军队，因而扩充兵员和补足装备为其首要工作，为此筹饷遂成为当前急务。是以陈炯明于军事甫定后，即建立筹饷局，以周醒南为局长（后改财政局，以钟秀南任局长），先会同龙溪县商会会长孙次典，分向殷商富户派款，继又创设田亩捐（又名义捐，即种鸦片捐）、济饷特别捐（即赌捐）、米捐、糖捐、肥料捐、红料捐（即砖瓦等征捐），甚至有所谓“猪儿捐”等，名目繁多，法令如毛，敲剥花样层出不穷。同时经征捐税，可以从中作弊，可以大获其利，因是奸黠流氓争相营钻，而地方士绅亦甘为爪牙供其奔走。由于田亩捐的苛征，当时漳州有些农民曾为不种鸦片而捐款过重不能交纳，推派代表进谒陈炯明申述理由请予减轻，陈却答说：“我们所征的是田亩捐，种植鸦片可听其自由，但捐款不能减轻。”这说明田亩课以苛捐，不但意在迫种鸦片，同时也是一种横征暴敛的手段。

漳属一带过去留下不少屯田，年纳钱粮，名曰屯米，陈部驻漳时下令分为三等——每亩价十二元、十元、八元，委派不少人员分赴各县处理，尽数变卖，虽经办者不无降等匿报，但总收入为数不少。同时城郊朋田、城内官地亦尽变卖。巨绅黄莲舫购得部分，其后则藉此扩充霸占。

因此，一九一九年夏（农历五月）发生了一次符仔会暴动的事件。漳州农民在钱粮的苛征下，尤其是在符仔会首蔡振声（俗称“蔡仙”，素以华安汰内为巢穴）①的蛊惑煽动之下，便以“驱逐陈炯明回粤”为号召，纠集会徒入城进袭总司令部。先一日，粮胥欧自财、阿水等被会徒杀害灭尸于天宝乡埔里陈社，次晨，蔡振声亲率会徒百余人，由南坑岳后州经官园、浦头而至溪头乡，午饭后，蔡一手执“宝剑”，一手戟指先行，率领会徒由东门入城（或说另有一路或两路由西、北两方面入城，因城门紧闭不得入），经东铺头、十字街、道口而趋旧道衙总司令部。沿途伐鼓鸣金、扬旗念咒，拈香跳神，会徒手执竹剑、木刀，身挂纸符，香袋、蜂拥而来，起初军警认为迎神赛会，及发觉是会徒作乱时、前行者已迫近总司令部，因急架起机关枪防卫，并开枪射击，一时枪声交杂，会徒或中弹倒下，或反身逃窜，结果符咒敌不过枪弹，死者二、三十人，遍地陈尸，而蔡及其会徒自原路逃走。这虽是一次会徒入城的暴动，但也多少含有农民反抗统治者的意图。

陈炯明拥兵漳州，割据一方，一面向广东募兵扩充，面设修械厂（址在镇台衙门，即今市第一中学操场）修造枪械，补足装备。其部属亦据地统治，如洪兆麟任漳码镇守使时，驻防石码，与当地土皇帝蓝汝汉（俗称“蓝仔番薯”）勾结，由蓝包揽一切捐税，鱼肉人民，洪因亦得度其淫逸生活，且大饱私囊，深为人民所痛恨。陈部军纪废弛，官兵任意拉夫或敲诈勒索，甚至常有士兵携仅装有白水的瓶子，在路上故意与行人相碰而将瓶摔破，拉住被碰者妄称瓶里装的是什么贵重补品，强索折价赔偿的事件发生于街头，因而民间有这样俗谚：“南无头北无尾，所抢百姓的家伙”。（意思是说：南军任意敲诈勒索，好像没有官长，而北军常打败仗，溃退时肆意抢劫，但他们抢夺的都是老百姓的财物。）

陈性颇猜忌，与同驻的浙军陈肇英部、靖国军方声涛部等暗斗甚烈，因而对他们的就地筹饷募兵自谋发展，时加干涉。

西南护法政府，曾一度委陈炯明兼福建省长，并派海军司令林葆憬兼督军，漳州士绅杨羽吉（时任龙溪县商会副会长）、郑启沂、潘澄峨偕陈家瑞等因事请见，并向其贺任，他谦逊道谢后慨然叹说：“诸君贺我，我方自吊，我虽弃文就武、实是不武无文，文事、政治以至军事，正从专家们学习；吏治、治吏，实门外汉，武人谈政可哂，干政可恶，武人不能不干政，不得不谈政，当然惹人笑骂，也自笑啼晓不得；福建半壁江山，中央以我为首，他姑勿论，论先县改，数十县知事待我一人产生，良心不昧，循吏有几，幕府本已才难，人才止有此数，屈指不过数人，人用加七八倍，求过于供，供不应求，负责大难，不，亦不许，何以教我，所望诸君！”郑等因问：“公心目中的百里才有多少？”他答说有张友仁、翁桂清、王雨若等五、六人。这只是一套说词，事实上各县知事尽是委派他的幕僚充当的。

但是，由于陈炯明所统率的粤军，是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同时在逐步扩军整训之后，已略具规模，在闽西南已奠定了军事基础。更由于陈摆出一付进步姿态，在地方上也做了一些表面的所谓“建设新社会”的工作，漳州一时俨然成为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中心，从而博得一片声誉，迷惑了不少人，对他存在幻想，希望他能大力支持革命，能为百姓做点好事。因此，先后到过漳州访问的，有林森、胡汉民、汪精卫、居正、吴稚晖、李石曾、邹鲁、陈嘉庚等，而廖仲恺、米执信且参与总部工作过一个时期。

据陈其尤先生（时在粤总部任职，担任苏联代表接待和日语转译工作）回忆，一九一九年秋，在上海的中山先生介绍过苏联来华的第一个代表路博（海军中将）到过漳州访问陈炯明。住宿于公园内新建府教育局（今已废），并把列宁的亲笔函面交陈炯明，大意是对中国革命表示关切，对陈也表示敬佩和鼓励，由路博转述请多做农民运动，注意发动群众，并说如果我们需要，可以将储藏于海参崴的军械提供粤军使用。陈给列宁的复信，是由朱执信拟稿的，大意对列宁派代表前来表示感谢，并介绍当时的政治局势，但后来事实证明，陈炯明终于辜负了列宁的热切期望。

陈炯明虽标榜“护法”，但其一切措施，全为个人的足兵足饷，目的不在财政，更谈不到人民福利和社会事业，因此当其回师广东时，所部已由数千增至两万以上，且有较充足的装备。其后，他就以这支军队作为背叛中山先生和破坏革命的本钱。

不 彻 底 的 新 文 化 运 动

陈炯明驻漳期间，已没有政治组织，也没有什么政纲作为号召。但从他在公园东面所立的华表上，亦有博爱、自由、平等、互助；同时当“闽星日刊”于一九二〇年元旦发刊，从他在第一号②上自撰的“宣言”上说：“总而言之，本刊是一个奋斗的东西，不希望环境顺迹，奋无可奋，斗无可斗，就是了，若是有人要送一个时髦的徽号，我们是不敢当的，若是说DemOCraCy（按即英文民主，五四时期音译为德谟克拉西）的日刊，就怕却之不恭了”等来看，他是以标榜“民主”为号召的。

五四运动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这时代巨流影响下，陈炯明也提出了“提倡新文化”的口号。先设新闽学书局（址在马坪街三道祠原址），经售当时风行的新青年、新潮、湘江评论等书刊。后由陈其尤向上海购得印刷机件设立印刷所，相继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一九二〇年元旦，创刊“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作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工具。陈炯明以总司令兼日刊主笔，常以笔名“陆安”在刊上发表文章，如在第一号的“余录”上，就有一篇“儿童的革命思想'，且常亲至报社巡视。陈秋霖（回粤后，任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中央监委，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刺，陈亦中弹身死）任编辑、陈孚木任校对。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常为该刊撰稿刊载。

梁冰弦时任护法区教育局长，提出“一乡一校”口号，极力推行普及教育，除原有视学方玉书外，又加派黄笃卿从事各乡督导工作，因而龙溪县小学得由三十余校增 至 百余校。小学教育经费是以龙溪、海澄两县柴米出口税（运往厦门者值百抽五）拨充，年约五万元，龙溪得三分之二，海澄得三分之一。龙溪全县四十二所私塾尽予禁设，且倡办工读学校于原县学宫（今市第二中学），据时任龙溪县知事张友仁说其目的是：“兼学种植，以助学校经济之发展，将依次推行各校。”但并未实现。

其时教育局常主办学术讲演，先后来漳演讲者，有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黄仲琴等组织今学社刊印演讲录小册子。

为推进社会教育工作，有闽南社会教育社的组织，陈忏真、陈家瑞等参加活动。该社演出过易卜生的“那拉”和一些自编的剧目。许赞乔、郑可观、王成华、吴朝栋等当过演员，陈炯明拨款五百元补助，并撰写募捐启事。前此漳州原设的通俗教育会及其刊物：“通俗周报”也得张友仁的协助。

为提倡体育活动，一九一九年秋在漳州南校场举行闽南护法区运动大会，参加者有辖区十七县选手。

一九一九年，由于提倡赴法勤工俭学，且有李石曾等的宣传，陈炯明遂令辖区各县选派半官费留法学生若干名，先后保送两次，第一次共六十多名，龙溪有陈瑞堂、林有壬、潘澄畴等，其中大多选习工科，希望学成归国后从事振兴实业工作，但这批留学生归国后，不为反动政府所重视，因而亦不能各尽所能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对于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陈洞明不是大力推行，而是在群众政治觉悟提高和爱国热情高涨之下，不得不予以默许，而相机加以阻挠的。当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时，漳州各校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配合社会青年行动起来，游行示威、宣传反帝，抵制日货。先后驱逐了日隆商店（址在双门顶，即今香港路北首）的日本商人，日本布教堂的教士谷了悟，并在石码搜获土皇帝蓝汝汉屯积的日货月琴牌火柴（址在今东门里），充公拍卖，但当张民权在公园演讲时，便因对反帝反封建的言辞过激，被陈的弟弟陈炯光当场掌了一下耳光而散场。新文化运动遂以夭折。

在反封建方面，对于破除迷信，仅为改建街道而拆除漳州府城隍庙，为利用场所而毁玄妙观的偶象，但原拟拆除的新桥头大庙，却因缴纳了代价而作罢。在革除陋习上，提倡男人剪短发不留辫，穿短衣不穿长衫，女人放大足不缠小脚。当闽南护法区运动大会举行时，在进口处贴上禁令：“穿长衫或留辫子者，不得入场”，作为宣传。但这些终是片面而不彻底的做法。

陈炯明驻漳时期，既有护法区为基础，又有“五四”这伟大运动以资推动，形势是极其有利的。可是他以一个封建军阀据地称霸的志愿出发，对于新文化运动既不大力推行，尤其对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亦不敢肩负起来，这说明他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彻底的，也是投机的，因而虽留给人们一些印象，但似昙花一现，旋即为封建势力所掩盖而消失了。

正当这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在漳州有过较明显的活动。这是由于一九一四年，刘恩复（即师复）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以推动革命时，陈炯明为该团团员之一，多少受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而当他调兵漳州，以进步姿态出现，又礼贤下士，罗致一班新人物时，不少无政府主义者被邀前来工作，或办报，或从事教育，或在机关任事，黄凌霸还几次从北京陪同苏联朋友到漳州访问陈炯明。

其时梁冰弦、刘石心经常在“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上撰写宣传新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或刊载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新闻，如日刊第一号在“世界要闻”上就刊登了“克鲁泡特金对多数党的意见”的报道。张民权等极力宣传无政府主义，作过多次演讲。但陈炯明及其部属害怕这种思想的传播会影响其统治，因而多方阻挠破坏：张民权在陆安中区（俗称“圆圈”）演说时，由陈家瑞作方言翻译，当陈家瑞即以“煽惑民心，扰乱市面”而被扣半夜，经解释后获自由；张民权当闽南护法区运动会举行时在南校场当众演说，手执红旗、散发传单，并由李纪堂作方言翻译，中途被道尹熊略派军警驱散听众，收回传单；省立第二师范丁班学生赖怀宗在始兴北路广场（即府址）宣传时，被军警殴伤而后扣押，因而激起该校学生公愤，集队捣毁教育局，并向总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赔偿医药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陈炯明亲自出见，答应所请各点，立将被捕者释放。

许真风、尉克水因当时闽西南遍植鸦片，漳州又公开贩卖鸦片烟，看不过眼，在街头向群众演说，指出鸦片的毒害，揭露强迫农民种烟的罪恶行为，触怒了第二军军长许崇智，两人被捕，几乎枪毙，幸亏梁冰弦等知情，急向陈炯明求情，才获释出境。

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在这种种阻挠和破坏之下，也就逐渐沉寂了。一九二〇年初，梁冰弦往厦鼓任“民钟报”编辑，刘石心亦返广州。

所谓“建设新社会”

陈炯明是以“建设新社会”为己任的，因而陈部入漳之后即成立工务局，先后委林我锵、周醒南任局长，从事市政建设和公路修筑。

在市政建设上，拆除旧城墙，改建漳州沿河堤岸、码头，设码头捐征收出入口货运以资应用。把狭窄的街道扩建为现有马路，经费按店屋门面丈量，石路每丈收费五十元，土路每丈收费二十元，由沿路两旁业主按数均分。各街店屋拆卸门面重加修建，由各业主自行负担，并设市政管理处，委王仁度为主任，负责管理。

市外修筑公路，原拟东通泉州、南达厦门、北至龙岩龙门、西连潮、汕，虽为便利交通，但更主要还是为军运的需要。结果只完成部分：东通江东桥以西（一六公里）；南达海澄浮宫（二三公里），转乘小火轮而至厦门；北至浦南（一八、五公里）；西连南靖靖城（二○公里）。同时于一九二〇年倡办汀漳龙长途始兴汽车公司，由周醒南和龙溪县商会长孙次典等发起，拟募集股金三十万元，除招募殷商富户投资外。该公司创办后即购备汽车行驶，先通漳码的客运，后发展至浮宫，接驳轮船至厦门，缩短了漳厦交通的旅程。

原郡城东南隅的新桥，自一九〇四年、一九〇八年两次大水冲圯后已不再复建。这时为便利漳码交通和溪南乡民入城，乃利用原有桥基加以改为钢骨水泥桥。全长六五二尺，宽二五尺，洒水道十八个，桥的两旁为人行道，且有围栏，名为“东新桥”，立牌于桥中，为书法名家清道人所书者。北岸桥首建一亭，中有造桥碑记，述营造概况，现已废除。

漳州旧府署在市中心，陈炯明令汀漳道尹熊略、工务局长周醒南开辟为漳州第一公园（原拟以芝山建为第二公园，未果；中山公园系北伐军入漳后改称者），一九一八年冬兴建，翌年秋完工，占地四十二亩，用费三万九千三百另三元。周醒南在“漳州第一公园纪略”的“弁言”上说：“世界文化不一端，而莫著于公园”，这可见开辟公园的意图。

此外，开设博通公司于始兴北路，经售百货商品，创办. 迎宾大旅社于少司徒（今北京路），文明雅集于东门管厝巷。这些都不免有官僚资本的成份在内。且有美育俱乐部（又名粤军俱乐部，址为今梨园剧场）的设立，虽不限于粤军人员，但参与共乐者亦仅官僚士绅而已。

陈以资本主义的一般建设移植于漳州，企图在其驻地实现所演“建设新社会”，这是从其作为一个封建军阀据地称霸的愿望出发的。虽然采取一些措施，但只是表面而已，而且费用尽取于民，也含有表彰个人功绩的意图，如街道的名称，或以黎元洪给予他的军衔'定威将军'而称为定威南路、北路（即今延安路），或以其笔名“陆安”而名为陆安东路、西路（即今新华东路、西路）等，则是明显的事例。

残部窜漳建立“联军办事处”

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炮击总统府，背叛革命。一九二三年初，桂、粤、镇等军进兵广东，讨伐陈炯明，陈败退东江。这时陈留于汕头的部队，有洪兆麟、赖世璜和桂军林虎、刘志陆等部。孙大元帅急于收回潮、汕，遂命李烈钧为广东边防督办，与这些叛军首脑面商善后办法，但仍无效。七月，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在威致平的协助下攻克广东饶平的凉山，臧部又进攻汕头不克。嗣汕头防务督办洪兆麟，会同林虎、赖世璜、刘志陆等部攻下漳州，时陈炯明亦委被中山先生免职的黄大伟为潮、汕边防督办，企图拉回黄在许崇智指挥下的旧部，结果只拉得第十三旅旅长张毅部，入驻漳州一带，黄升张为第一师师长，以此为资本称为国民军，自任总指挥。这时李厚基旧部王献臣亦由闽西退入漳州。因而互相结合起来，在漳州组织了一个所谓“联军办事处”（简称“联军”）的政权，不久，陈炯明、黄任寰部先回援惠州（行前各界宴于西园）。同年末，北军乘虚击溃驻漳各部队，旋张毅又叛附北军。一九二四年二月，北京政府任张毅为厦门镇守使，令逐黄大伟，至此“联军”政权寿终。

由于“联军”是个非驴非马的政权，而各部又不互相统属，因而错综复杂，不知归谁指挥，名义上以林虎挂名为统率，实由刘志陆代行职权。刘驻漳期间，曾委徐飞仙为秘书，陈锡朋为书记官。

当时这些叛军窜据漳州，因自知寿命不长，不独对地方毫无建树，且各自在其辖区任意剥夺民财，最明显者则是公开卖官。陈辛盘（石轩）买得龙溪县知事的职位，是尽人皆知的。而赖世璜身为军长，当漳州士绅某向其接洽贿买龙溪县知事一职时，他竟答说：“龙溪为联军政权所在地，我的职权仅几分之一，未敢独断，如我所辖的闽西各县知事，尽可议价委派。'这反映了封建军阀贪婪的一斑。

一九二六年七月间，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福建督理周荫人，亲自率其所部来漳，与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张毅配合，企图进兵袭粤牵制北阅军的兵力时，张毅以漳州各界名义在军民联欢社（址在公园仰文楼，即今市图书馆）举行会宴，黄强代表陈炯明在席上起立陈词，为广东三千万人民待援的迫切，要求周即出师“讨阀”国民革命军。陈炯明把其企图东山再起的幻想，寄托于北洋军阀的身上，不但说明他们之间的反动本质关系，也证明了这个革命叛徒已是走上穷途末路了，但他终于被革命的洪流所冲毁，也为全国人民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