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艰难卓然之二

时艰难卓然之二

原创 思目（jocole) 百年风云从头阅 2024-04-15 12:19 山东 听全文

二、单独北上与卓木碉会议之谜

大概是出于谨慎，张国焘开始实施其南下计划之初多少还有些顾忌，没有将已开始着手实施直接电告陈昌浩与徐向前。9月5日上午十时，已回到箭步塘的张国焘，向左路军所部发出万万火急电：命令倪志亮、周纯全率领的先头部队退返阿坝，位于松岗、卓克基等地的部队停止继续北上，同时命令倪周将此电转给右路军陈徐。接到转来的上述电文后，徐向前、陈昌浩下达“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并于当晚二十时电告最前方的红一军（团）。

张国焘的这番举动，立刻引起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等人警觉，随即便开始采取应急措施：首先重新建立中央与红一、三军（团）之间的电台联系，接到指令的彭德怀立刻命人编制新的密码本。随即，彭德怀又不动声色地将红十一团，悄悄调到中央纵队驻地附近。密码本编好之后，如何送达红一军（团）手中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其时，红一军（团）已远出至拉界（甘肃迭部的达拉乡）地区。

彭德怀经过一番紧张思考，决定派他的朝鲜籍好友武亭带着密码本及一部电台，仅靠指北针前往甘肃的俄界（高吉）一带，去搜寻红一军（团）的下落。根据红一师刘亚楼与黄甦9月7日发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文可知，武亭大约是6日傍晚出发，夤夜行进约九十余华里，天亮时分将密码本及电台送达红一军（团）处。林彪、聂荣臻随即按照新的指令，派遣红一师立刻前出至莫牙及莫牙寺，为继续北上开辟通道。

9月8日，从陈昌浩、徐向前口中确知张国焘要强行南下后，政治局决定当晚在周恩来住处，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等七人出席。会后即以七人名义，将毛泽东拟就的电文发给左路军（红军总部），要张国焘等执行中央北上指示。

就在此后不久，徐陈又收到张国焘于当晚二十二时发来的电报：“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注1）9日白天，中央致电张国焘并致徐、陈：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向东发展。

9日晚间，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处征询他的意见，得知他的基本态度后，没有再说什么便告辞离去。随即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来到红三军（团）司令部，再次召开临时会议进行紧急磋商。大家一致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已无任何可能，且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武装冲突的严重后果！会议最后决定，坚持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率红一、三军和中央纵队、红军大学等速出甘南先行北上。

9月10日凌晨二时三十分，中央纵队与红军大学率先离开驻地，开始向俄界（高吉）进发。其时红十团远驻在西南侧的班佑，天亮后经过巴西时引起四方面军所部的警觉，随即打电话告诉徐向前与陈昌浩，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请示打不打？在徐向前“那有红军打红军”的劝阻下，中央红军所部安然离去。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毛泽东与彭德怀采取断然措施，如果没有武亭不畏艰险及时找到红一军（团）并建立了联系，恐怕中央难以下决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如果不是徐向前说“那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以及陈昌浩采纳了徐向前的意见，中央不会那么顺利的率领红一、三军（团），平安顺利地离开。

武亭（1905—1952），本名金武亭，1905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1925年加入中共。是全程走完长征的两名朝鲜人之一，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9月10日凌晨中央出发之前，专门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北上方针不容改变、左路军应速北上”的电报。张国焘已感觉到中央会带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于凌晨四时发电给林彪、聂荣臻等并转中央：“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未然。”“乙、……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位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注2）

此时的张国焘，已吃定中央难奈其何，在凌晨四时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给“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的电文中说：“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绝不应如是。……。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候复示！”（注3）

这段电文足以说明，张国焘事先早已料到，事情的发展无非是两个结果。而电文中那句“一、三军刻已前开”，说明提前已有人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适时电告，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知晓！但中央毅然决然地单独北上，多少还是出乎他的意料，可他还“真不[以]为然”的认为，中央单独北上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故告诫“如遇障碍仍请开回”！

11日晚二十二时，已进抵俄界的中央发电给张国焘，再次指令他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并告诉他红一、三军（团）已集中到了罗达和俄界一带。但张国焘根本不予理会，在第二日上午十时发给红一、三军（团）转中央的电文中，只字不提中央有关北上的指令，而是一味地大肆指责中央率军单独北上是分裂红军。

第二天（12日）晚上二十二时，又发报给林彪和彭德怀等，谓“（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一、三军团。请诸兄其细思吾言。”（注4）企图通过危言耸听，挑拨红一、三军（团）与中央的关系。

据徐向前回忆，尽管陈昌浩没有派兵阻拦中央及红三军（团）的率先北上，但他“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注5）9月11日下午，陈昌浩在巴西的一座庙里召开右路军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中央和红一、三军团不辞而别的单独北上。据亲历者回忆，陈昌浩其时的神情暴躁至极，张口就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还说了许多十分难听的话。说完后见大家都默默无语，陈昌浩便宣布南下，并喊出“打回通南巴！”的口号。12日，右路军剩下的部队，正式接到张国焘南返的电令。

中央及红一、三军团的单独北上，使张国焘的头脑里产生了新的邪恶念头——不仅分裂红军，还要分裂中央！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和运作，张国焘于10月5日在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的白莎喇嘛寺，召开了另立中央的“卓木碉会议”。对于这次极不光彩的会议，张国焘在多年后撰写的《我的回忆》中写道：“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在卓克基市镇上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心情显得悲痛而愤慨。”（注6）

张国焘这段回忆，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记忆中错误，但却明显有意识的选择性地记叙，故意将两次有关联的会议混为一谈！——其实早在“卓木碉会议”之前，张国焘还煞费苦心地在阿坝的格尔底寺大殿内，召开过一次名为“中共川康省委和工农红军中党员紧急活动分子会议”（史称“阿坝会议”）。

由于四方面军军史中没有选载这次“阿坝会议”的档案，所以早期的有关文章，大都说是于9月15日召开的。那么，此次会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综合近些年来相关文章及著述等透露，此次会议实际是于13日下午，根据张国焘下达的指示，以“川康省委扩大会议”的名义召开的。会议的地点在阿坝州若尔盖县的格尔登寺，出席会议的有总部和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以及川康省委委员、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等上千人。据说红五军（团）的部分干部，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场上，除悬挂“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的横幅外，旁边还贴有一张大大的漫画：一只硕大的啄木鸟口中，含着象征“毛、周、张、博”的形象——会议的主旨不言自明。张国焘得意地说：“川康省理番县'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鸟嘛！我们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要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

会议在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超主持下，首先由张国焘在会上作关于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报告——公开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率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的南下方针说成是正确的“进攻路线”，并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

张国焘做完报告后，四方面军各级领导干部先后发言表态，在拥护张总政委的同时痛骂党中央。随后，主持会议的黄超，又要求朱德等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站出来表明态度。按照事先的安排部署，红一方面军首先站出来表态支持张国焘的，是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主任的邵式平。

那么，邵式平为何会主动站出来表态呢？

据说，他在遵义会议后曾要求潜回赣东北重整旗鼓遭到拒绝，因痛惜红十军团的失败以及方志敏等人的被俘，忍不住大骂博古、张闻天等左倾主义中央领导！凯丰、博古等顿时火冒三丈，说“邵式平是被毛泽东宠坏啦，必须严肃处理”！

其时博古尚未交权，随即邵式平再次遭到整肃——从军委纵队的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直接降为团级干部——调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负责筹粮工作。加上张国焘向其表示南下成功后会派兵支持恢复中央苏区，但邵式平在发言中虽然明确表态支持张国焘的南下策略，并批判了博古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但却没有言及毛泽东和周恩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因此前张国焘对朱德、刘伯承及一方面军的同志，严密封锁有关中央及右路军的消息。所以，当来自一方面军的同志以及原红五军团（已改为红五军）和红九军团（改为红三十二军）所部，突然听说毛泽东及中央领导撇下他们不管带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消息时，感到万分的错愕与不解！据说，起初就连红五军团董振堂等也对中央单独带领红一、三军团北上颇为不满，但冷静下来——当然不排除与朱德、刘伯承所作的解释工作有关——并未贸然加入声讨（控诉）中央的行列。

抗战时期的刘伯承与朱德。（图片截取自网上）

此时大概是估摸着火候差不多了，黄超立刻将矛头转向朱德——要他就南下还是北上明确表态！朱德虽然尚不清楚中央单独北上的具体原因，但他坚信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因而郑重其事地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的。对中央的决定，我举过手表示拥护，现在依然是这个态度。”（注7）

朱德的这番话语，大大激怒了黄超及部分四方军的干部，他们指责朱德是在为机会主义辩护，威逼他与中央及毛泽东等划清界限！朱德义正辞严地表示：“国内外都知道朱毛，朱毛是不可分的。你们可以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但是不能把朱毛分开，更不可能要朱来反毛。”（注8）坐在旁边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气愤地质问张国焘及黄超等：“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注9）

面对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质问，张国焘及黄超等人不得不有所收敛，却掉过头来转而追问刘伯承的态度。刘伯承说：我同意毛尔盖会议决议。又以面临的形势解释说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会议最后在张国焘操纵下，通过了《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即所谓的“阿坝决议”。该“决议”污蔑中央的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张国焘的南下才是“进攻路线”。第二天，张国焘又特地安排红四方面军的“前进剧团”为大会演出活报剧，对中央主要领导进行大肆丑化和污蔑。

之后，不但对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来自红一方面军干部采取组织措施，甚至对所谓“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并变相剥夺了朱德、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权！朱德、刘伯承被进一步边缘化，几乎所有的往来电文都不给阅读，基本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15日，张国焘又假借“中国工农红军治部总政”的名义，在阿坝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正式亮出蓄谋已久的所谓南下战略。

14日，徐向前与陈昌浩按照张国焘的命令，率领右路军的红四军及红三十军自巴西、包座经班佑，沿原来北上的路线再次穿过茫茫的草地往回返。“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注10）

15日，右路军踏上南下归途的第二天，左路军也开始行动：离开中阿坝，沿阿曲（河）一路南下，经下阿坝、蒙古、安坝等地翻越俄拉山再经茸贡，于17日全部从原路折回到卓克基一带。至此，张国焘完成了分裂红军的第一步，

右路军穿越草地进抵毛儿盖地区后，稍事休整后，随即沿着黑水、芦花以西蜿蜒狭窄的山路，继续向南边的党坝、松冈一带开进。由于买不到充足的粮食，其时又正值苹果、核桃、柿子等的收获时节，部队沿途找藏民购买或交换，用来补充粮食的不足。9月底，右路军所部及部分未及跟随北上的一方面军人员，陆续到达脚木足、松岗、马尔康、卓克基一带，在党坝地区与左路军汇合。此时，约八万红军全部集结在这个地区，据当地老百姓回忆，仅驻扎在脚木足乡一带的红军，就有数万人之众。

10月5日，经过数天的会面及精心的准备，心底里早已打定主意的张国焘，决定在桌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召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这个“卓木碉”实际是“脚木足”的误读，之所以误写成“卓木碉”，大概还因为周围有三个石头碉堡。这一带群山环绕，不足百米宽的脚木足河，从山谷中缓缓流过，只有一条通向南北的小道可供进出。张国焘将此次会议的地点，选在脚木足乡与白莎村之间位于白赊的白沙寺院若布洛寺大殿中。当天下午，参加会议的数十名高级干部，纷纷赶到位于山坡上的白沙寺院若布洛寺。

当年的“卓木碉（脚木足）会议”，是在马尔康县脚木足乡与白莎村之间位于白赊的白沙寺院若布洛寺大殿召开的——即图上的“桌木碉会议遗址”。

根据时任张国焘警卫排长的何福圣回忆，除了正式与会代表外，还有三千余名红军干部与士兵代表，在一户土司大门外的空地上等候。这与张国焘回忆的人数大致相同，但地点却大相径庭——按张国焘的说法是“在卓克基市镇上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由于年久失修，若布洛寺老大殿早已坍塌，仅剩下一堵高3米、长6米多的断墙。据笔者一位凭吊过现场的网友告知，他用脚步丈量过，大殿面积约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张国焘为开好此次会议可谓煞费苦心：提前命人将大殿里的所有设施都搬了出去，然后布置上开会所用的桌椅。综合相关文章及亲历者回忆，会议是当天晚上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军、师以上干部共约四、五十人。

会议由张国焘亲自主持，首先安排陈昌浩报告，中央突然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前后经过。随后张国焘亲自讲话，“他的发言，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单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人领导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攻击中央人领导是什么'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还说他们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才来参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11）

若布洛寺老大殿断墙。（照片由笔者好友提供）

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主张，立时震惊了在场的绝大部分与会者！据徐向前回忆：“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注12）

经笔者查证，徐向前所言的这位“打头炮”的军长，不是别人，正是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军长罗炳辉！张国焘之所以安排罗炳辉打头阵，当然是胸有成竹——因为他提前主动交了投名状！已调到红三十军任参谋长彭绍辉等得知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后决定连夜去追赶，结果半路上被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派兵拦下并给予严厉训斥！随右路军来到党坝后，彭绍辉便给朱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委托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转交。他原以为都是一方面军的——“亲不亲一家人”，却未曾料想人家罗炳辉毫不留情，直接交给了张国焘！

笔者依据相关史料推测，罗炳辉对中央领导的意见，长征之前的不甚清楚，长征途中主要两件事：一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瞎指挥，造成红九军团损失惨重，遵义会议期间又莫名其妙免了柴树藩的军团政委一职！气的罗炳辉要辞去军团长！二是四渡赤水时，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任务赶到乌江边时，干部团已将浮桥全部拆除——虽然部队晚到六个小时，但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并未赶到。结果造成红九军团被遗弃在乌江北岸，几遭灭顶之灾！

无奈之下，红九军团只能孤悬敌后，在黔北地区与十几万国民党军周旋。罗炳辉身材魁梧，体重很大，平时行军主要靠骑马代步。猫场遭袭时罗炳辉十分狼狈，若不是郭天民带着警卫员等及时赶到，几乎被国民党军捉了俘虏！后在特务连连长肖星槐带领特务连和侦察连的2个排掩护下，几个人架着罗炳辉才安全跑出敌军的包围。

此外，红九军团湘江战役后，从出发时一万一千多人锐减至八个建制营三千来人，随后在贵州扩红约三千人——恢复到近七千人。但到与红一方面军主力重新会合时，整个军团只剩下两千五百来人。据说罗炳辉为此，对具体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及中央领导异常气愤，曾赌气再次向中央提出过辞职。所以，罗炳辉对张国焘的说辞深信不疑，故在这次会议上大倒苦水，对中央再次不打招呼独自北上表示极大愤慨！

第二个发言的，还是邵式平——张国焘对他之前在阿坝会上的发言很满意，便安排在会上继续发言。据说邵式平在重复阿坝会议上的发言之前，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毛、周不太可能北上逃跑，一定是张闻天、博古等搞的名堂。没想到张国焘刚问了句“何以见得？”站在一旁的李特，突然插了句“毛泽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一下，惹恼了邵式平，他站起来怒声喝道：“你算哪路诸侯，胆敢剥夺我的发言权！”话音未落，当胸给了李特重重的一拳！邵式平身材较高又壮实，小个子李特被打了个踉跄，几乎当场被击倒在地。李特时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从来都是他打别人，何曾吃过这种亏！于是就站起来试图报复。但张国焘一来还想拉拢邵式平，更担心的是怕把会议搅黄了，就喝令李特坐下。于是小个子李特哑巴吃黄连，只能干坐在那儿生闷气。

此时，张国焘打出了手中的王牌——原任红五军（团）政委的李卓然和时任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政委的何长工！根据亲历者断断续续透露，他两人在会上的表现不但最为抢眼，而且起了很坏的作用！当时对于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四方面军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赞同的，陈昌浩后来说他们不满的来由就是听了李卓然的介绍。

可奇怪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源自为尊者讳等，大部分亲历者在回忆中只说是何长工倒向了张国焘，至于李卓然有关出席此次会议的状况几乎无人提及。而更为吊诡的是，李卓然本人直到去世，始终不肯承认参加过此次会议——既然没有参加会议，那在会上的讲话就更是无从说起了！

由于李卓然一口咬定与中央失联后未参加过任何会议，而且对中央与张国焘南下北上之争一无所知——这恐怕也是后来，不断有文章为李卓然喊冤叫屈的根本原因！可这在逻辑上很难说的通，如果连朱德、刘伯承二人都因反对张国焘而遭到迫害，那李卓然为什么非但未遭迫害反而受到张国焘的重用呢？！

实际上早在李卓然去世之前，就有人明确地谈到他出席此次会议的史实——据会议亲历者、时任时任总部三局局长宋侃夫1981年回忆：“会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等同志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李卓然也细声细语讲了不少。会议由何柳华（即廖承志同志）做的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会后他们都升了官，李成为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何当上了第二中央的组织部长。”（注13）

宋侃夫这段描述明确佐证，李卓然不但出席了会议，而且还“细声细语讲了不少”！何长工虽然没有发言，却在会场上带头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而且“劲头很大”！前文谈到，邵式平与罗炳辉虽然都在会上发了言，而且情绪激动，但似乎都未提到毛泽东。这足以证明何长工喊口号，主要是为配合李卓然的讲话。那问题就来了，李卓然究竟说了些什么，促使何长工直接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

有文章以李卓然回忆的自己是“富田事变”见证人，毛泽东要他学李韶九，他发现问题却写信给陈毅为依据，推测李卓然在此次会上借“富田事变”来指责毛泽东。表面上看，这个推论似乎成立：“富田事变”时，红二十军喊出的口号恰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如是，那何长工在李卓然讲话中间，适时配合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似乎也就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了。

但这个说法，却让熟悉那段历史的难以置信——李卓然1931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时，“富田事变”已进入尾声，5月方被调任毛泽东办公室主任，11月调任中共赣南特委委员兼赣县县委书记。按照某些文章的说法——行前，他向毛泽东请示如何搞“肃反”，毛泽东介绍他去找中央特派员李韶九，说李有肃反经验，遇事可同李商量着办。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此前举行“赣南会议”上已被架空，重新启用李韶九主管肃反的是苏区中央局。故而赣县县委书记李卓然发现问题，当然要报告给时任赣南特委书记的陈毅，怎么会写信给指挥东路军进行漳州战役的毛泽东呢？！

此外，“白雀园大肃反”与“富田事变”相比可谓大巫见小巫，不仅红四方面军来自鄂豫皖的将领记忆犹新，也是张国焘的一块儿“心病”。所以，很难想象李卓然会在大会上，讲这一类犯忌的事。由此从常理与逻辑上推断，李卓然应该还是以讲红五军团的经历为主，红三十四师被遗弃在湘江东岸就是很好的谈资——李卓然“细声细语”的讲解，加上何长工激动地挥舞着拳头高喊“打倒毛泽东！”口号，其震撼力不难想见！

徐向前在其回忆中说：“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注14）当会议如愿进入高潮后，张国焘十分得意地转过头来，逼迫朱德立刻表明态度。

由于在此之前，朱德通过与彭绍辉等从右路军回来的同志谈过话，大致搞清楚了中央带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基本过程和大致原因。为了不刺激张国焘和他的狂热追随者们，以平静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可能是朱总的这番话说的无懈可击，于是张国焘又转过身来，逼迫总参谋长刘伯承表态。大概事前与朱德有过分析和研究，刘伯承又把在阿坝会议上讲的那番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又说了些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等话语。

张国焘见朱德和刘伯承仍然不肯就范，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但为了保持会议能继续往下进行又不便发作。随即再次发言，提出应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并宣读了事前就已拟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同时做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决定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等。并宣布，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撤职查办。”

由于事先做了周密安排，整个会议仅持续了不到三个小时，就按照张国焘的设想顺利结束。会后，各军师首长匆匆返回各自的部队。也许是天色阴暗，也许是心事重重，他们并未注意到，在远处土司大门外的空地上，还肃立着三千余名红军干部与士兵代表。张国焘等会后专门接见了这三千余红军干部与士兵代表，具体讲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无非是欢呼胜利等诸如此类的口号及话语。

至此，张国焘顺利达成朱德事前暗讽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只不过张国焘并未爬在案子上装睡，“临时中央”主席的“黄袍”，也并非是被其部下强行披上的。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足以佐证张国焘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

“卓木碉会议”的大幕徐徐落下，但另立中央的闹剧却刚刚开始。

由于朱德在军中威望极高，又是四川人，所以张国焘亟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因此宣布朱德为其“临时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朱德对此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注15）张国焘虽然未敢明目张胆地剥夺朱德总司令的头衔，但朱德在指挥部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空头司令”。

张国焘对总参谋长刘伯承同样恨之入骨，但刘伯承系川中名将——在川人中名头之响连朱德也不及，所以张国焘明面上还得装装样子。其实，原本王明和周恩来是想派刘伯承去鄂豫皖担当大任的，这在当时的电报中都已明确了。后因故被临时中央派遣到闽赣苏区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

其时虽然中共在上海的机关被国民党破获，与第三国际的电台联系已被切断，但刘伯承手中，还握有一本之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报密码本——是一本英文版的《鲁冰逊漂流记》。为了彻底断绝张国焘成立的“伪中央”与莫斯科联络的唯一可能，刘伯承和参谋刘绍文秘密销毁了这本英文书。后在为张国焘策划完成南下行动计划后，刘伯承被免去红军总参谋长一职，调到红军大学当了校长。

刘绍文（1912—1981、6、9），江西省吉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党共中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卓然被任命为张国焘“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红军治部总政主任；何长工则为中央委员、组织部长；邵式平为金川省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军区政委；罗炳辉不升不降，但保住了基本部队——张国焘原本打算解散红三十二军，安排罗去另外一个军任军长。但因罗炳辉在“卓木碉会议”表现积极，加上何长工通过黄超、李特吹风，张国焘将未及跟随中央北上的中央警卫营三百余人补充给红三十二军，又抽调四方面军一个师（两个团），使红三十二军恢复两个师四个团的建制并得以保留。

那么，李、何、罗、邵四人到底为何选择反对中央、站到张国焘一边呢？

注释：

注1：见《红军长征·文献》，第666页。

注2、3：见《红军长征·文献》，第675页。

注4：见《红军长征·文献》，第680页。

注5：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53页。

注6：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三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72页。

注7、8：见《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71页。

注9：见《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72页。

注10：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57页。

注11：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58、459页。

注12、14：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59页。

注13：见《宋侃夫口述：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十六、二过草地，两河口会议”章节。

注15：见《朱的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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