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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 汤玉麟这个人粗野得很，他外号叫汤大虎，意思是糊涂的人。大虎，就是混，混人，不是蛮。那热河就是他失守的！我当政东三省时，最难过的就是热河省这事。我本来打算要撤换他的，可是为什么不敢呢？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我怕我一动，他就去投靠日本人。我真没有办法，你明白吗？ 本来，我都预备好了，我在北平时，已准备让宋哲元去做热河都统，把汤玉麟换下来，可是踌躇再三，终于没有去做。因为我做错一件大事，就是杀杨宇霆。他怕我了，弄得他们都怕我。我那时叫他到北平来，他不敢来，你明白吗，他怕来了以后我干掉他，杀他。 当年，他们都不怕我，以为我是个年轻小孩子，待我把杨宇霆他们杀掉了，他们一看，好家伙，这小孩子怎么这么凶？ 当年我父亲手下有个孙烈臣，你大概知道吧，我那时当参谋长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说，如果老将要杀我、要枪毙我的时候，一定就是你了！他的意思是说，去执行的人肯定是我，最后是我去杀他 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是与张作霖一同起事的绿林英雄。因为这层关系，他在热河飞扬跋扈，作威作福。他自命是天上星宿转世，降生来辅助张作霖的。 在几位同泽兄弟中，他们称吴俊升为黑熊投胎，因此，吴家平时养了几头大熊，吴本人行动走路也都模仿熊的动作。另一位把兄弟张海鹏，则自称是张飞转世、因此一过关羽庙，他便进去叩头，连声对着关羽泥像呼二哥。 这位汤玉麟，被称为是猛虎投生，所以他酷爱老虎：在客厅里摆着一只老虎标本，墙上挂着他手持机关枪骑在虎背上的照片，坐的椅子上也蒙着张虎皮；就是平时他坐着谈话时，也常常将两手握拳前扑桌上，借以表示“虎威”。实际上所谓汤大虎的“虎”字，据张学良解释，并无“虎威”之意。 汤玉麟自郭松龄反奉后就任热河省主席，至此已经七年，部队扩充到三万多人。他父子三人在热河横征暴敛，大开烟禁，跋扈专横，贪赃枉法，是个腐败无能的“土皇帝”，简直视热河为他汤家的私产。 “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曾对汤玉麟进行劝降，要他承认自己是“满洲国”委任的省长，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伸到承德。此事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汤玉麟未敢轻举妄动。 日本占领东北，“国联”派了个李顿调查团到中国进行所谓的调查，殊料，调查报告建议“国联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所取得的全部特权，只是不承认“满洲国”。日本为此大为光火，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开始向关内进攻，热河之战开始了。 侵占热河省本来就是日军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早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陆军参谋长就密电关东军参谋长：“关于热河问题的计划应随时汇报，如用外交手段已无效果，则以必要兵力，尽量直冲平津地方。” 关东军的战略企图是：“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的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国的基础。” 面对日军出兵热河、攻势咄咄逼人的危局，北平军分会的最高长官、统辖华北五省三市的张学良将军，国难家仇，齐涌心头，决心御敌于长城之外，他誓言道：“如果我不救亡抗日，你们就号召东北的父老乡亲挖我的祖坟！” 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亲笔拟电给张学良：“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正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袜弹药，沪亦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请兄急起，如何，盼复。” 接电后，张学良满怀一腔沸腾的复仇热血，支撑着病弱之躯，当众声明带兵亲征，欲在长城一线同日军决一雌雄。 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宪兵借故挑衅，向我山海关南门开火。在双方交涉中，日军提出，我军必须“开放南门，由其警戒”，这一无理要求遭我方严词拒绝。日军立即撕下伪装，当晚，关东军步兵第四旅团在铃木少将指挥下，配以飞机大炮，向山海关大举进攻。 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部队，守军不过千余，难抵日军凶猛攻势，加之内缺弹粮，外无援军，处境垂危。但是，他们惟一可依赖的是几千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和一个军队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 结果，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东北守军第一营和第三营将士，与日军坦克、步兵殊死拼杀三昼夜，全部阵亡，实现了他们以血肉之躯再筑长城的豪迈哲言。 山海关陷落，举国震惊，民众哗然。 “我认为各国之和平运动今已无效，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障中国，舍此，再无其它办法了。” 一月八日，张学良为山海关失陷召开记者会，义愤填膺地说。 张学良急电蒋介石。蒋介石一面声称已调中央军黄杰、关麟征、刘率三师兵力北上增援，一面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等一行人浩 浩荡荡乘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好似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实则是来看看风向，明里抵抗，暗里却欲与日本搞妥协外交。 军政大员几乎倾巢北上，完全蒙蔽了张学良的政治视野，他还以为蒋介石接受了九一八事变的教训，全力支持他御侮抗战，遂一扫多日来的沮丧颓唐之气，决心为保卫热河而大干一场。 “热河地高多山，北接外蒙、黑龙江，东连辽宁，西接察绥，南接平津，四方均是平原，故热河如同炮垒，为华北最重要之关键地区，热河如保存，则进可恢复东北，还我河山国人应深切关注热河之重要性。” 二月六日，张学良在一次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军政会议上，首先指出了热河的天然形势和固守热河的重要意义，接着，他号召将士们奋起抗战。 二月十六日下午，张学良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热烈支持北平爱国人士朱庆澜等人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当晚，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开会，分配防务，调兵遣将，并布置翌日前往热河视察的各项准备。 在顺承王府，东北军主要将领除不能离开防地者外，都来了，宋子文、杨杰、商震、宋哲元也都在场。张学良把热河地图摊在地上，手拿红蓝铅笔，划分各军防地。 “明轩，请你把守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好吗？”张学良抬头对宋哲元说。 “我的兵力不足.装备又不好，这一线关系重大，我担负不了。”宋哲元当时以很不客气的口吻说。 “你不必担心兵力单薄，何柱国摆在你的右翼，他可以全力支撑你。”张学良按捺住性子，善言道。 “何柱国是败军之将，靠不住，我不能信任他，这个任务我不接受。”殊料，宋哲元更加不客气地说道。 何柱国后来著文回忆说：“宋哲元说我是败军之将，指的就是我在山海关战役中，没有能够阻止日军前进，奉命撤退到滦河西岸。其实这次榆关之战，是东北军撤出东北后第一次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他说这种话，不过是有意给张学良以难堪。 张学良在一九二六年帮助吴佩孚对冯玉祥军作战时，宋哲元当时就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手下败将，那次作战的结果是把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了平津。” 宋哲元出言不逊，一时搞得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张学良强忍着火气，继续开会，并在会议结束时宣布任命张作相为保卫热河的统帅，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任副司令。 二月十七日晨四时许，张学良与宋子文等偕同随员乘三十余辆汽车为一路，朱庆澜、黄炎培等乘十余辆车为另一路，浩浩荡荡向承德汤玉麟的防地进发。张学良这时因染有烈性毒品，所以在热河路上每走三十里，就要停车打一次吗啡针，及到承德时，已疲惫不堪。 欢迎午餐于十八日举行。宴会上，宋子文首先讲话，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注热河的安危，要大家保国卫土，所需饷械，他义不容辞、全力负责。张学良接着致辞，他勉励大家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张学良偕宋子文、汤玉麟、朱庆澜、张作相在承德合影（右起汤玉麟、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朱庆澜） 利用这一在热河前线视察的机会，张学良、张作相及随行的高级参谋人员，将由北平带来的两个电稿从承德发出：一是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的电报，电文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的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该电由宋子文、张学良等署名。 另一电是张学良、汤玉麟、万福麟、宋哲元等二十七名哲守热河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发出的通电，表示决心上阵杀敌，呼吁全国一致支持热河抗战。电文曰：“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励。幸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 二月二十二日，就在宋、张察看热河军情后的第四天，由关东军司令长官率领三个师团的兵力，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四路：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一路由林西攻多伦，拉开了入侵热河的战幕。 参战的有日本第六、八两个师团，军本部直辖两个步兵混成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及飞行联队、重炮队和坦克队，并配有伪满张海鹏和于藏山的两个军，共约十万多人日方计划前三路攻下承德后，再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也针锋相对地加紧部署，他成立了两个集团军，各辖三个军团。第一集团军由张学良自兼总司令，由于学忠、商震、宋哲元分任一、二、三军团长，约十七八万人，防守滦东至喜峰长城一线。第二集团军由张作相任总司令，万福麟、汤玉麟、张作相分任四、五、六军团长，防守热河。 然而，热河统帅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此刻竞有一半以上未到达防地，更谈不上完整的防御体系。当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了几下，又出动坦克一击，结果，开鲁一线，汤部崔兴武旅即首先投降，日兵蜂拥而入；守凌源一线的万福麟的第四军团与日军拼杀了一阵，但架不住腹背受敌，不得已退守喜峰口；朝阳一线亦即告失守。这样，三条阵线同时溃败。万福麟、张作相连忙指挥所部反击，激战中，于兆麟将军壮烈殉国。 后来，张学良曾对刘鼎说过当时的混乱情况：“热河抗战，部队接受任务出发，接敌后，战地指挥官连这些部队的位置都无法查清，怎么指挥？” 当张作相赶到承德时，承德已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城内乱成一团。汤玉麟则用大批车辆抢运私人财产，向天津租界运送，置紧急军情于不顾。张作相找他，他人也不见面，电话也不接。 万福麟当时指挥的东北军有五个旅、三个炮兵团，兵力并不算单薄，由于北票、朝阳的陷落，腹肯受敌，在没有得到总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他就全部撤至喜峰口。已到达赤峰的杂牌军孙殿英部，则观望不前；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开到古北口，就不敢贸然前进了。张作相的总指挥部设在承德旧将军衙里，恰似孤身守空城。 二月三日早晨，日军兵临城下，枪声四起，张作相身边除了几名卫士和几个文职参谋人员以外，兵将全无。他一个人坐在椅了上，吸旱烟，两眼流泪。左右身边人问他怎么办，他恼怒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副官卫士把他拖上汽车，向古北口急驰，一直逃到他儿子张廷枢那里，才算逃脱了一条命。 汤玉麟则带着卫队逃到滦平去了，家眷也早已送往天津，日寇仅以一百二十八名骑兵的先头部队便占领了承德。 热河首府就这样闪电般地丢掉了，喧嚷-时的热河保卫战，就这样草草结束。 前线遗败，张学良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东北军竟如此不中用，热河的防务竞如此不堪一击。一阵急火攻心，他险些晕倒。盛怒中，张学良下令将汤玉麟追捕正法，以壮军威，以振士气。但汤玉麟畏罪逃往察哈尔，竞得幸免。 热河失陷以后，全国舆论哗然，一致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更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三月七日，张学良致电南京，引咎辞职。电文中说：“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殊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十里。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 指挥不当，以致负政府督责之殷，及国民托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莫辞。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一面迅派大员接替，用伸国纪。转还之机，在此一举。” 张学良的这个辞职电文也是言不由衷。他原本还指望能得到蒋介石之慰留，以戴罪立功，重整旗鼓，拼死反击。发出辞职电后，他还对左说：“我要亲自率领刘多荃精锐的部队和全部东北军，与日寇一拼，死收复热河。” 蒋介石得知热河失守，即宣称要北上督帅，筹划反攻。随后，偕宋子文乘专车到达石家庄，电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言称共商反攻大计。 张学良本来是兴冲冲地想再去打日本，哪里知道蒋介石实际上已在准备他下台的后事，因为在蒋介石的妙算里，战必败，那只有牺性张学良来了局。 东北军将领何柱国认为：“热河抗战之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张学良。张不战而退出东北，遭到全国舆论的强烈遣责，他为了一洗'不抵抗将军’之恶名，想守住热河，保全河北，决心与日军在榆关热河一战。榆关失守后，他把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开进热河布防，张当时的名义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以蒋介石的名义，他不仅可以全权指挥东北军，还可以指挥华北所有的部队，包括阎锡山、冯玉祥的部队在内，但张学良和冯、阎都打过仗，现在冯、阎部队受他的指挥，事实上是有困难的。”又说，“张学良知道要保住热河，没有其他部队支援，光靠东北军是阻挡不住精锐的关东军的。他也知冯、阎的部属宋哲元、商震的队伍是靠不住的，只有乞援于中央。这时蒋介石还在江西坐镇“剿共，在张之请求下，为了应付全国舆论，为了敷衍张学良，蒋答应调尚未参加江西'剿共’的中央军刘戡的八十三师、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北上支援，但却迟迟其行。同时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十、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等二十多名军政大员和军事专家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乘专车北上，前往北平，名义上是说帮助张学良襄赞谋划，保卫热河，实际上是探索形势，以战求和，逼张学良下野。” 实际上，在当时的形势下，东北军单独抗击南下入侵的日军难度是很大的，战而胜之的把握是极小的。热河抗战中，正在“剿共”的蒋介石虽然调三师北上，但对张学良来讲，只不过是望梅止渴。其实，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还不少，如精锐的胡宗南的第一师当时就驻在河南闲着没事干，袖手旁观。 你看，这个仗让张学良怎样去打？ 当时，《大公报》曾发表社论总结热河抗战失败的原因：“在于武装之劣弱，给养之困乏，而何以劣弱与困乏？在于政治改革未成，故经济实力甚弱。此皆非一般民众之责，而少数上层社会之咎也。” 兵败下野 1933.3 热河一战，我是失败了。那时，蒋先生同我见过一次面。 他对我说，现在船上有三个人，但这船不能载三个人，总得下去一个。蒋先生的意思是让我辞职，我立即说，那当然，我先跳，我先跳下去。回来后，我就辞职了。 谁说我不愿意辞职？我这个人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是一扔就扔掉了的再说，不辞也没有别的法子 一月七日，张学良虽然发出引咎辞职电，但这时的他仍想坚守长城一线、拟亲率东北军，反攻热河：他令王以哲守古北口，并想请求蒋介石补充些轻机枪、重机枪与迫击炮。万福麟想回北平，张学良电令：“命你率部反攻，你要回来、拿头见我。” 万部缪澄流旅打得较好，在热河喇嘛洞阻击日军，杀敌几百人，缴获甚多，张学良闻讯大喜。他把参与此役的独立十六师中校参谋吕正操叫到北平来，了解与日军作战的情况，研究如何才能战胜日军。然而，这一切显然都是徒劳的。 热河失守后，蒋介石于三月六日由南昌飞往汉口，再请宋子文乘专车北上石家庄。何应钦、黄绍竑及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等前往石家庄迎接。蒋介石问何应钦等人，对张学良的请辞有何意见。 对此段经历，黄绍竑回忆道：“蒋介石在南京时就已决定要何应钦来取张学良而代之，现在为什么还要问呢？因为他对于东北军的底子还没有摸清楚，还有些顾虑。” 这时，何、黄表示说：“ 第一，如果还让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方军队如山西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我们以后就指望这些军队继续抗战，中央军是不能多调出来的。 第二，张学良虽有亲率东北军去收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表示，但从他的精神、体力来看是做不到的，而且拼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 第三，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野，东北军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顾虑。” “蒋介石根据我们的报告，就决心允准张学良辞职下野.由何应钦来接替。”黄绍竑回忆说，“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来石家庄，也打电报去，想和何应钦等一同去石家庄迎接。但蒋介石还没有得到何应钦和我的报告，主意没有打定之前，不便与他见面，就复电说：'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见面。’蒋介石同我们见面商量的次日，就约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张学良先到车站迎候，蒋介石后到，在蒋介石的专车上见面，仅有宋子文一人在座。何应钦和我在另一专车上，没有参加，怎样谈的，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蒋介石同何、黄谈完之后，即电约张学良到保定会晤。 三月八日晚，张学良偕顾问端纳、副官处长汤国祯、秘书王卓然、周从政前往保定。 在专车上，张学良对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定在保定会见，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战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民唾骂要好得多，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昨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的对不对？” 此时，蒋介石再次与亲日派合作，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也就是假抵抗，真谋和。 九日晨五时，张学良专车抵达保定。蒋、宋等原约定同时到达，但此时仍未到，车站上也无消息。张学良亲自到站长室向石家庄要电话，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谈、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 张学良放下电话回到车上，面色阴沉。端纳忙问：T.V怎么说的？他们怎么还不来？”T.V是宋子文的英文名字缩写。 “我的预料果然不差，T.V先来传达蒋先生的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到全面向日本宣战了。老王你好好译给端纳听。”张学良语气凝重地说。 随行人员连忙劝张学良上床休息静观事变。同时，大家不由得对蒋介石的用意猜测纷纷， 约十时，宋子文的专车来到保定。张学良立时登车与他接谈，约二十分钟，张学良匆匆下车。神情紧张，王卓然、端纳等人趋前急问。 “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会受到全国民众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这正如同三兵人乘坐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我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我要他速告蒋先生不必烦心。”张学良说道。 张学良与随员们谈话时，宋子文便向石家庄方面打电话，告诉蒋介石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 下午四点，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进入张学良专车站台的另一边。张学良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车停后，张学良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介石的专车前去商谈。 “接到你的辞职电报，我知道了你的诚意。”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言，板着脸劈头说道，“现在全国奥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说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可同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蒋介石还对张学良讲了一套为“不抵抗政策”作辩护的“理论”，说什么“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无法战胜日本，如果再打败仗，我们的贵任将更重大，前的做法只能是稳定局势，和缓敌人，作好准备，长期抗日”。 蒋介石以此来应付张学良，张学良无可奈何，唯命是从，但他对蒋介石的论点并不能苟同。 “我感谢委员长的关心。”张学良回应说，“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应以此申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 蒋介石含糊其词地说：“是的，是的。' 对张学良的请求，蒋介石点头称“是”，但内心是反对的。 他答非所问地对张学良说：“关于你的辞职，为了免于张夫人的误解，我一定要和她当面讲清楚”。几天以后，蒋介石真的又赶到石家庄，面见张夫人于凤至，对之“安抚”，以表示他对张学良无微不至的“关怀”。 蒋、张会谈后，张学良的随从人员立即围拢过来，询问会谈内容。张学良神情阴沉地说：“我马上辞职出洋。” 随从人员群情激愤，皆为张学良鸣不平。适有保定驻军、东北军一一七师岳如升团长上车见张学良，痛哭失声，车中人也为之落泪。张学良却走过来安慰说：“有什么可难过的？咱们不久还是可以见面的。” “蒋介石太不够朋友，用得着时，万种恩情说不尽，用不着时，一脚踢开！”在场的人个个义愤填膺，“蒋介石说遇到了大风大浪，但这种风浪究竟是谁召来的呢？主张对日不抵抗的正是蒋自己，而您的内心是坚决主张抵抗的。现在遇到了风浪，正应该同舟共济，研究如何抵抗，但事到如今他仍然坚持不抵抗方针，却叫别人去做替罪的羔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致反对张学良下野出洋，甚至都有把蒋介石扣留起来、硬干一下的想法。但张学良被蒋介石迷惑太深，甚至在想法上也与蒋介石产生某些共鸣。他相信，蒋介石的话是对的。因此、他对人家说，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主张自我牺牲到底。 几分钟后，蒋介石即偕宋子文到张学良的专车上回访，好言劝慰，劝他即飞上海，办理出洋手续。将介石再次嘱附说：“一切都可与子文谈，子文可以代表我。”他下车后，边走边回首说：“汉卿，再见，再见啦。”接着，又转过头来对宋子文说：“子文你留下，与汉卿多谈谈。”说完，登上专车开往石家庄去了。宋子文与张学良则同车开往长辛店。 在张学良的专车上，宋子文与张学良商量，将东北军编为四个军，分别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率领，于学忠仍任河北省主席。调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为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中央军第二、二十五两师开赴古北口，阻止日军前进。至于全国开战一事，留待中央从长计议。 谈毕已夜十时半，宋子文与张学良说声“上海再见”，便回到了自己的专车上，由长辛店折返石家庄，向蒋介石复命去了。 宋子文走后，张学良专车继续向北平开去，他也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王卓然正要休息，忽见副官长谭海跑过来慌慌张张地说：“王老师，副司令正在大哭，你快与端纳过去劝劝吧。” 王卓然急同端纳闯进张的卧室，但见张学良伏枕大哭，显得非常沉痛端纳见状，连忙安慰说：“少帅，要做一个大丈夫，要勇敢与坚强。” “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之所伏，祸分福之所倚’。”上卓然安慰道，“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地走掉，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王卓然回忆说：“我与端纳正等待他的反应，这时，张学良突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然后急拉端纳和我坐在他的床上。此时汤国桢与谭海皆在一旁呆立。 “他说：'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我说蒋先生对日本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外交涉，这使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我来说说，让我们开开心。话说有一个财主，夜里遭土匪来抢，土匪持刀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边叩头边说，要什么都行，就是饶我一命。土匪一眼看见财主的老婆还好，就说，这样吧，我玩你的老婆，你跪在旁边叩头，头叩得好，就饶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及土匪兴尽席卷而去，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说，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一个劲地磕头？财主说，你别哭，你哪知我们还占了他便宜呢！妇人大哭说，老婆被奸污，你有什么便宜可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最忙乱的时候，贼顾不上看我，我少叩了许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 讲完这个嘲讽南京对日外交政策的笑话，张学良转头对王卓然说：“老王，你好好地翻译给端纳听，问他若有这样的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说这位财主最好去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簧。” “过了一会儿，谭副官长进来报告说，已到西便门车站，请副司令下车。”王卓然回忆说，“于是，我就伴张学良驱车顺承王府，到达时已是午夜上二时。张学良在下汽车时，我问他：'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帮你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他深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就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仿佛记得林肯有儿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 我进屋翻参考书，查出了这三句话，译文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水远。’我送交他时，已是午夜二时，他还在阅读文件。” 三年后，张学良在西安曾对刘鼎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由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我很兴奋，哪知在保定见了蒋委员长，他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只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百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回到车厢，我就闷倒在床上，号啕大哭。” 回到北平后，张学良在顺承王府立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宣布他即将辞职出洋。到会者愤愤不平，同声反对他下野，主张与老蒋硬拼，和老蒋见个高低。骑兵师长王奇峰甚至愤怒地说：“蒋要副司令下台，我们就挂红旗，加入共产党。” 杂牌军师长孙殿英显然也是为了讨好东北军，甚至站起来大呼道：“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造反！”面对群情激昂的军官们，张学良竭力劝阻，要他们切勿轻举妄动。 “我要到国外走走，不久就会回来的。”张学良说，“为什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丢下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以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队伍，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帅的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百姓。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子，交孝候负责，流亡关内的东北老乡很多，已无家可归，要照顾这些人。大家要顶住日本人的进攻，保牢河北这块地方。” 张学良的讲话表明，他虽然暂时下野，但决不忘抗日；要注意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为将来的抗日复土而斗争。 当时，东北军还有二十六万人左右：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各率三万人；张学良的贴身劲旅有刘多荃统帅的两万人；其余十多万，都由于学忠统帅，驻屯河北地区。 三月十一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了下野通电。这份由章士钊代笔的通电，列举了他一九二八年上台以来主要的反日、拥蒋事迹和引咎下野的原因，并表明了今后的希望：“余父与余历以保持中国在东北之主权为己任，余父且以身殉焉。迨余就任以后，仍本先父遗志，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导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民国士九年秋余奉命入关，拥护中国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盖余深信惟健全政府，然后可以御外侮也。九一八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必主张公道。消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接战以来，将士效命者，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性者，已以万计矣。 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士未复，无家可归者数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等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加以援助，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胖，而余本心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自计也。” 在张学良向全国通电时，东北军将领义愤填膺，曾欲联名通电，表示与张学良共进退，以示抗议，但被张学良婉言劝止。 张学良的下野通电一发出，南京政府立即照准。下野后，蒋介石为贯彻其对日妥协的方针，任命亲日派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取缔河北的抗日义勇军及救国军；派自已的侄子蒋孝先到北平，统领宪兵第三团，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爱国的进步青年，破坏华北的抗日活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派黄郛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黄与汪精卫都是亲日派的首领，黄郛去北平就任时，蒋介石致书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要求他们对黄郛犹如对他自己一样。 这时，汪精卫也急忙回国，重任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蒋、汪两人再次携手合作，共谋对日的妥协方针。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军在占领热河之后，又进犯长城各口。面对日寇的进攻，虽有广大官兵（如宋哲元的第二士九军等）的英勇抵抗，但因蒋、汪的妥协方针作祟，前线将土，孤军无援，长城抗战终于失败。 长城抗战失败后，在黄、何应钦主持下，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的条文事前未报告蒋介石，由于蒋介石曾指示停战协定不要用文字方式，黄、何怕蒋介石责怪，特派黄绍竑专程去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协定中只规定双方停战及划分缓冲区范围等，未涉及领士主权，特别是东北四省归属问题，蒋听后连声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 而实质上，这个丧权屈辱的《塘沽协定》，又出卖了华北的主权。 张学良下野后，国民党中一些别有用心的分子为搞臭他，以落井下石的卑劣手段，对他采取子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如在“一二八”抗战时，曾与日军勾结的海军部长陈绍宽、次长李世甲公然造谣，指控张学良把天津的海军医院出卖给法国人。国民党著名元老张继也跳出来，诬称张学良拿走了颐和园的古字画，还特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要他在张学良搭船出洋时予以查扣。吴铁城认为对张学良的指控毫无根据，于法不合，拒不办理，但张继仍抓住不放、大肆造谣。而事实是，张学良在颐和园养病时，曾借阅园藏古字画十五件；仓促离平时，已于四月九日委托朱光沐会同胡若愚负责检还；至五月九日，北平市长周大文亲携该字画检交顿和园管理事务所，该所会同故宫博物馆专家审核无误。 上述这些毁誉性的人身攻击，蒋介石不会不知道，但他却未加以制止。而张学良对部下的训词，句句都在极力维护蒋介石。如他曾叮嘱部下说：“此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也就是对不起我。” 张学良为人，坦率直爽，崇尚信义。关键时刻，他总是顾全大局，而将自已的名誉和地位置于非常次要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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