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几位重要的金石名家中，吴让之长期以来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个；这种忽视的产生，时代艺术风气的转变是原因之一，然对于其人艺术成就研究的匮乏恐怕才是核心问题。早在1978年日本就举办了吴让之大展，并由谦慎书道会编著了《吴让之的书画篆刻》一书；在长达三十几年的时间里，这本书都是吴让之唯一且最为重要的综合出版物。国内的吴让之展则要迟至几年前澳门博物馆所举办的吴让之、赵之谦联合大展，而其个人稍成体系的出版物，则更是直到今年10月才出现。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深思的怪现象，不仅与吴让之在晚清金石书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符，也与其篆刻作品在当今市场的受捧不符。
但关于吴让之的成就，他的同时代人和近代前贤早有定论，赵之谦说“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让之一人而已”，沙孟海说“那种轻松澹荡的境界，邓石如谱中不曾有过”，潘天寿更是直言“稳练自然而不着力气，神游太虚若无所事，即邓氏或逊之”，都认为有超过邓石如之处。而最入木三分的评价来自吴昌硕，他说吴让之“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鉨探讨极深，故刀法圜转而无纤曼之习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学邓石如还不如先学吴让之，这是十分具有历史眼光的一句话，因为篆刻只有到了吴让之这里才真正做到了所谓的“印从书出”，书法与刀法都完成了系统性的建设。这也与吴让之自述其“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模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亦务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完全相合。其中还有一大关键点就是吴让之早年对于秦汉印的深研，以及这种这分营养对于其转学邓石如后所形成的印风的作用，这正是后来人所很少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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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让之刻 汪砚山等三家用青田石三面印章
4.2×2.3×1.4 cm.
印文：卜生盦、虚过盦主、寄心盦主。
边款：此石汪君冬巢属余刻“卜生盦”，时在壬午。冬翁去后，归程君雪问，余不忍磨，为之刻“虚过庵”。程君去后，归于砚山，又复姓汪，三君皆工词。三十年来而一一如昨，可慨也已！乙卯九月，让之。
出版：
1.《晋铜鼓斋印存》第七册P7.第三册P11.16，李培桢辑，1876年钤印本。
2.《传朴堂藏印菁华》卷9，P13，葛昌楹辑，1925年钤印本。
3.《二十三举斋印摭续集》第二册，P43，高络园辑，1938年钤印本。
4.《丁丑劫余印存》第十六册，P5，丁仁、高野侯、葛昌楹、俞人萃辑，1939年钤印本。
5.《明清名人刻印汇存》卷八，P19，葛昌楹、胡佐卿辑，1944年钤印本。
6.《晚清四大家印谱》第一册，P29，方节盫辑，1951年钤印本。
7.《中国篆刻丛刊》第23卷，P83，小林斗盦辑，日本二玄社刊行，1983年。
8.《印史留遗》第二册，P4，艺友斋刊行， 1996年钤印本。
9.《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清代徽宗印风》下册，P124，重庆出版社出版，1999年。
10.《篆刻全集》第6册，P83，日本二玄社刊行，2001年。
RMB: 2,000,000-3,000,000
吴让之于印作向来懒于署款，多数印作或署穷款，或干脆不署名，故其有明确纪年的印作十分罕见，这无疑增加了考察其印风前后期变化的难度。此方“卜生盫”“虚过盫主”“寄心盫主”三面印应该是吴氏传世篆刻作品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件，其创作时间跨度竟然超过三十余年，在一件作品中便可见其人三十年艺术风格的转变过程，就算放眼整个艺术史也是十分罕见的特例！在边款中，吴让之用长跋记录下了此印不平凡的经历：
此石汪君冬巢属余刻卜生盫，时在壬午。冬翁去后归程君雪问。余不忍磨，为之刻虚过庵。程君去后归于砚山，又复姓汪，三君皆工词。三十年来而一一如昨，可慨也已。乙卯九月，让之。
关于此印的所有信息都在这段文字中得到最忠实的保存，由此我们知道是印最早乃为汪冬巢所刻，“卜生盫”是汪氏斋号，时为道光二年壬午（1822），吴让之年二十四岁，这是目前有明确纪年的吴让之最早印作。汪冬巢为汪潮生（1777-1832），字汝信，号饮泉、冬巢，江苏仪征人。他是乾隆六十年副贡生，工花卉画，善填词，有《冬巢词集》《冬巢诗集》。汪冬巢大吴让之23岁，在年龄上与吴氏之师包世臣同辈，包世臣曾为之撰写《汪冬巢传》；吴让之早年经常向其请益诗词文章，汪氏诗集中存有《抄书赠吴熙载》一诗；此印应是当时问学之余，作为前辈的汪冬巢嘱咐年轻的吴让之所作。在晚年为学生黄锡禧《栖云山馆词存》所作跋语中，吴让之还回忆到：“余今年六十有九，文业久废，回忆少时，奉教于常州周保绪、李申耆、董晋卿、张翰风诸先生，扬州之汪冬巢、王西御诸公论议，几同隔世。人琴之感，不能自己。”
按吴让之的自述可知，刻“卜生盫”一印时他还处在悉心模仿汉人的时期，但是细观此印，除了气息的静穆与线条的圆融近于汉人朱文外，篆法和布局流露出来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近代名工”气息，故而这是一方他取法转折时期的作品，但也让我们看到年轻的吴让之在篆刻上的显著天分：此印三字一列排下，笔画从最简到最繁，呈上虚下实、左右对称的空间安排，其中又利用一些笔画弧线的走向制造取势的变化，打破空间平衡的沉闷；用刀则以冲刀为主，走刀流畅而含蓄，让此印看起来俊逸而典雅。在新近发现的《吴让之自钤印存》中也有一方“卜生盫主”朱文印，未署款，观其印风应该是吴让之学邓石如后的作品。
此印刻完十年后汪潮生去世，印章不知什么缘故到了吴让之的另一个朋友程雪问手上，吴让之不忍将故友的印面磨去，于是在另一侧为程雪问刻了他的号“虚过盫主”。由此推断，此四字的刻制时间当在吴让之三十四岁之后，是他已经从学汉人转入学邓石如时期的作品，惜程雪问其人生平不可考，应也是吴让之的同道之友。此印宽边细文，用篆、布局十分严谨，篆书体势浑圆遒劲，明显带有邓石如的风格；四字三繁一简，通过拉长对角“过”与“盫”两字在茂密之中巧妙安排透气空间，且加重“主”字中间的长形点以形成显著的印眼。刀法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不强调硬入冲刻，而是趋向轻浅取势，浅削披转，线条不拘成式，不刻意寻求细节的完美，作品反而因此获得一种自然轻松的独特韵致——而这正是吴让之后来所确立的个人风格。
在程雪问去世后，此印又辗转到了吴让之的好友兼学生汪鋆手上，于他又在第三面为汪鋆刻了别号“寄心盫主”，此时时间已经来到咸丰五年乙卯（1855），吴让之年五十七岁，人生的境遇已然发生很大的改变。两年前，太平军破扬州，庋藏四库全书的文汇阁付之一炬，原分典文汇阁秘书的吴让之不得不避兵出逃泰州，并在那度过十来年的时间，直到同治三年（1864）清廷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垂垂老矣的他才又重新回到出生之地扬州。刻这方印时他正寓居在吴云泰州家中，此时的泰州因远离河道僻于内陆，幸运地逃过战火的纷扰，一时成为四方文人避难之所，吴让之也正是在这里有了与姚正镛、岑镕、黄锡禧、汪鋆等人的交集来往，并留下大量精彩的书画篆刻作品。
汪鋆（1816-1883），字砚山，仪征人，工诗词，长于金石，兼擅山水花卉，有《春草堂随笔》《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扬州画苑录》等，其中，《扬州画苑录》正是为太平天国之乱期间遭逢离乱的书画家而作，他在书中的“吴廷飏”一条中记到：“鋆乱后师事之，终日晤于泰州姚氏迟云山馆”。汪鋆是吴让之最重要的学生之一，他的很多传世名作都是为汪氏所作，作为三印中年份最晚的一方，“寄心盫主”无疑最为老辣，用篆方圆相济，字形的变化、笔画的穿插和位置的揖让看似不费气力，实则独具匠心，运刀更是随性自信不拘小节，线条的节奏和质感因此富于变化，于秀雅之中更得古拙浑厚之质。在这方印的边款中吴让之说汪冬巢与汪砚山都姓汪，而且印章的前后三位主人都工词，言外之意这方印似乎冥冥中自有其神奇的命运。确实，在一方印章上保存着四个人三十余年跌宕的人生际遇，新主人的到来就意味的旧主人的离去，这如何能令人不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Lot 4289
吴让之刻 姚正镛用寿山田黄石印章一组三件
1.3×1.3×4.1cm；19.8g
1.6×1.6×3.6cm；20.5g
1.4×1.4×3.9cm；21.1g
印文：1.姚仲海。2.正镛印信。3.正镛私印。
边款：1.仲海仁兄属，弟熙载。2.仲海名印，熙载作。（2/3）
出版：
1.《晋铜鼓斋印存》第五册P14.第七册P5.第三册P6，李培桢编，1876年钤印本。
2.《吴让之印存》第八册P7.第二册P13.25，吴隐编，上海西泠印社刊行，1904年钤印本。
3.《吴让之印谱》P8，中国印学社编，1935年钤印本。
4.《中国篆刻丛刊》第23卷，P97.P99.P113，小林斗盦辑，日本二玄社刊行，1983年。
5.《篆刻全集》第六册，P94.96.98，日本二玄社刊行，2001年。
RMB: 1,200,000-1,800,000
寓居泰州的十年是转如飘蓬的十年，吴让之先后寄住过吴云、岑镕、陈宝晋、朱筑轩、徐震甲及刘汉臣等人之家，汪鋆提到过的“姚氏迟云山馆”主人是姚正镛，当时的泰州富豪。姚正镛（1811-？），字仲声，又字仲海，号迟云山馆、转蓬吟馆，奉天盖平人，官郎中；精于诗词书画，兼长治印，吴让之寄住其家时为他刻了大量印章，终日相晤探讨，其篆书亦深得吴让之精髓。此次所上拍的“姚仲海”“正镛私印”“正镛印信”三印不署年款，按吴让之于咸丰三年（1853）冬首寓于姚家，后来又有几次暂住，故此三印的创作年份应与这个时间相距不远。
三方印印石均为上等田黄，两方素章，一方雕随形薄意钮，色呈熟栗黄，质地凝结通透，包浆莹润，从材质上就体现了姚氏不俗的财力。三印中朱文“姚仲海”一印刀法细腻，篆法圆转多姿，颇有邓石如雄浑之气；“正镛私印”仿汉白文印，布局辅以田字格，“正镛印信”则朱白文相配且两边不均分，此二印在配篆上融合小篆与缪篆，每字整体以稳健为主，变化全在字形的大小以及笔画的细节。这可看成吴让之在融合秦汉古玺与流派印风中所做出的探索，即用他独到的刀法，将一些精心的安排隐藏于一种看似平淡无奇的气息中，因此，一切看起来永远那么妥帖自然，然若仔细品味，则又妙不可言。
吴让之一生疏淡，逃难泰州的十年虽时有朋友间吟咏谈艺、相伴游玩的惬意，但仍改变不了生活不易的现实，他甚至一度不得不在泰州东门小校场武庙中拆字为生。同治二年（1863）夏天，当魏稼孙往泰州见吴让之时，他“松身鹤发，神完有恃。时憩僧舍，为人作书自给。以目力衰，不肯刻印（魏稼孙《吴让之印谱跋》）”；而乱后回到扬州，或许是年老疏懒，或许是心态凄然，他于艺事、于人事似乎更加兴趣索然了。他那些“神游太虚若无所事”的佳作，都早已留在过去那一段段模糊的回忆中了。
吴让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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