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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伪满在长春成立，给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发去委任状，汤玉麟大骂说：“ 张雨亭（张作霖）是我拜把子弟兄，你们害死他；我没有那么浑，去做你们的官！” “九一八事变”时，汤玉麟的大部分家属在沈阳，日军为了拉拢汤玉麟，指派专人带着一队日本宪兵将汤玉麟的家属及金银细软送还。 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东北全部沦陷。日军若要继续侵略，热河是必经之地，因此对汤玉麟加大了劝诱的力度。 伪满成立后，单方面公开宣布了对汤玉麟的委任，并寄去了委任状，汤玉麟大骂之后，让人将委任状寄回长春。 日伪不死心，不久后又在辽宁的北票召开会议，派人通知汤玉麟参加，汤玉麟派手下张舜卿去打探消息。 张舜卿回来后，将日方的三个要求告知汤玉麟，一是，已委任汤玉麟为伪满的参议府副议长、伪热河省长，让尽快正式就职；二是，允许日方修筑一条从北票到承德（热河省府所在）的铁路，修筑期间，汤玉麟不许派军队去干涉；三是，日军派出一支小股部队进驻承德，架设电台，方便承德和长春之间的联系。 汤玉麟拒绝了这三个要求，并将情况报告给了北平的张学良及南京。南京方面担心汤玉麟投日，又给了他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的头衔，并让张学良坐镇北平，统一负责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的防务。 面对日伪的咄咄逼人，汤玉麟只是拒绝了劝诱，但对防区的军务并不上心，武备松弛。汤玉麟盘踞热河多年，虽属奉系，但其实就是半独立状态，尤其是在张作霖死后，汤玉麟俨然就是自成势力了。 汤玉麟将热河的主要军政职务，大都交给家人和亲戚把持，军队由他的三弟汤玉书、四弟汤玉铭、五弟汤玉书、族弟汤宝福等人控制，他的大儿子汤佐荣是热河的禁烟局局长，二儿子汤佐辅是热河的财政厅厅长。其余亲戚，诸如女婿周铁铮等人，都被汤玉麟委任了县长等职务。 这种“全家桶”式的任命，如何能治理好热河呢？ 汤玉麟利用禁烟局，在热河大肆敛财。禁烟局名为“禁烟”，其实是汤玉麟打着“禁烟”的幌子，以解决军饷为由，强行让民众“种烟”。汤佐荣仗着禁烟局长的身份，及汤玉麟的支持，将热河全省的鸦片种植及买卖独揽，获利惊人。 鸦片泛滥，导致汤玉麟手下的官兵，也都成了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几无战斗力的“双枪兵”。汤氏父子，将敛取的钱财大肆挥霍，花巨资在各地修建豪华别墅，其中在天津修建的大别墅，成为当时天津最大的豪宅之一。 别看汤氏父子给自己和家人花钱很大方，对外则很是吝啬，汤部官兵，长期领不到军饷，导致士气低迷，怨声载道。 有热河省府的委员去找汤玉麟，说不发饷影响军心，恐会引起哗变，汤玉麟不以为然的说：“你知道什么，正因为欠了饷，吊着他们，军队才不会散。” 汤玉麟如此带兵，其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热河大小股土匪不断出没，汤部去剿匪时，竟然是败多胜少，以至于官兵和匪兵达成默契，各自对空放枪，互不干扰。 1933年2月，眼见日军对热河的进攻随时都会发起，各界普遍对汤玉麟能否抗敌持疑问，于是南京派宋子文、杨杰等人飞去北平，视察热河及华北的防务情况。 2月16日晚，张学良在官邸召开会议，除了宋子文、杨杰外，北方将领三十多人参会。 张学良在会上，一面指着地图，一面让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的部队防守长城的冷口、喜峰口一线。 宋哲元说：“仅靠我的部队，是难以长守的。” 张学良说：“你的右翼是何柱国的部队，不用担心。” 不料，宋哲元却口气很不好的说：“何柱国才把山海关给丢了，败军之将，我如何能相信他。” 宋哲元的话，让张学良很是尴尬。一个月前，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独立第九旅的营长安德馨率部死守，和四百多官兵战死。第九旅是何柱国的基本部队，安德馨营虽全员战死，但第九旅主力却后撤到了长城防线，宋哲元对此颇有微词，在会上公开出言讥讽。 宋哲元的挖苦，对何柱国是有失公允的，何柱国在东北军中是积极的主战派，第九旅从山海关防区撤离，并不是何柱国擅作主张，他也是奉命而行。 张学良在会上，对原西北军的宋哲元、晋军的商震及归他指挥的东北军将领，逐个宣布了各自的防区和作战任务后，又和宋子文、杨杰等人，在第二天乘车去热河。 在日军进逼热河时，张学良报请南京同意后，委任东北军元老张作相为负责热河防务的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 热河是汤玉麟的地盘，他对自己没能当上总司令，很是不满，认为这是张学良和南京要借机夺去他在热河的军政大权。 得知张学良、宋子文乘车向承德赶来时，汤玉麟当着手下的面大骂说：“小六子把宋子文都带来了，这是要干什么？” 骂归骂，汤玉麟面子上的工作还是要做的，他带着热河军政人员近百人，出承德二十里外，迎接张学良、宋子文的到来。 张学良、宋子文的到来，并未坚定汤玉麟的作战信心，在两人走后，汤部官兵索要拖欠三月的军饷，遭到汤玉麟拒绝，说等战事结束后一并支付。 大战在即，汤玉麟还想着一毛不拔，连军饷都不付，热河之战的前景可想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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