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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紫竹仙姑
紫竹仙姑
2024-04-15 15:30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述: “江陵公卧病邸第，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 《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述: “病重“自六卿、大臣、翰林、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无不设醮词庙，为居正祈祷者，吏部尚书而下舍职业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出赤日中。” 《定陵注略》卷一述: “江陵病时两京大小九卿科道庶僚咸祈祷备至，举国若狂。” 《谷山笔 》卷四述: “江陵卧病，举朝士夫建醮祈祷，(朱)御史至於马上首顶香盒，驰诣寺观，已而行部出，都畿辅长吏到牢饩即大惊骂曰:' 不闻吾为相公斋耶，奈何以肉食(饣+鬼)我。” 看看这样的记载又岂能想到，张居正去世刚半年，倒张的活动就已迫不及待地展开，接踵而起的是连篇累牍地弹劾，满门查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全家饿死十多人，威震一世的宰相竟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 不堪回首的是，这恍如隔世的世事沧桑，何至于在一年之间天翻地覆? 你能怪罪人情无常，人心不古吗? 一个位极人臣的首辅，权势之大，薰天赫地，附骥攀鸿者如蝇逐臭，自古如此，正如李贽所言这是市道之交，本不足为奇。奉迎某人实际上是奉迎某人手中的权力及其带来的利益，权在利存，权失利亡，这权和利驱动一批批的人摧眉折腰，阿谀谄媚。张居正喜好谄扬的心态，更助长了此风的增长而至利令智昏，不可收拾。 改革时期需要集主权，一号令，不能没有权势，当主少国疑之际，此权势确实有助于新政的推行，却可能潜伏使人昏昏然的危险。《史记》早就告诫人们:“ 道高益安，势高益危。”这“危”就危在当局者迷。张居正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中尚能保持一定的自律，却抑不住从内心深处喷发的张扬权势的欲望，日益膨胀，再膨胀，不惜偏信各种阿谀奉承之词，排斥逆耳的忠言，引得趋权附势者，趋之若骛。所以在他的同辈人中，都承认他的才能和政绩，却很少有人与他结成知交。权势欲促使他步入人生的高峰，吸引众多的附和者；也跌入人生的低谷，使朋友敬而远之。正如东林钜子顾宪成的评论:“ 张江陵，堂堂相君也。其重也，能以人贫，能以人富，能以人贱，能以人贵，公卿百执事倡口诵功德焉。比其死也，人皆快之，为之党者且相与戢身以避之，惟恐影响之不悬，以蒙其累。” 成也是权势，败也是权势，权势太盛而不加节制，陶醉在阿谀陷阱中不能自拔，是他致命的弱点。 一、豪气、骄气和流气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风俗，一方风俗造就一方人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三秦多骠悍勇猛的好汉，齐鲁多耿直刚烈的英雄，荆楚多磊落放达的人杰。张居正生在楚地，以楚地而自豪，他曾扬言:“ 明兴以来，国有艰钜之事，众所(忄+巽忄+而+大) 观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当之。”[29] 在危机四伏的隆万之际，他挺身疾呼 :“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30] 这是他对人才的呼唤，也是自我的标榜。 他就是这样一个富有豪情壮志的政治家，登临赤壁，极目楚天，激扬文字，一抒他的抱负和感慨: “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千古。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血+刃) ；东望夏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想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继过岳阳，观洞庭，长涛巨浸，惊魂耀魄，诸方溟(氵+幸)，一瞬皆空。” 俯仰千古兴亡，使他悲喜交集，逸气横发，充满了壮士的气概和情怀。他品评人物，别具慧眼，号称竹林七贤的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由于醉酒酣乐，放荡不羁，有违名教，常为世人所垢病，他却高度赞扬这七子“不随俗好恶”的品节: “余读《晋史》七贤传，慨然想见其为人，常叹以为微妙之士，贵乎自我，履素之规，无取同涂。故有谤(读+讠) 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沈机晦于千载，而孤尚者，不以为闷。斯皆心有所惬，游方之外者。... 今之论七贤者，徒观其沈酣恣放，哺啜糟(酉+离)，便谓有累名教， 贻祸晋室，此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独持绳墨之末议不知良工之独苦也。” 促使他这样忘情称颂的，是那七子不随波逐流，特立独行的风骨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惺惺自古惜惺惺，正是有与竹林七贤相通的豪气，才有如此强烈的共鸣。 如果张居正也是一位骚人墨客，也许在明代又多了一名文人雅士。可是张居正不是竹林七贤，成书在万历四十年(1612)的《张太岳集. 序》指出: “公生平不屑为文人，然其制作，实亦非文人所能为。”“公与新郑，时同在政府。其初谋断相资，豪杰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让也。”[33] 他是名扬荆楚的才子，却不屑于作一文人，从少年时代就放眼天下，以肩负天下兴亡为已任，从政后许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诺言，“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34] 义无返顾地成了一名起衰振隳的宰相。 虽然在他内心深处，向往悠游豪放的情怀，蕴藏了对竹林七贤的钦羡，但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他魄力过人，也威严过人，他的儿子张敬修这样描述他: “遇事有执持”，“湛静沈默，声色不露”[35]。时人也有类似的记载:“江陵公新得国以位业自矜重，对客不交一言。”[36] 他为人矜持，沉静少语，喜怒不形于色，但要发话，威势逼人。他给小皇帝讲课，神宗把《论语》中的“色勃如也”，误读成“色背如也”，居正一声“应当读'勃’! ”使神宗顿然惊悚。主持朝政，能使“百僚皆惕息”[37]， 连大气也不敢出。“江陵公当国，气盖群公，与客立谈，不数言即遣行。”[38] 对于同僚，他就是这样咄咄逼人，不屑一顾。 他凌厉的威力，是骄横、刚愎性格的反映。蒙汉和议成功，他恃功矜能，自命不凡，声称“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豪杰所见，自与凡人殊也。”[39] 他多次自比为辅政的伊尹、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范蠡的老师计然等等，因此给同僚留下“骄抗，轻弃天下士。”[40] 的印象。清代学者林潞认为，这是重蹈韩信的覆辙:“ 才大而溢，任重而疏，以忠君爱国之心，而杂以一切吐弃之意，此则太史公责淮阴，不能学道谦让，不矜不伐者也。”[41] 谈迁说这是犯了“威权震主”的大忌，因此“祸萌骖乘。” 你道他就是这样铁面应对，威严不可一世之人，不! 在他身上还有难以与骄气相容的流气，使人一览无余。请看他在遭受刘台弹劾后，当廷对质的表现: “居正怒甚，廷辩之，曰:'在令，巡按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 台 违制妄奏，刘应降谪。臣第请旨戒谕，而台已不胜愤。后付应祯下狱，究与党 与。初不知台与应祯同邑厚善，实有所主。乃妄自警疑，遂不复顾藉，发愤於 臣。且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计惟一去谢之。’因辞政， 伏地泣不肯起。帝为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强诺，犹不出视事。” 一个威风凛凛的宰相竟然当众大哭，伏地不起，还闹得要辞职罢工，经皇帝再三慰留，也不听，最后用白纸黑字写了手敕，才出来管事。一个事态并不严重的上疏，何以这样的撒泼?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夺情风波中，当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被处以廷杖时，王锡爵、申时行出面向张居正求情，这是他的友好与同事，这两人也是凭这不一般的关系进行调解。使他们深感意外的是: “居正勃窣 拜曰:' 此曹力逐我，我何以处，使得尺刀即自刎矣。 揖之出，至是，中行、用贤杖六十，穆、思孝八十。” 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描写的很生动: “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言:'居正忘亲贪位’，居正大怒。时大宗伯马自强曲为营解，居正跪而以一手 须曰:'公饶我，公饶我!’掌院学士王锡爵径造次丧次，为之解。居正曰:'圣怒不可测。’锡爵曰'即圣怒，亦为公。’语未讫，居正屈膝於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尔杀我，尔杀我!’锡爵大惊，趋出。” 又是 须，又是跪倒，又作刎颈自杀状，就这样一件小事，竟然闹得要自杀，活像一个无赖! 这又岂是堂堂宰相所应有的行为? 真是匪夷所思，无怪乎连与他共事良久的王锡爵也吓了一跳。他出身下级军士之家，自小心高气傲，在民间踢打滚爬，具有英勇无畏的军人气质，但那不甘于人下的心态，奋起急追的泼辣劲，一显峥嵘，使得同僚手足无措。 一个饱读经书的才子，倜傥豪放的翰林，威震当朝的宰相，兼有泼皮样的身手，这些互不相容的多极表现，竟然混然一体，这就是活生生的张居正。尽管他有进退徐疾，洞若观火的智慧，胸中藏兵，决胜千里的勇气，工于心计，深谙权术，但逃不脱这性格的自伤和伤人，他埋怨: “仆以孤直，不能狥俗取容，谬当鼎轴，为众所忌。”殊不知，正是他缺乏这一自知之明，加剧了身后的罹难。 这是真正的性格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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