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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乡过年，初一大清早上街，偶遇大广场在搞龙灯比赛，全市乡镇机关，各显神通，把一条条神气活现的龙，摆布在通往大广场的街道上，那些做功精良的龙，在川西难得的娇阳之下，金光闪闪，神气活现。舞龙灯的人们，个个穿着黄衫红衫，宛如太平天国里的大官，威风凛凛，精气神十足。其中有个乡镇，制做了一条长达几百米的长龙，青一色由妇女们举着，英姿疯爽，气象逼人。天上无人机，地上长枪短炮，好一番鲜艳亮丽的过年景象。此情此景，比之于我童年时代看到的龙灯，简直有云泥之别。
我童年时看到的龙灯，不是这么立体和鲜艳的。通常是十来个人，每个人手里支着一个捆得像榔头一样的草把，草把上面蒙了一层用各色布条纠结成的皮，我称之为皮皮龙。龙头是用纸扎成的，虽然也是花花绿绿，鼓鼓的眼睛长长的须，但总觉得少那么点意思。特别是跟近些年这些花费了巨资，制作得饱满浑实神气活现的龙相比，简直不是同一个物种。前者更像一只落魄的蛇蜕掉的皮。但这并不妨碍它带给我那么多过年的欢乐记忆。由此可见，见识少也有见识少的好处，不会对任何事都抱以曾经沧海的无趣感，而对任何新鲜的小玩意，都兴味盎然。 那条简陋而破败的皮皮龙，曾给我带来许多乐趣，使“撵龙灯”，成为我童年春节几大标志性事情，其重要程度，仅次于放鞭炮和发压岁钱。
在四川方言中，撵，就是追赶的意思。撵龙灯，顾名思义，就是追龙灯看的意思。那时小城只有几条小街，但在人潮之中追着锣鼓声，穿街过巷，就更有乐趣。小城，因为突然上街的龙灯狮灯和幺妹灯之类引出的人流，而把街道堵得像涨了大水的河沟，上面浮动着千万个人头，锣鼓响处，色彩各异的龙灯，如河沟里的彩船，或踽踽潜行，或翻滚腾挪，把平素冷清寂寥的街道，变得无边无际，鲜艳异常。 而彼时的皮皮龙，基本是不挣现钱，而是收烟。通常是村民自发组织的，大致以生产队或自然村为单位。十几个想搞点烟抽的老少爷们，组合起来，攒条龙，凑一套锣鼓家什，铿铿锵锵就到了县城。如果人少的，就攒个彩船灯或幺妹灯，我甚至还看到过一家三口套床花铺盖面子扮猪灯的。总之，凑个热闹，顺带挣几包烟抽。那时，每个单位和商家，也都有这笔预算，或多或少，会给耍龙灯的几包香烟。这也足以让这群喜欢抽烟的乡下汉子们，解决好几个月的烟荒。那时的龙灯，基本是从初一，一直跳到十五。不像现在，拿工资，正月初一闹腾半天，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我粗略算了一下，那些动辄几十上百米甚至更长的龙，不算制作费，光是保管养护，都该是多大一笔费用……
龙灯出街，通常是由年龄最大且能说会道的主事人，拎个灯笼背个大口袋在前面，去和商家或单位联系。他们总是高举一张写了吉祥话语小纸片，讲着符合节日气场的吉祥话语，让对方不忍拒绝。 与商家谈妥之后，烟一落袋，灯笼往空中一绕，锣鼓节奏瞬间急促起来，龙灯队伍里的人们，由松弛到紧致，直起身来，随着龙头的挥舞，开始挥摆起手中的木杵，左一个圈，右一个圈，木杵身上绑扎的龙皮，便翻滚奔腾起来，扫起灰尘纸屑，宛如腾云驾雾。 在龙灯队伍里，我最喜欢的是三花佬儿。他其实就是舞龙尾巴的。如果说一支龙灯队中最孔武有力的，必是舞龙头那个人；而这个队里最机巧伶俐的，必是三花佬儿，他就像马戏团的小丑，充当着调节气氛，引导节奏，甚至给观众留下记忆点的作用，是这个团队的搞笑担当。 三花佬儿的装束，通常是头戴一顶破得掉圈圈的草帽，身披一件大红被单或婴儿披风，脸上画得如同猴屁股，而鼻梁上必有戏剧中贪官标配的白疤。最惊人和恐怖的，是他屁股上要挂一串荆棘或荨麻，有说是因此可保他不被人踢屁股，有说是为了让人避闪而腾出地方让龙灯有表演空间。他举着龙尾巴，疯疯颠颠围着龙灯跑跳一圈，人们马上就躲出一块空地，又惧又爱地冲他叫骂欢笑。而他则像所有“人来疯”的孩儿一样，越有人在意，越是兴奋。一会儿手搭凉篷扮孙悟空，一会儿扭肩甩脖扮猪八戒，人们会随着他的表情和节奏，伸脖或缩颈，数百双眼睛像有人牵了线一般，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是“三花老儿”，他此时是这条街上此时最靓的崽。也许，就在昨天，他还是个在村里无人待见的调皮鬼或老光棍，他丑陋，邋遢，不招人喜欢。但此时，在节日气氛的烘托下，他的所有短板和缺陷，都变成了特色。人们冲着他那与节日完美光鲜高大美好气场完全不同的反差，投以热烈而兴奋的关注。这让龙身们完全失去存在感，让用力最多的耍龙头的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失落…… 每一个与我同龄的川西小男孩心中，也许都有一个“三花佬儿”，他们在梦里梦外跳跃翻腾，成为关于家乡的年的记忆，随着锣鼓的节奏，在眼中变成一片泪光。 正因为如此，在2024年大年初一的龙灯比赛中，我努力寻找着他们，但很遗憾，几十波龙灯队里，没有一个“三花佬儿”出现，这当然不妨碍那些制作精良高端大气的龙们耀舞扬威，但我多多少少，有些小小的失落感。 耳边，隐约传过来一首老歌，其中一句“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又失去他们拥有的……”特别符合当时我的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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