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邓 琦
一 就留下个人日记的历史人物看，徐世昌其日记记录之琐细连贯亦是称得上的名次靠前者，故其日记亦为认知其人的颇可靠来源。 1916年10月，徐世昌（1855—1939）在日记中写道：“……王筱陶送来沈石田《黄山图》、仇十洲《春夜宴桃李园图》，展阅一过，索价太昂。”〔1〕这条记录耐人寻味。要知徐世昌虽年少清贫，但在清末位极人臣，彼时亦为国务卿，十数年积累下来并不缺少钱财。他的日记中亦常见其耗费巨款购买古物书帖的记录，个人收藏甚富，甚至于1912年11月同友人游览山间，因景色旖旎，喜爱不已，遂买下西寨山，山庄附有佃户六家。如此慷慨富有的一介仕宦，则此次沈周和仇英的两幅画索价多少他会觉得太昂呢？ 王筱陶可能是某书画古物店老板，暂无资料可考。徐世昌觉得索价太昂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或是王筱陶虚抬价格，或是画作本身有问题不值索价。显然对于沈周或仇英的画作，徐世昌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具体为何，只能从已有材料出发分析了。且先放目光于“仇十洲《春夜宴桃李园图》”上。 仇英与沈周同列吴门四家，其《春夜宴桃李园图》现可找到两个版本，一个是日本京都的知恩院藏设色绢本《桃李园图》（图1），另一个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横幅设色绢本《春夜宴桃李园图》（图2）。知恩院所藏版本，远山、庙宇、城墙、人物、园林层层推进，四人围桌而坐，各具形态，旁有侍女童子服侍，侧有高灯二檠。四周桃李盛开，枝干舒展，争先恐后，尤显活力，主树尤其枝粗花茂。前右树下僮仆三人，太湖石前一童持灯笼，右侧花树间亦有一童。树后为围墙，墙内绿树氤氲，杂以长松春花，微露屋脊。墙下有护河一道，细水轻流。〔2〕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版本构图较为简单，庭中桃李花开，松树之下，五人围石桌对饮，三名童子服侍身侧，不远处的地上铺着华美的席子，古物文玩置于其上。两幅作品都将园林之美宴集之乐表达得淋漓尽致，再佐以有特殊寓意的桃李盛开，把诗人和兄弟间展现才华的畅然情怀描绘得既艳逸又雅致。两画皆是以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3〕为题材，描绘李白兄弟四人，春夜于桃李园中设宴，饮酒赋诗的情景：  图1 [明] 仇英 (传) 桃李园图 绢本设色 206.4×120.1厘米 日本京都知恩院藏  图2 [明] 仇英 (传) 春夜宴桃李园图 绢本设色 29.8×12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从李白诗来看，显然有戳中徐世昌“柔软”之处。徐世昌是家中长子，父早逝，幼时家中贫苦，靠其母辛劳度日，年岁渐长后他待亲弟徐世光亦兄亦父，数位堂弟也常往来，关系亲密，日记中常见同进同出逛街赴宴、把酒相谈的记录。徐世昌心思细腻重情，他本人又擅画喜画，仇英此画当能勾连起他的共情。但查询仇英作品在清朝的收藏及交易状况，会发现赝品充斥于市。清代画家兼鉴藏家谢兰生（1769—1831）于清道光丙戌年（1826）题《仇实父临李晞古山水卷》，说：“画之赝本无多于仇实父者，以其画品悦俗，善界画者即可摹仿，故百卷中无一真者。试思画既精细，实父年又不永，一生能作几许画而充满市肆乎？至意笔山水，偶一为之，尤难数见……道光丙戌中秋后二日，南海谢兰生题。”另一画家杨天壁也在道光甲午年（1834）的《题仇实父人物》中说：“仇十洲画真迹甚少，有衡山跋者赝本亦多……实父之所以重于当时，与文、沈、唐齐名者，其于古人致力之深，实有得心应手之妙也。道光甲午四月，白下杨天壁记。”〔4〕徐世昌浸淫书画收藏圈多年，应知仇英作品赝鼎流布一时——如前文所提两幅传为“仇十洲《春夜宴桃李园图》”，不论哪一个版本，都可算得上是仇英风格的人物宴集图精品，但两画对比看来却内容殊有异，且俱未见清末流传的《清河书画舫》版本有录〔5〕，甚至知恩院藏版还有类似构图者同被传为仇作版本留世。徐世昌于日记中未判仇作真赝，仅询价格，如笔者猜测，就当时情况或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这一“兄弟亲睦”题材实令其倾心，二则是哪怕是赝品也仍有引人收藏之处。 沈周的作品，徐世昌是有珍藏的，即《石田富春山居图》，他还为其作引首并钤印三枚（图3），1918年成集出版的《水竹村人集》〔6〕中有云：“痴老秋山笔势殊，石田自寿亦成图。”〔7〕诗中他肯定了沈周的绘画自成一体。沈周的画作在清时赝品亦多，故而他若是未如日记中他处一般在此记为“不敢断其真赝……阅一过即令携去”〔8〕，那么因真赝问题不值索价被放弃的可能性则不存在，此次放弃沈作、仇作是必然还是“意外”？回及艺术品的审美需求，分析徐世昌品赏书画的心理诉求，即徐世昌的品评观，亦是一条路径。  图3 [明] 沈周 (传) 《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引首 故宫博物院藏 二 徐世昌日记中，因“索价太昂”放弃购入画作的次数有两次，但他两次表现出的态度有所不同。另一次见于1915年12月18日：“昨日梧生送来王石谷画一轴，石谷为桐城相国〔9〕画龙眠山居图册，有高江村、王渔洋两跋。拟留看数日再送还，闻索价太昂，不能买也。”〔10〕两次放弃购入均因“索价太昂”，但“展阅一过”和“拟留看数日”所流露出的不舍之意还是不同的。首先，1915年这次送画来的“梧生”是徐世昌布衣之交的挚友，当时著名的收藏家徐坊，画上还有高士奇、王士祯两人跋语，足见有很大可能是真迹。再者图画乃王翚为“桐城相国”所作，这对自号东海且官至相国级别的徐世昌而言或别具意义。最后于风格上，当时的徐世昌对王翚画风有明显偏好，1915年10月20日，他在日记中言：“……姜颍生来送画山水册十二幅，笔墨苍秀老健，海内画师一时无两，至可宝也。又画扇三柄，又为画西园玩乐图，皆杰作也。余收藏颍生画最多，扇面已廿余页，年年尚复增益。余酷爱颍生画，颍生别号大雄山民，年已七十而豪兴不减少年，亦奇士也。”〔11〕姜颍生（1847—1919），名筠，字颍生，别号大雄山民，以字行，安徽省怀宁人。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官礼部主事，与徐世昌在1900年便已相识，且徐氏当时便对他赞誉有加：“出门访姜颍生，看其近作画甚多，真名手也。”〔12〕1930年黄宾虹在《近数十年画者评》中称：“陈昔凡、姜颖生，皆左清晖而右麓台。”〔13〕盖指姜筠山水画风为四王一脉。故此徐世昌对于王翚画作或亦青眼有加。相较于此处的“拟留看数日再送还”，之后在面对沈周仇英之作时仅“展阅一过”的反应略显冷硬。〔14〕 在收录于《水竹村人集》的《作西山之游故诗中多及之》（作于1918年）一诗中，徐世昌语涉荆关、李唐、黄公望、沈周、董其昌、王时敏：“……层楼高筑看西山，心与白云日往还。收拾溪山无尽处，万千秋色付荆关。昔年拄笏共登楼，酒榼诗囊次第收。回首江山摇落后，不堪重问李营邱。痴老秋山笔势殊，石田自寿亦成图。香光墨妙传烟客，一代宗风不可无。”〔15〕徐世昌在这首诗中相对沈周，董其昌似乎更得徐世昌认可，称王时敏学到其笔墨精妙。这一点徐世昌在1932年成集的《海西草堂集》内《太仓画派》中仍有表述：“不数乌衣旧姓王，太仓画格出香光。残山剩水谁收拾，三百年来独擅场。”〔16〕“太仓”是指娄东画派，“香光”仍即董其昌，“乌衣王姓”则另指四王之辈。徐世昌在两首诗中都道出他心目中四王与董其昌的关系。徐氏对于董其昌推崇备至未见得是单纯因其画技，也可能是因其主张和别的原因，只是前后两次为四王溯源师承，都未提及四王有承自沈周的内容——其他资料也未得见，故当年“表现”得“只”热衷于姜筠四王的他“冷静”放弃沈周的《黄山图》，也在情理之内。不过，在1918年的徐世昌心中，沈周的地位可能不及董其昌，1932年的徐世昌心中，董其昌的地位依然极高——这也是当时清末京津地区遗老遗少的一贯认知——但是却隐隐呈现出来了另一种“冷静”：1932年的诗作像是在客观描述一段大众的审美趋势和它的引领者，似是他已从追捧队伍中快步疾驰、高声呐喊的位置走到了队伍的边缘，变成一位持赞赏态度的观察者。 相较于这种相对客观的评述，徐世昌面对沈周的心态却有了不同。在徐世昌的晚年中并未见到对仇英画作的态度有所转变——徐的诗歌日记中丝毫未再记载仇英相关内容，“沈周”却出现了多次，且对之与以往态度大为不同，此时的“沈周”已出现在徐的悠闲诗意中：“山云长待雨，溪水自生烟。会得悠闲意，来寻沈石田。”〔17〕诗中的“悠闲”是徐世昌晚年对自身理想生活的定位之一，1912年清帝逊位不久后他曾请辞朝政，于河南卫辉老家着手修建水竹村，以表达自己对淡泊归隐、赋闲山林生活的向往，这其中有多少政治谋略暂且不论，能确定的是徐世昌给自己贴置的归隐标签即为闲游山水、不问时事；至少于表态上要实现“隐”——“十邻数里梅溪近，从古名贤此钓游”〔18〕。此处“沈石田”与闲游山水并置，显然代表了徐世昌对沈周绘画的认知，将其概括为合乎自身隐于山水这一审美追求的一个意象。 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态度转变，用“沈周”来代表这种闲适的意象在其之前的文字里并没有出现。这首诗收于徐世昌1936年付刻的《海西草堂题画诗》中，可说是其极晚年的作品，在这十几年的时光中，沈周是如何获得了这种意象认同的呢？还需回望徐世昌所藏的《石田富春山居图》。1936年8月7日，徐世昌在日记中记载：“约八弟、十弟、许甥诸人来此看余所藏黄山谷草书《楞严经》长卷，又看余所临《富春山图》长卷及花卉大小各卷，在此午饭。”〔19〕可惜的是，这幅他的临摹长卷目前仍无迹可寻，但有题画长诗可供参考： 题画富春山图 蛰居海滨不出户，日披图籍资游眺。心之所之神为往，寂处能穷天下妙。峨眉太白相向高，昆仑独耸中天峤。太行直下互中原，黄河不清谁能笑。西瞻太华东登岱，独立苏门一长啸。出关管领医巫闾，十万熊罴守边徼。松山杏山亦奇秀，秋风鹰隼避野烧。常山有蛇蛰不出，衡山夜夜闻猿叫。嵩高特出镇寰中，巍然犹存中岳庙。揖拱端资辅弼功，二室峥嵘太与少。北有五台南普陀，咒钵莲开花四照。大伾至今禹迹存，鹊华山色悬秋曜。渊明不入惠远社，庐山空复留讥诮。武夷张乐会群仙，凤管鸾笙传古调。洗头谁见玉女盆，洼尊亦可供饮嚼。洞庭宛委富藏书，文字星躔光射耀。蓬莱方丈指顾间，赤文应有丹书诏。茫茫大地起烟尘，有山可樵溪可钓。峰峦重迭烟水深，尽吾画稿与诗料。我有石田富春图，俨如宝笈藏石渠。春秋风日正清美，朝暮展玩数卷舒。箧藏吴绫三丈强，纵笔挥洒依前模。烟云缥缈腕底生，氤氲墨气犹涵濡。羊裘老子呼欲出，清名千古留江湖。汉家宫阙今何在，青山长属烟波徒。图成放眼看天宇，一峰道脉谁曾扶。白石奥妙能窥此，我亦于此叹观止。 石田仿大痴富春山图，余又临摹石田图成，作此诗题其后，为他日鉴藏家，又增富春图一段考据也。〔20〕 此诗洋洋洒洒数百字，读之有如遍览天下名山大川，将徐世昌透过《石田富春山居图》“观看”大痴珍迹的感触表达得淋漓尽致，闲逸卧游之感昭昭然。诗尾“白石”即沈周晚号“白石翁”，徐世昌赞其对大痴作“奥妙能窥此”，又道自己面对沈作“我亦于此叹观止”，可见他认为沈周会背临此画，定似自己一样对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所表现的意境有所领悟，遂产生知音相惜之情。这便和他心目中对董其昌的定位不一样了，也是为何他会将沈周作为一个闲游的符号，写出“来寻沈石田”这种宛如密友同游的诗句。 三 或从徐世昌对沈周态度的转变，可窥其避居天津生活的心态已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徐世昌1922年寓居天津后的日记中体现得更明显。创作书画楹联，与亲友谈书论画、编撰集册，是他于天津寓居的主要生活内容。书画创作、赏玩古物、论道抒怀是徐世昌入官场之初便有的寄情度日方式，但1922年后的寓公生活和之前1916年至1918年间他退居“水竹村”时的感受应还是很不同的。在1918年刊行的《水竹村人集》前序中，徐世昌的好友柯劭忞从自身清遗民的角度写道：“自共和肇造，东海相公为中外上下所推仰出任天下之事，又以道不合而去，然六七年来宗祏之阽危，时局之纷乱，仍倚公维持调护于危疑震撼之中，其宏济艰难十倍于忠献无疑矣。”〔21〕可看出徐世昌虽然出仕北洋政府，但在部分京津遗民眼中，他是被北洋诸人“推仰”而出，是碍于治世之能和旧交情谊，并非因“道合”往之，这个“道”，应是指“北洋军阀群体的主张”了。但徐世昌当时真的与此“道”不合吗？ 1915年至1918年间，徐世昌也在《和渊明归园田居六首》这一长诗中写道：“组绶非所荣，簿书劳神智。脱然谢尘鞅，山水酬夙志……”〔22〕“组绶”即“官印上的绦带”，从这首诗的内容分析，更像是作于他1916年请辞国务卿获准后返回卫辉水竹村之时——若是如此，则从时间上看，王筱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送来了仇英和沈周的作品，而就在王来前不久的10月初徐世昌过寿之时，周肇祥等人从北京来到水竹村。“辰九月十三日为师相六十二岁寿，乃往称觞并访苏门之胜。十一夜趁京汉慢车，车中挤拥，半为祝寿客。余苦酬对，与两骨董客同匿一房，谈陕洛间古物出土甚娓娓……十二日未初抵潞王坟车站。师相以车七辆来迓客……”〔23〕周所记足见徐世昌此时在京津地区人脉之重，徐世昌与他们言谈甚欢，还赋《简周养庵萧谦中》一诗纪念此事，可见对其喜爱。周肇祥路上见到的“骨董客”不知是否是去寻徐世昌，但比他们早一日去贺寿的吴世湘“其实则为劝驾之专使也”〔24〕。徐世昌与吴几日内就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争对谈数次，直到吴和周肇祥一道起行回京。徐世昌当时应该并未答应参与调停，直到数度被黎派员邀请，且徐一再申明绝不入政界后才赴京，而后尽心尽力——“一日说话甚多，惫甚”〔25〕。可见1916年的7月到10月这段他于水竹村时间不算久的“归隐”实则仍被裹挟于京津宦海之中，这次回京之后，直到1918年4月徐才再次回河南“归隐”。那么1916年的这次“归隐”为何未能完全脱离北洋政界？与部分学者认为的徐为何告黎元洪坚持不入政界的原因基础可能一致——“徐不入政界原因大致有二：1. 徐世昌在北洋派资望仅次于袁世凯，袁死后徐难以位居人下，如刘以芬评价徐'其心目中只有一袁氏，袁死便不作第二人想’。1917年督军团反黎时，倪嗣冲说'东海并非不肯出山，但决不肯作第二人’。2. 当时正值北洋派危机感强烈时，徐因其北洋元老身份具备北洋意识，不会助黎。”〔26〕可想而知，1916年看到仇、沈两作时的徐世昌虽已“归隐”，却可能是以退为进，他内心仍深系北洋集团利益，这和1912年他辞官回到卫辉老家，感慨“十数年来屋舍园林依旧，而人事已非，恻然久之”〔27〕后修建“水竹村”，打算做一“遗老”的归隐又不相同，1916年的“归隐”可能是一种身份对态度的掩饰，是暂时的退避。从清帝逊位后直到1918年成为总统，这七年间徐世昌虽然总于诗作中提到“归”，身形却一直在“庙堂”和“江湖”间游移，或恻然或无奈，从未真正获得过内心的宁静。准确来说，徐世昌这段时间的田园生活不是“归园田居”，而是“退园田居”，是士人心中与“进”相对的“退”，其应该也是早已直面了这种心境，所以将自己的斋名异为“退耕堂”〔28〕，这种“退”不是面向“山水田园”的“归途”，而是面向“庙堂”的“退路”，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英雄退步亦神仙”〔29〕。 因从指代角度分析，“退”强调的是动作发生的原因场，于徐即“官场”，“归”强调的则是动作的指向地——“山水田园”。强调“退”的徐隐已然明了，那么从沈周身上表现出“归”意的徐隐又是何时出来的？如果说“退耕堂”时的“退”含义单纯，还只是退出庙堂，那么在1928年《退园题画诗》的自序中，徐世昌提到了自己寓居天津时的另一“退”和新出现的一“归”，指的又会是什么？“退园者，村人闲居海滨所辟之园，园中有楼曰归云。村人吟啸其中，客至论诗读画超然尘之外，未归水竹村近十年矣。”〔30〕其中“退园”的“退”可能有新意，但也可能是一种继承，暂未见徐世昌有明确解释，故不论。但关于此一“归”之“归云楼”，徐世昌曾于1931年付刻的《海西草堂集》有诗《归云楼》解释其名取意：“出岫之云作霖雨，归岫之云勇退藏。一楼风月足清啸，万轴图书接古狂。莫谓道能济天下，从知性本惯炎凉。一邱一壑寻常事，斯世斯民相与忘。”〔31〕“归岫之云”，可推测是徐世昌的境况自比，此时他为“退”加上了前置的“勇”，“勇”在徐诗中很少见，其本身是一种褒义向的修饰。“归云楼”应是徐世昌1922年9月10日迁入的天津英租界二十号路新居〔32〕后之楼名，此时距他辞职总统已过三个月。从这首位于卷一的可能较早一些的诗作〔33〕，能看出徐世昌笔下“归”的含义，已经不再单薄于当年摆脱世俗事物后“酬夙志”时，“归向”他用六首诗极尽描绘的“山水田园生活之景”，而是有了细腻的心理活动过程，特别是从“莫谓道能济天下，从知性本惯炎凉”中能品味出他有抱负未竟的一些失落和无奈，直至最后的“斯世斯民相与忘”时，这种“忘”与“酬”相比更为形而上，其已然引导自身达于出世且宁静的“山水田园出世之境”——此时的他已认为“一邱一壑”不用再过多描述，“寻常事”而已——这也是他在《海西草堂集》与当年《水竹村人集》两本诗集间体现出的整体基调的差异。 四 徐世昌这一“归”出现时，心境已于“归云楼”沉寂，那其之前“英雄退步”的“退”又是如何得到平静，来达到这种“归”的心境？论出现新意的“退”，有寓津的徐先在《归云楼集》中道：“名遂身应退，心空境自宽。”〔34〕“名遂”究竟是哪一“名”，暂不做推断，但从表意知道，徐世昌可能已经觉得自己成就了某些“名”，应该“退”而求“心宽”。后又在《海西草堂集》中，徐写道：“渭滨严濑两渔翁，出处行藏志不同。著手若担天下事，功成身退亦英雄。”〔35〕“渭滨”即商末姜尚，“严濑”即东汉严光，徐世昌把二人置于一处比较，认为两人隐钓目的不同，他于心态上明显倾向于姜子牙的“钓”，认为“隐钓”可以看作一种“入世”的途径而非止于“出世”的信仰，如当权有求，仍可以再次出手“担天下事”，然后如“英雄”一般“功成身退”——于《海西草堂集》中，徐氏开始数度将“退”用于“功成身退”之中——想来，这亦是他的“理想”状态，其诗词中也常用“渔翁”“钓叟”自比。徐的这种自比和传统文人的退隐思想存在呼应关系，是传统对于“隐”的目的性选择之一，但是和京津书画界同样著名的“清遗代表”溥心畬相比，两人口中的“隐”透露出了不同的心绪。溥心畬生于1896年，晚徐世昌41年，但因出身渊源〔36〕，溥诗中的“隐”并不洒脱，背后仍表现着对现实的不适感——“清帝退位并非前朝旧事可比——以和平方式结束千年帝制，是曾经（文人）的政治合法性的终结者。这便使晚清遗民成为历代遗民中最特殊的群体，宛如失重的政治孤儿，面对一个无法再以'既有经验’获取'自洽身份’的尴尬局面。”〔37〕那么徐世昌身上是否也存在这种境况？表象上是有痕迹的，他与清遗民的确过往甚密，表面上亦是被清廷“以物质方式吸附着他们的忠贞”〔38〕。在前文柯劭忞的序言中，这种“忠贞”形诸笔墨，徐氏的日记和关于他的回忆录中亦满是此类刻痕。后世有部分学者先验于这种痕迹下，混淆了民初传统文人与遗老政客所处范畴不同的前提，做出了徐世昌是因其传统文人思维展现出的政治理念不符合时局所需而下野的判断。在《钓翁》中，徐的确呈现出传统文人内心深处对“隐”之后的另一种期待——带有期盼“功成”的目的性，但不同于溥心畬等“无奈出世又无门入世”的哀愁，这种直白的目的性可堪积极，甚至其中“劝人应入世”的意味并不带着忠于清廷的“遗民”该于时局中产生的不适感。 徐世昌既认为应积极入世，那么他做到自己所欣赏的“功成身退”了吗？他另外还有一首《鸱夷子》也提及了“功成身退”：“一舸五湖春，西子镜中皦。吴越春秋中，鸱夷独矫矫。大江日夜流，强吴已为沼。良弓若不藏，长空无飞鸟。功成则身退，天道殊明晓。易姓涉遐方，神智自缥缈。小试经纶手，犹出羣伦表。至今越溪上，烟月风花绕。”〔39〕“鸱夷子”即春秋范蠡〔40〕，徐认为他是“功成身退”，且认为他是因“功成”后主动“良弓藏”的，这一决定极符合“天道”，在1931年下野近十年且笃信道教的徐世昌心中，他可能会将自己的“主动辞职”与之对照，再结合徐之前可能自认为的“勇退”“名遂”，甚至和笔下范蠡隐逸生活何其相似的寓津生活，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暂不论对徐世昌人生“后世之明”的评价，这两首“退隐”诗中已可见徐在对自身“隐”的表述中关于新国体并不见绝望，这种不绝望，恰是不同于清遗民群体不得不止步于“高卧”表征下的另一种心情和诉求——他的确也是同部分传统文人一般希望在“隐”之后以退为进进一步实现自身抱负的，而时局，确实也给了让徐可在“隐”之后“入世”实现的机会。徐在诗中某种程度上也承认这次机会助他完成了“功成”的夙愿——哪怕美中不足仍有些“莫谓道能济天下，从知性本惯炎凉”的遗憾——这和以溥心畬为代表的遗民群体所遭遇的“入世无门”是不同的。故将徐世昌于严格意义上再论，政治范畴内他并非独忠于清廷的“遗民”，至多为一传统文人思维模式支配下的“遗老”。较之于1918年“英雄退步”的无奈之“退”，此时的“功成身退”可以看出，从最高位下野近十年的徐世昌，已于“退”的内涵与视之心态上显露了改变，这是与“归”的心境一同发展而来的，是可“归”的前提，也是以他为代表的部分北洋文人遗老逐步退出政治舞台的另一种谢幕仪式。 回瞻当时，1916年的徐世昌虽然已经归隐，却还不具备发现“沈周”的心理基础——他对北洋政权的影响力犹在，有颇重的话语权：“近年以来，北洋派将分裂者屡矣，辄藉徐东海一言泯其嫌隙，苟一破裂，必为南人所乘，但东海在北洋派或犹可支持也。（1918年3月29日）”〔41〕可旁证彼时的徐世昌确是前文柯劭忞序中所言“道”的核心之一，宦海深沉下不甘心做逍遥“神仙”的徐世昌“轻视”了沈周似乎不再意外——因为他当时可能更加推崇香光四王的缘故，且推崇的根由也可能与当时仕宦群体的主流审美有关——彼时的徐内心深处时刻在为他和同道的“进”寻找一切可能。而1922年当徐世昌选择辞职下野赴津门寓居时，应该也意识到了他的话语权无论于南于北渐已消逝。不过在“功成身退”写成时，相信徐的内心已因自身政途结至句号，且为自己找到了足够的心理安慰而彻底平静——这是踏上了人生归处，决定终生不再“入世”的平静。于这时他又发现了“沈周”，则很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平静悠闲需要一个“挚友”的相知和认可，以绝孤独——徐年近耄耋时，曾经可诗书唱酬的知交挚友几乎故绝，常来看望他与他品评书画的周肇祥、十弟徐世章等人在他眼中更如晚辈小友一般——幸而此时沈周已经为他送来了“富春山”，他于内心宁静之中对看临赏，参悟出“富春山居”的妙处，也“发现”了沈周对之的“神往”与他相似，更于时空异位下乃对“沈周”产生了知音神交之情。
邓琦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4年第2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