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开车回枫桥,总要路过郭店,由此便想挖掘一下这个村庄的历史。 郭店的“店”,是今天的写法,古代其实写作“垫”。就像“汤家店”原本叫做“汤家垫”一样,郭店原本叫“郭垫”。这个“垫”,指低洼之地,郭垫就是郭氏人家居住的低洼之地,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正确。 郭店的“郭”,是指“宗和郭氏”,他们的家谱叫《宗和郭氏宗谱》。阳春(以前写作“杨村”)的郭氏就是从郭店迁过去的,自然也是宗和郭氏。 关于宗和郭氏的源流,家谱记载得非常清晰: 吾家系出汾阳,本贯华州郑县,至汾阳王第六子暧之五世孙曰太初者,因河溯之乱,始自郑迁温州平阳之钱浦。太初之子景孜又徙于郭岩。景孜之孙起辛为海东榷盐提举,居于天台,而其长子曰瑫者,又自天台以文学教授东阳,遂家于长衢。至元末至元中,台寇杨镇龙为变,族众逃散,而瑫之第十一世孙曰颖者,先避居嵊邑,后复徙于暨之江东。一传而少子荣锡又迁于栎桥,栎桥郭氏之兴则自荣锡公始,嗣续祖妣,诞启子孙,其族姓之盛与江东等。迨元明而下,派益广,人益繁。国初,予昆弟四人因祖居湫隘,不足以容,复自栎桥徙于杨村,嗣是而栎桥之族遂与杨村分为二焉。 宗和郭氏祖上迁徙路线:华州郑县—平阳钱浦—仙居郭岩—天台—东阳长衢—嵊县—诸暨江东。其落户诸暨在元末至元年间(1264—1294)。落户诸暨后很快派分为三族:“居县城之东郭,曰秉诚,曰南明;居县东四十里许之栎桥,曰宗和;三族并炽而昌。”郭店的始迁祖是荣锡公。经过三四百年的繁衍生息,到顺治年间(1638—1661),“维宁公又徙于栎桥左上七里许之杨村”,实际是维宁公四个儿子因为在郭店的住宅十分狭窄,就将家迁到了七里之外的杨村,从此宗和郭氏一分为二。 翻阅宗和郭氏的宗谱,引发我兴趣的是阳春的“朝阳书院”。陈炳荣先生《枫桥史志》上有关于此书院的记载: 朝阳书院位于杨村(今阳村),俗称文武书房,清康熙年间杨村生员郭捐资兴建。书院依山而筑,房宇宽敞,内有亭池水榭,环境清幽。民国三十一年(1942)永宁乡刘神庙小学遭日机炸毁,学校迁入朝阳书院,建国后更名栎江完全小学。1965年9月枫桥农业技术学校迁此。 这段文字简要叙述了朝阳书院的历史。朝阳书院本是郭氏的家塾,但它最终发展成一乡之小学、一镇之农校,其承续时间可谓长久,其作用发挥可谓巨大。于是,在宗谱中寻找关于朝阳书院的文字,这才弄清了她的来龙去脉。 建朝阳书院的人,并非只有一个郭金永,她的开创者其实是郭金永的父亲郭紫渊。郭紫渊,名峋,号雪庵,是迁到阳村的维宁公的第三个儿子。郭紫渊生了五个儿子,分别是郭金永、郭锦、郭锳、郭镛、郭鐄。五个儿子又生二十八个孙子。郭紫渊寿至八十九,故他在世时,培养自己的孙子以及兄弟的孙子,成为当务之急,在阳村兴办家塾的决策便应时而生。 郭紫渊于去世那一年的端午节,写下了一篇《朝阳书院碑记》,落款“九十老人雪庵立”(实际是八十九岁)。这篇碑记交代了建书院是基于“蒙塾未兴,教于何立”,其目的是“为子孙谋”,让“贤者习礼乐,敦诗书”,“岁延师傅,于时弦,于时诵”。 宗谱载“朝阳书院图” 由碑记可知,朝阳书院至少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已经创办。这个家塾比创办于嘉庆二十年(1815)的枫桥陈氏义塾早了整整100年。比创办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东明义塾(陈氏义塾的延续)早了130多年。比陈凤锵、陈遹声叔侄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创办景紫书院早了180多年。虽然在办学规模、教育影响上,朝阳书院不能与东明义塾、景紫书院相比,但阳春郭氏“重读重教”的理念毫不逊色于枫桥陈氏。如果要论阳春郭氏的风水,那么祖上先见之明的眼光也不失为一种风水。 清代枫桥一带的私塾,取名多用“书屋”或“义塾”,而阳春郭氏却给自己的私塾取了一个十分响亮的“朝阳书院”,这其实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原因在于,宗和郭氏的祖上在东阳长衢,而东阳长衢历史上曾创办过一个著名的书院——石洞书院,其创办人是郭钦止,创办时间在南宋绍兴十年(1148)。石洞书院曾先后有叶适、朱熹、魏了翁等名师掌教,是南宋初的学术中心,更开创了浙江民间兴学重教的新风。今《宗和郭氏宗谱》中仍载有石洞书院的相关史料。阳春宗和郭氏秉承“理学流传,实重书院”的传统,创办朝阳书院,旨在延续东阳石洞书屋的文脉,故亦可谓得理学之正传。而创办者郭紫渊,恰恰也是枫桥乡间一位“潜心理学”的秀才。 在宗谱找到了《文学紫渊郭公传》,内有关于治家、徙家等情况的介绍。细读传记,发现郭紫渊不仅是一个秀才,还是一个富翁,更是一个名医,是清代枫桥“孝友”与“好义”的又一个典范,难怪传记时尊称他为“文学”(有学问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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