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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目的是什么呢？从书名即可知，宋神宗“以监于往事，有资於治道”，赐名《资治通鉴》。目的就是：教授帝王之术，为帝王治国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参考书；就是从历代治国得失成败的经验中，知晓万世兴衰存亡的规律，明察人心善恶、政策利弊。鉴古人之得失，明今人之正误。 既然皇帝都写了序言，为何司马光在开篇只把帝王之术说了一半呢？说的一半是什么？隐藏不说的另一半又是什么呢？ 说的一半是帝王之术的后半部分，是统治之术，是夺取皇权、登上皇位之后，如何掌控权力，维持统治，治理天下。没说的一半是帝王之术的前半部分，是造反之术，是如何夺取皇权，其间充满了阴谋、窃权、架空与政变，不可与人明说。虽未明示，但做了全面记录，需要心领神会。司马光是臣子，怎么可能明着阐述造反之术，岂不是居心不良，心怀不轨，有造反嫌疑。 帝王之术虽然是两部分，其实是一套，合而称之：逆取顺守。通俗说法：创业与守业，打天下和坐天下。 《贞观政要·论君道》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然而，逆取与顺守相互矛盾，既对立又统一。要逆取，必须造反；要顺守，必须忠孝。但是，造反者必不忠孝，忠孝者必不造反：此即是矛盾。又并存于一，取天下必逆，守天下必顺，统一于帝王。矛盾根源在于：阶段不同，目的不同。太史公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又能完美自洽，逻辑闭环。 当诸侯的实力强大到与天子等同，就不得不造反，形势所致。不反则必死，反或死或成，与其等死，不如奋起夺权。一旦成功，君临天下。而成为统治者之后，必须反对造反，鼓励忠诚，维护自己统治之必需。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中美之争，与此同理。我之实力已强，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为人所霸凌欺侮。而美已然视我如寇雠，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其势不并存，如我妥协，焉有生之理。必须将敌人斩落马下，方能保万民平安。凡屈服者，言投降者，可耻！ 《商君书·开塞》中记载，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 此即逆取顺守也。从正统观念出发，汤武以诸侯身份，用武力夺取帝位，不合于君臣之道，故曰'逆取'。即位之后，偃武修文，法先圣，行仁义，合乎正道，故曰'顺守'。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 《三国演义》中，庞统议取西川，对刘备说：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而此句源于《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 易经为尊者讳，称“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以天下万民为立场叙事，则是为天下谋福祉，非为自己谋权位。故以臣灭君，亦可具备充足的正当性，名正言顺。 《六韬·文韬·文师》 文王曰：“树敛若何而天下归之？”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将天下归于天下之人，则夺民之利，陷民于水火之中，是为独夫民贼，可得而诛之；解民倒悬，济其所急，救其患难，安民于喜乐之境，是为天下救星，孰不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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