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名作欣赏》编辑部美意，邀我就自己的治学历程做一点追忆性叙述。但我“做学问”做得很杂，常在一些相关领域间跨涉跳脱，随兴而行，要想理出一条完整的发展线路不太容易。不获已，姑且就建设“唐诗学”这个角度来谈一谈吧，它总算是贯穿我的学术人生的一项大工程，从20 世纪80 年代中叶正式上马，至2015 到2016 年间最终结题及“书系”出版，整整经历30 年之久，且酝酿与筹划的过程还要早得多，或可从中发掘出一些话题来。 一 我对唐诗的爱好自读大学中文系时即已开始，但并未想到要从事唐诗研究，当时的志向是搞理论，从原理上把握古今中外各种文学现象的规律性。1957 年大学毕业，被分配从事欧美文学助教，读了大量欧美文学作品，但内心惦念的还是理论建设。1960 年秋调离高校，来长宁区教工红专学院任教，主要任务是给没有大专学历的中小学教师补修大学课程，几年间，将读过的专业几乎重走了一遍，而接触最多、用力最勤的还数学员迫切需要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感受上也亲切了许多。由此萌生出一个构想，即：我在尝试探索文学发展原理的过程中，可否从事解析一段相对完整的文学演进历程，便于从活生生的事象变化中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与观念呢？于是便想到唐诗。这或许是我起意从事唐诗学的一个原生点，但还只停留于构想阶段。 1966 年开始，学校的业务工作全停顿了，大家忙于参加运动，我亦不能例外，但时不时地还就原先的构想瞄上一眼，写下若干思考札记。运动延续既久，人心深感疲乏，1972年秋季学校重新开张，但重心已转向抓“教改”。我白天忙工作，下班后多有闲暇，便利用晚间休闲时间翻阅家藏《四部备要》中的唐人文集，遍读李、杜、韩、柳诸大家的诗文全集及李贺、李商隐的诗集，一篇篇记下心得，也算是给后来从事唐诗研究做了一些准备。 1977 年暑期我奉调去北京编纂全国通用的中学语文教材，有近一年半时间在京度过。这时我已下决心从事唐诗研究，便利用工作之余暇系统翻检历代有关唐诗的诗话、笔记、评点等资料，稍有理论价值的一一录写成卡片，分门别类整理标签。还利用星期天休闲日跑图书馆，几乎跑遍北京市和相关高校的图书资料机构，重点查阅历代唐诗选本和有代表性的诗人别集，记下其编纂体例并摘录书中序言、跋语及相关说明文字。那时的图书馆还不像后来那样“拥资（料）自重”，只要你开出书单，便会将需索的线装书一大摞一大摞地捧将出来任你翻检，但我当时无经费复印或拍照，只能一字字手抄笔录，不单费时费力，且易出差错。不管怎样，这个阶段我心目中的“唐诗学”实已开始发动了，尽管尚无明确方案。 就在居京期间，我接到通知要调回上海师范学院，于是1978 年底结束编教材任务返沪后，1979年初便去师院中文系报到。系领导最初的意见是让我返回外国文学教研室，我说，离开高校19 年，没有碰过外国文学（中小学教师不急需这方面的知识），外语也丢生了，拿不起来，相对来说，接触古典文学稍多，转个行当吧。就这样，我在44 岁那年才算有了自己的专业。当时我已决定以“中国文学史学”和“唐诗学”作为主攻方向，但一时间还不敢打出牌子来，想先选择两个个案入手来摸索一下搞科研的门径，便确定以“李商隐”和“沧浪诗话”为试验田（都和“唐诗学”有关），4—5 年间写成并发表系列专题及相关论文二十来篇，还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编写成《李商隐诗选》《严羽和沧浪诗话》两本小书。由此初步树立了信心，遂于1984 年开始启动“唐诗学”系列工程，并在1986年唐代文学学会年会上提出自己的构想，引起一定反响，这也便是我正式进入唐诗学建设的标志了。 二 现在可以来谈一谈我的研究构想了。首先，为什么我要将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称为“唐诗学”，在通常称谓的唐诗研究之外加一个“学”字，是否有“拉大旗，充虎皮”的用意呢？决非如此。以“学”相标示，表明我的本心确是想通过自己的研究，构建起一种具有分支学科性质的唐诗研究格局，就好比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大门类下，自有“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乃至“红学”“龙学”等小类别的存在一样，它们都是隶属于古典文学研究这门大学科中的分支学科，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且已形成某种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足以自成格局，专列相待了。 然则，在中国历代诗歌的演进中，又为什么要偏重唐诗，特地挑选出来并为之立“学”呢？在我看来，唐诗不同于一般朝代的诗歌，而具有自身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人所共知，“唐诗”这个称谓不光意味着唐朝人所写的诗，它还标示着民族诗歌的一种传统乃至典范。唐以后历朝诗人写诗，多以唐诗为学习榜样，学界提出的“宗唐得古”之说，恰切地反映出唐诗在后世诗人心目中的典范意义，且即使刻意变唐者，也莫不在唐人风气笼罩下而与之翻新斗异。于是，如何研究唐诗以确认民族诗歌的典范性能及其所由来，当成为整个古典诗歌研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这自是作为独立分支学科的“唐诗学”得以成立的一大根据。 正缘于唐诗在民族诗歌传统中的独特地位，它对于整个民族诗学的发展也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对唐诗的收集、考订、编集、选读以至圈点、注释、论评、研究等工作，自唐人发端，经历朝相沿以至今天，一千多年来迄未间断。其积累资料的丰富、问题意识的发达、门派歧见的杂多，以至理论积淀的深厚，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传统中均属罕见，且又有其自身独特的关注点所在。汇聚这笔精神财富，予以系统整理和精心打磨，当能从中提炼出相当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以供今人更好地认知并发展民族文化之用。这也应视为唐诗研究之得以列为专业分支学科的一大理由。 讲明了“唐诗学”称谓的来由，当可进以解说我的具体构想。既然着眼点在于构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分支学科，它必须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架构，不能随意编几本书漫然充数。在我心目中，这门分支学科的建立大约需要6—8 种专书合成，且当以目录学、史料学和理论总结三大板块的相互并用为支柱，苟缺其一，即不足以成其为“学”，这也便构成了我的基本建设方案，且来分别解说一下。 先谈目录学。为什么要把目录学放在前列来考虑呢？构建唐诗学的最终目的是理论总结，但理论不能先行，它需要在掌握扎实资料的基础上提炼出来，而资料的搜采与汇集又需要先了解从哪里去查访，这就离不开目录学了。搞目录学是为了初步摸清唐诗学的“家底”，摸得准，摸得全，才有可能采集到足够有用的资料以支撑起“唐诗学”这座大厦，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将《唐诗书录》置于整个工程首位优先推出的缘由。《唐诗书录》的设计按总集、合集、别集、评论及资料四大板块组成，搜采自古迄今有关唐诗研究的书目，一一注明书名、卷数、编著者、朝代、简要内容及版本（稀有版本加注馆藏），且以“备考”形式将历代有关此书的著录文字摘要、汇编附后，便于查考其版本沿革及相关评述，不失为“唐诗学”导引入门的一部工具书。 接着讲一讲资料建设，这是我在“唐诗学”工程中费力最多的部分，起着支撑起这门新学科的主干作用。在我的筹划中，这个部分须由三大板块组合而成，那就是《唐诗论评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和《唐诗汇评》三种编著，它们从不同角度将相关资源汇聚归拢，为理论构建提供必要的依据。先说《唐诗论评类编》，其特点是将历代有关唐诗的论评资料收集归拢，按问题性质分门别类编排，经过这一组合，前人涉及唐诗的方方面面的探讨与陈说得以凸显，而唐诗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内涵及其构架便也自然地浮现出来。这一编集方式是我从明人胡震亨所著《唐音癸签》中学来的，我觉得读他这本书对了解既往唐诗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很有帮助，但此书仅30 万字，资料断于明代，采集亦不完备，我们则扩大了搜采范围，不仅下延至清朝，涉及古代典籍上千种，类别及层次的划分也更见细密，初编达126 万字，足以超越前人了。与此相应，《历代唐诗论评选》的构想则借自今人郭绍虞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论选》一书，其以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有关中国文论的代表性话题为纲组合单元，各加“说明”，更按历史顺序先后排列，俾使一部文论史的发展概况以原汁原味的资料形态展示在读者眼前，让人倍感亲切。我们的《历代唐诗论评选》即采用这个体例，以历史线索组织各时期的论评资料与说明文字，亦编了113 万余字，起到为撰写唐诗学史做铺垫的作用。至于《唐诗汇评》，其任务在于搜采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论，不涉及《唐诗论评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所关注的较为宏观的话题。我有意将其与唐诗的阅读和欣赏结合起来，共选了近500 家唐代诗人（占《全唐诗》总人数五分之一强）的5000 余首诗作（《全唐诗》总量的十分之一），在每位诗人及每篇诗作后汇聚前人评说，还特邀湖南师大的两位专家陶敏和李一飞先生结合新出土文物材料给每位诗人重写小传置于各人名下。这部书的总篇幅达460 余万字，算得上一部“巨著”了。三种资料性著作中，读者普遍看好的是《唐诗汇评》，以其引用资料最多且有助于阅读。而就我个人来说，则更珍视《唐诗论评类编》与《历代唐诗论评选》，不光因为其中涉及的论题更为宏阔且更有理论含量，也缘于我在设计这两部书的结构板块时投入了更多思考，我本人对唐诗学及唐诗学史的理论总结，便是在筹划与打造这两部资料性著作的过程中逐渐明朗起来并得到初步定型的。 现在来谈理论探索，这本是我倡扬“唐诗学”的目的所系，也是从事此项大工程的结穴点所在，可惜完成得不够理想。按原初构思，打算写成一部约60 万字含量的学术专著，即定名“唐诗学”，分上下两编，上编谈原理，下编为学术史，可以稍充分地展示我对构建这门学科的理论思考。为此，我计划于《唐诗论评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两部资料集成性编著大体竣工的基础上才来操笔。不巧的是，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商品经济大潮兴起，原定几部资料性专书的出版难以落实，加以本人于1984 年秋由上海师院调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任职，不光有一大堆日常行政事务要处理，还常需关注文艺界的动态与各种信息，无法像原先在高校那样一门心思搞唐诗。两三年下来，自觉本初心目中已然萌生的“唐诗学”理论构架变得逐渐模糊起来，若再不抓紧记录在案，可能会丢失遗漏，无从追补。于是决定将长期酝酿在脑海中的一些思考先期整理并发表出来，这只能是一种提要式的表述，不敢径名为“学”，姑题作“引论”。 《唐诗学引论》各种版本及译本 《唐诗学引论》仅163000 字，除开篇的“序说”和结末的“余论”外，正文部分按“正本”“清源”“别流”“辨体”和“学术史”五编标目，其中尤以“正本”篇为核心。“正本”意在探讨唐诗的本性，也就是其“质”的构成，这是建立唐诗学的前提。既往人们讲唐诗的性能，多喜欢从辨析其特点入手，以为这样即足以从整体上把握唐诗。但我以为，光讲特点是不够的，因为事物的特殊性总是在与其他事物做比较中显示出来的，比较的对象不一，其所显示的特点即有不同，故特点多突出事物现象层面的标记，尚不足以含赅其内在性能。比如，人们常将唐诗与宋诗作比较，认为“唐诗主情，宋诗主理”，这自是有根据的，而若换个角度，将唐诗与“古诗十九首”作比较，则或可认为古诗专重情感自身的积累与表白，而唐人则更多关注情感与物象的交会方式。于此可见，单纯从“主情”或情景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唐诗，常只能触及某些表象，并不能切中其内在肌理，定“质性”需要转换思路。我个人对唐诗质性的把握，是从其构成要素与整合过程入手的。众所周知，经典意义上的“唐诗”并非自唐王朝建立伊始即已现成摆在那里。唐初人写诗多承自六朝遗习，经几代人精心变革，大力倡扬“汉魏风骨”与前人“兴寄”的优良传统，更与六朝讲“声律”和“辞章”的修饰手段相结合，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唐诗特具的“兴象”和“韵味”，这才有了被后人奉为典范的“唐诗”。据此，我将唐诗的“质”理解为“风骨”“兴寄”“声律”“辞章”“兴象”“韵味”诸要素的结合体，从解析各要素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由对立、冲突而走向磨合、交渗的过程中来体认唐诗的质性及其何以能成为古典诗歌典范的缘由，为整个《唐诗学引论》定下了基调。“正本”以外，“清源”篇着重探讨唐诗质性之所由来，从社会渊源、思想渊源、文学渊源三方面的交互作用来加论证，不光注意到各种客观因素所提供的契机，还特别突出文士们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独特生活方式与思想习性对发扬其主体人格的积极作用，这也应是唐诗能取得其典范意义的一大缘由。“别流”篇追溯唐诗的流变，打破既往以“初盛中晚”划界的“四唐”说，而以唐诗质性的生成、转化以至蜕变为标志而分成三时期九小段，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动是将李白和杜甫两位大诗人分隶于前、中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视李白为唐诗本初传统发扬的顶峰，而杜甫则被定位于开启唐诗质性变革的先驱。至于“辨体”篇之剖析唐诗各类体制（古、律、绝、五言、七言等）在美学结构及功能上的差异与互补，以及“学术史”篇以极其浓缩的笔墨勾勒自唐以来学界对唐诗的各种接受活动及其发展脉络，则不必一一做解说了。总之，《唐诗学引论》的写作和出版，虽勾画出个人的一点心解，却并不惬我意愿，它没有达到原初企及的深广度与容涵量，但我也并不后悔，甚至有点庆幸能及时地赶出这本书稿，它毕竟将我多年酝酿心头的一系列思考记录在案，未随境遇变迁而消解流散。事实证明，我后来的学术人生常处在转折跳跃之中，要想像初期那样全然沉浸于唐诗研究已无可能，所以当一些朋友于若干年后来劝我将《唐诗学引论》重加改写与扩展时，我说：“没有观念和认知上的重大突破，只是将原书稀释，注入更多水分，为此耗时费力又有什么必要呢？”于是这本小书就此保留下来，成为整套庞大书系的不称样的一顶小帽子。 三 以上就“书系”的基本架构和一些代表性著作做了简要介绍，下面叙述一下编纂过程。 在我记忆中，此项工程于1984 年暑期前后正式启动，当时我还在上海师院中文系任教，并兼任学校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副所长。古籍所需要立一些大项目，要求我也来牵头搞一个，我便提出搞“唐诗汇评”的设想，请孙菊园女士当副手，邀集几位从事古典文学专业的年轻人（包括少数院外人士），搭起班子干了起来。我本人把握整体构想，具体负责选诗，为此通读了《全唐诗》，从中选出5000 首作为收采评语的对象，连同我自己原已积累的论评资料，交孙菊园及其伙伴们做进一步搜采工作。他们从学校现有图书资料入手，翻遍相关的总集、别集、诗话、笔记等，再到上海图书馆及其他高校图书馆寻访，而后又几次专程去北京、南京等地从事采集，干得十分辛苦。采录到的评语，一一誊写在卡片上，交其助手池洁按诗人及其诗作归类分档，安置于卡片箱。我记得当时为编《唐诗汇评》设置的卡片箱，铺满了资料室的一堵墙壁，可见用力之勤与工作之辛。采集达到相当规模后，开始进入编纂流程。先由参与者各人分包一段，将诗人小传、诗作和汇集来的评语按统一规格录写在稿纸上，先交孙菊园初审，然后由我复审定稿。复审中我也常会补充或校正一些文字记录，甚至提出改换篇目的设想，特别是晚唐一些小家的代表作不能不选，但评语经常稀缺，这就要费斟酌进一步搜采甚或更换篇目了。相形之下，大家名篇的评论又特别多，一首诗的评解可以达到数十乃至上百条，于是又会考虑删繁就简，略去一些较为浮泛乃至语意重复的说解。总之，《唐诗汇评》一书要兼顾史料价值与读者爱好，又具有相当规模，编写中耗时耗力，费了参与者不少心血，为此我深怀感激与歉仄之情。 就在“汇评”工作开展不久，古籍所招进一批硕士研究生，叫我带朱易安修习唐诗。按规定，读硕不单要学习专业知识，还须从事一定的研究工作以锻炼实战能力，于是我便让她接续我的工作编《唐诗书录》。如上所述，我在1977—1978 年间寓居北京时曾跑遍各大图书馆搜采唐诗资料，对相关书目及其内容、体例等多有记录在案，后有机会也不断修订增补。80 年代初，上海辞书出版社策划编《唐诗鉴赏辞典》，约我提供一份有关唐诗的书目资料用为附录，我便依据手头材料整理出7 万字的稿子交付。那只是一份简单目录，除书名、编著者、简要提示和出版年代外，对具体内容、体例、版本沿革及后人评议等一无介绍，却启动了我的一个念头，即掌握书目自是进入一门学问的必要门户，由此产生出编纂《唐诗书录》的想法，却腾不出手来。朱易安入学后，在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我将手头积累的资料全部交付于她，嘱她尽力增补齐全并按体例整理成稿，特别要求她翻检、查阅历代先贤对此书的记载与评说，将重要的著述与评语录入“备考”一栏缀于各书提要之后。这一新的设置无疑大大提高了《唐诗书录》的学术价值，易安在这方面独任其劳。此书收目自唐代下延至成书的1986 年，共录2700 余种，在唐诗目录学上属开先例者。 除上述《唐诗汇评》《唐诗书录》外，《唐诗论评类编》在这期间也开始上马。我约请了师院中文系刚毕业的两位青年教师黄刚和张寅彭担任具体操作者，将历年收集、整理有关唐诗论评的卡片都交付他们，并开具书单，要他们继续查阅和增补后，也依样制成卡片，定期交我审阅。在卡片积累到相当程度时，即着手拟出《唐诗论评类编》的具体纲目草案，按“总论”“外部关系论”“流变论”“各体论”“题材作法论”“流派并称论”“作家论”和“典籍论”八大部类编排，每个大题目下再立分目，可达三至四层次之多，俾使唐诗学的内容构架得以较细密地树立起来。在这样的布局下，一些零散的资料即有可能相互呼应，自动形成专题性格局，于是唐诗学内在的问题意识与结构体系得以凸显，理论思考有了依据，其整体逻辑性也就易于把握了。 以上三种编著都有相当规模，作为“唐诗学”工程的发端同时上马，自是有一定气势的。正当我壮心满怀、摩拳擦掌地准备大干一场之际，没想到当年国庆前夕接调令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报到，一下子几乎将我从原有的人事境遇中切割出来。幸好师院领导不想让我轻易摆脱关系，离职时要求我继续承担古籍所副所长的名义并续带研究生，于是几个大项目得以顺理成章地做下去，当然精力是大大分散了。更意料不到的是，20 世纪80 年代中叶以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出版事业讲求经济效益，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工程。“唐诗学”书系原已跟一家出版社说好，由他们全套承包、陆续推出，而在1987 年间突然接到通知，除已交稿并进入发排的《唐诗书录》外，后续书稿他们不再承担出版责任。这对我们尚在从事的《唐诗论评类编》与《唐诗汇评》工作，自是重大的打击。幸好参与工作的伙伴们未曾甩手，我也积极设法多方联系新的出路，终于得到山东与浙江两家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在1993 年和1995 年分别问世。而我个人进入文学所后挤时间写出来的《唐诗学引论》一书，亦于1988年在知识出版社（后改名东方出版中心）正式出版并多次发行。就这样，系列工程至90 年代前期暂告一段落，做了半拉子，意有未惬，但也无可奈何。 转眼间到了世纪之末，我已从行政岗位上退了下来（尚未办退休），上师大中文系突然聘我担任兼职博导，让我与曹旭教授合作招收中国诗学专业的博士生。我给他们开讲“中国文学史学”和“中国诗学史”等课程，也要让他们开展一点科研活动以锻炼实战能力，这就想到了尚待完成的“历代唐诗论评选”等工程。于是将早先积累的卡片、札记和后来请原师院古籍所朱勤楚从《四库全书》上搜采并复印下来的一些资料分发给他们，交代编选意图和体例，让他们各领一段，按唐五代（编写人刘晓平）、两宋（傅蓉蓉、许连军）、金元（文师华）、明代（查清华）和清代（胡光波）五个时段划分，分头确立每段所需突出的主要话题和带头文章，并自行配搭与补足辅助资料，按问题性质组成单元且试写说明，由我统筹把关审定。《历代唐诗论评选》初稿出来后，我又让后续研究生在此基础之上试写《唐诗学史稿》，按唐五代（撰写人许连军）、宋金元（胡建次、张红）、明代（查清华）、清代（胡光波、王顺贵）分编，整体贯穿线索则以《唐诗学引论》中的“学术史篇”为依据，自己仅写了开首的“引言”和结尾的“余论”，交代《唐诗学史稿》编写意图并对唐诗学进入现代社会后的新变做一简要概括与展望。任务分摊下去，大伙儿干得起劲，进展也还顺利，我却为其“出路”而犯愁。幸好新世纪之初外出开会期间结识了几位出版界人士，谈起正在从事的工作和预想的成品，得到他们的赏识，趁机将路向敲定下来。就这样，几届博士生接力攻战，终于将《历代唐诗论评选》以至《唐诗学史稿》编写出来，于2003 和2004 年分别由河北大学出版社与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这样一来，我所预设的系列工程方案的三大板块构建均已初步体现，“唐诗学”的构想可算基本落实，我也不复挂念在心，可以从容从事其他感兴趣的工作了。 2010 年冬，我去南开参加唐代文学学会年会，未带论文，我发言中就顺口讲了讲经营“唐诗学”的始末过程，连带介绍有关撰著。发言后，一些学者来询问详情，特别是中国港台地区人士认为，这些著作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分散推出，难以给人深刻印象，且早期撰著多已售罄，不易觅得，何不整理齐全、成套推出，以造成更大效应呢？我知道说得有理，但也深知出版经费的困难，遂漫然笑以应之。会间，我将此事作为笑谈告诉同去赴会的朱易安，没料到她却当真起来，回上海即向上师大科研处报告此事，并建议他们以此争取重大课题。经学校领导研究，由人文学院出面赋我以“特聘教授”名义，要我主持此项配套重编工作，并向上海市社科规划办申报立项。在几经考虑后，我接受了任务，毕竟“书系”成套推出是我长年的心愿，花费最后一点心力也还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也知道不能将过去出过的书简单收集付印，必须修订增补乃至添加几种以重新包装，才有可能再作申报。 在修改方面，我们定下不做实质性更动，只修正讹误并适当增补的原则。比如《唐诗书录》，主要是增补1986 年至2000 年发行的新书新版以及原来未加收录的中国港台书目，使所收书目总数达到4000 种之多，名称也改为《唐诗书目总录》。《唐诗论评类编》请张寅彭适当增入新出版的《全清诗话》和《民国诗话丛编》里的若干评论资料，并核对、改正了原版中的误字。《历代唐诗论评选》一书改名《唐诗学文献集萃》，由原参加编写的胡光波负责通审，并添加“晚清民初”这一新时段，单元增设至169 个。《唐诗学史稿》修缮亦由查清华总体把握，着意对明清两代的叙说予以拓展，总字数接近70 万，算是体现了我当年要为唐诗学“立史”的初衷。至于《唐诗汇评》，因其原来规模庞大，改动比例较小，但也增选了92 首有一定特色的诗篇，并由李一飞先生据最新掌握的材料对诗人小传做进一步订补。而我自己操笔的《唐诗学引论》则仅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对某些提法予以适当修润，求其叙说更为圆到。整个进程中，我请朱易安和查清华承担“书系”副主编，由他们来安排、照管旧著修改事宜，自己则将关注点投放到新编工作上了。 几经思考，我决定给“书系”增添两种新著。其一是《唐诗总集纂要》，着眼于“选学”（选本问题）在唐诗学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与发展状况，要求从截至清代的现存唐诗总集中挑出百来种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各加千字左右的内容提要，且分别录写其序跋材料、栏目小引文字及部分后世评议缀后，俾使其能大致反映历代选家的手眼和以“选本”为核心的总集发展概貌。这可以归入目录学范畴，而又兼具史料学乃至导引赏析评议的功能，是一项有多重意义的添补。打实说来，此项课题在我构建“唐诗学”的进程中经常触及。从跑北京收集有关唐诗总集资料起始，后不断有所积累。1993—1994年间上海辞书出版社编纂《中国文学大辞典》，邀我主持唐代文学单元，我给百来种唐诗总集撰写辞条，即为提要打下底稿。1996 年山东大学中文系同人为编《中国诗学要目》，邀我承担有关唐诗总集的介绍，我又将原用于《中国文学大辞典》的词条扩充改写成各有近千字的正式提要稿寄奉，后因编书计划流产而未曾得用。于是到2010 年策划给“唐诗学”增添新内容时，便自然地想到这方面的积累，不过个人已无暇且无力再跑图书馆去核对材料并从事编辑，便约请上师大李定广先生协作。我将手头资料与百来篇“提要”底稿悉数交托，嘱其做好查阅与核对工作，进以修补“提要”且将各相关资料编集附后以成完稿。他欣然接受嘱托，确曾尽心尽力地跑各图书馆以核实并进一步搜采资料，扩写“提要”，且增添了若干选目，完稿时收书达130 余种，总字数70 万有余。 与此同时，本人则集中力量于构建另一本新书。我一直感觉书系原有成果在理论建设一头显得薄弱，《唐诗学引论》写得过于概括，特别是具体探讨诗歌艺术嫌少，而唐诗的魅力恰在其艺术感动力量上，能否从这个角度做一点弥补呢？开初的想法是将个人原有评论与赏析文字结集成册做应对，但又觉得跟其他专书体例不合，有“杂凑成章”之嫌，不如另起炉灶为好。于是想起自己在21 世纪初期一度转向中国诗学研究，曾就古典诗歌的意象艺术问题下过一点工夫，便找出当年读过的书和写下的札记重温一遍，逐渐有了感觉，决意写一本题作《意象艺术与唐诗》的新著。此书集中谈诗歌意象艺术，从解析意象的内涵和意象艺术的原理入手，进以追溯唐前诗歌意象艺术的演进用为铺垫，更继以考察唐人意象观念的变革，并就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四个阶段具体探讨唐诗意象艺术的发展变化过程（包括其向宋诗宋词转化的迹象），末按意象思维、意象结构、意象语言三条线路的沿革动向做一概括收结。书的篇幅也不大（不到25万字），但因专述诗歌艺术，讲解较为具体，多少弥补了《唐诗学引论》偏重原理阐说而对艺术形象展示之不足。且缘于我在前阶段有关中国诗学、哲学、美学的泛览中已形成生命论的中国诗学观与审美观，执定以人的生命活动及其情意体验为诗歌意象生成的原动力，并据体验方式由单纯的感受加以观照更楔入反思的发展过程来解说艺术思维乃至整个意象艺术的演进，于是在诗歌艺术的体认中仍含带某种哲理意味，或可与《唐诗学引论》相互发明。 书稿脱手于2015 年初，整个工程亦已进入竣工阶段，遂于当年3 月间正式申报结项，获评“优等”。按协议，全套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总题“唐诗学书系”，于2015—2016 年间逐步推出，精装17 册900 万字。抚今思昔，该课题三起三落，前后历时30 年之久，赖有众多同行伙伴鼎力相助始得以完成，而我的研究遂也顺理成章地落下帷幕。 四 末了还要赘说几句的是，“唐诗学建设工程”的告结，并不意味着唐诗学研究的结束，不但没有结束，它正处在方刚起步的阶段，前景大有可为。 古人论学讲求“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用，而今人治学则多重考据。此项工程虽说三方面兼顾，用力最勤的也还数资料采编（且难免讹误），这在一项建设工作初起时固属难免，但真要构建起作为独立分支学科的大厦，则理论开拓与辞章解析的深入发展自必不可少且亟待加强。应该看到，在眼下古典诗歌赏析热潮不断升温的情势下，若是关注从原理和方法上总结赏析的经验及其规律，推进辞章之学是大有可为的。而辞章原理认识的加深，又自有可能促使义理探求上升到新的台阶，这将大有利于唐诗学的不断演进，我们且拭目以待。 更就另一方面而言，既有这套丛书虽具一定规模，涉猎范围基本限于本民族传统，尚大有开拓余地。为此，当2014 年底工程将要告结之际，上海师大人文学院特地组建了“唐诗学研究中心”，为谋划下一步工作做准备。当时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两个：一是在初步把握传统的基础上向我国近现代唐诗研究拓展，这需要有新的理论思维；二是由本民族传统拓展到东亚地区唐诗传播与开发的考察，也需要树立比较文学的视野。后来选择由查清华领衔申报国家重大课题做东亚，经一段时间的努力，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今后或更考虑向现代中国和海外发展。而据我所知，唐诗的当代传播已大大超越东亚地区，它远涉重洋，于欧美学界均有深远影响，产生了一批极具特色的研究新成果。这意味着唐诗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已深深扎根于世界文明构建之中，成为全人类精神家园里的一株奇葩。精心培育这株奇葩，揭示并发扬其特有的魅力，将为中华文明屹立全球树起一支强有力的标杆，切望相关人士共同致力焉。 来 源：《名作欣赏》2024年3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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