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3年7月17日，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旧州镇南常道村音乐会，乔建中（左）给老乐师韵谱录音 若不是想到1993年冀中音乐会普查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还真没意识到卷入的时间如此之长。回忆当年发生的事如同昨天一样。1993年夏，我听从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的指示，跟随副所长薛艺兵、英国学者钟思第踏上音乐会普查之路。那时县级公路以下还是土路，汽车一过，尘土飞扬。司机邓立东，一脚油门踩下去，车速瞬间达到每小时110公里。当年还很少见的日本原装小面包车，嘶吼狂奔，令人愉悦。我于1988年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毕业，留在音乐研究所工作。头几年参与了刘东升、简其华、苗晶、肖兴华编辑的《世界图片音乐史·中国卷》，后来又参与编辑《中国乐器图鉴》。两项工作基本是资料性的，没有多少挑战性。正当踟蹰下一步该如何走之际，乔建中推了我一把，从此走进冀中。我撞上了好运，遇到了富矿，从此再没离开过。 记得刚从山东印刷厂拿回冒着热乎气的《冀中、京、津地区民间“音乐会”普查实录》（《中国音乐年鉴》1994年卷），踏实感油然而生。《实录》意味着从扒在窗外、踮着脚跟、眼瞅着民族音乐学不知如何下手的状态，一步迈入了操作层面。一展身手的心愿，找到了踏脚石。  1993年7月8日，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南十里铺镇南乐会，薛艺兵（左）采访老乐师张富才 一、风霜其操，铁石其心① 普查伊始，心里还直打鼓：经过“文革”地毯式清算，京畿乡村还有“封建余孽”吗？没承想，真应了“灯下黑”的说法，红色心脏眼皮子底下的乐社，繁密到跑之不及、查之不尽的程度。“封建余孽”不但没有躲进阴暗角落，而且一直在光天化日下大张旗鼓地活动。见此情景方才体悟，天下一统的大幕不是划破了，而是根本不存在！一路打听一路行，不知道会遇上什么，遇村庄便打听“有没有音乐会”？回答往往是肯定的。如果不是因为钟思第带来的经费告罄，普查刹都刹不住。回望当年不免感叹，路这么难走，又没有联系方式，更没有手机，怎么就那么幸运，撞上了近百家乐社。  1994年冬，河北省保定市雄县米黄庄音乐会，钟思第（左）采访老乐师程万香，张振涛摄 一拨乐师从一个个门洞里走出来，拿着乐器，慢条斯理坐下来，举管捧笙，敲锣打鼓，这情景怎么说都让人吃惊。一个村里藏着几十位操演乐器的农民（那可不是一两天能学会的），聚合起来，一合奏，村落就染上光泽，记忆也从此种下了。更令人惊讶的是，看上去不识字（开始的偏见）的农民，慢吞吞拿出谱本，一口气哼出半小时的大曲。这素养，让受过专业教育的我呆若木鸡。他们的韵谱，让我放下了所有的骄傲与偏见。 白洋淀没有栏杆的木船，坐满了捧笙操管的乐师，把芦苇荡变成音乐喷泉；易县后山几十万人持续数天的朝拜、朝山路上鞭炮残屑的火药味以及寒风中声漫半坡的笙管乐；正月十五踏着皑皑白雪“采街穿插”的乐师与村民；巨大神像和吊挂前长跪不起的信众，戏台承柱上浩气干云的联句，易水上漂浮的管子以及循声可寻的丧礼……后土朝拜、中元祭祖、河灯满淀、求雨祭雹，我的天呐，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怎么有这么多仪式从来没见过、没听过，足以让人一头扎进去出不来。旧俗新知，样样称奇，满眼惊诧。 普查初期，乔建中、薛艺兵已经走过一些地点。我恨不得一口气跑遍他们去过的地方。然而已到地点，车却不去了。没车怎么办？我做了一个只有年轻时才能做出的决定：骑自行车重走一遍，如同电影《南征北战》里的台词“两只脚赶过他们的汽车轮子”。自行车放到长途车上（必须接受各种农产品的刺激气味和鸡鸭鹅狗的放声鸣唱，那才是老百姓行走的动静），到县城卸下来，再一个村一个村跑。  1993年7月，薛艺兵（左一）、张振涛（左二）采访河北省保定安新县郭里口音乐会老乐师 骑上自行车才知道平原有多大。地图所绘，相距寸趾。“视之若易，行之甚难。”②看山跑死马，看平原也跑死马。手持一册《河北省地图册》按图索骥。说起来不可能的事，硬是凭着蛮力做到了。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 自然，一腔豪气也常被折磨得所剩无几。整个社会奔小康的脱贫氛围，让人时有撑不下去的念头。转念想，“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终者也！”③背不住哪里会发现罕见信息，要不留遗憾，就得跑。天气炎热，暑气蒸腾，饥渴疲劳，疾疫时袭。保定郊外，一道鱼背般的闪电劈裂天庭，紧随而至的雷声，震得平原发颤，平原顷刻化作一团白雾。那场大雨让我卧床半个月。抵达廊坊安次，时遇大寒，刺得脸生疼，“涕泪霑须鬓皆为冰”。虽然如此，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过了田野这一关。 困境激发斗志，每有仪式，闻声奔赴，邀友俱进，绝不懈怠。我度过了人生最单纯也最忙碌的几年。原来不觉得自来水、干净床单和没有苍蝇的菜板、没有蚊子的房间、洗个热水澡有什么特别，到了乡村，才知珍贵。然而，熬过数次延至深夜的仪式，突然觉得自己简单了，感到城里人太麻烦。民族音乐学真的需要一颗坚强的心，这种冲动再没发生过。  1993年7月1日，乔建中（左三）、张振涛（右一）与河北省厂坊市安次区1日州镇南汉村南音乐会乐师合影 二、交通体现时代 田野练就了候鸟般的方位感，成千上万条蜘蛛网般的岔路，长期穿梭，判断大差不差，很少走冤枉路。我与钟思第曾为从涞水县到国道交叉口从哪里拐弯而争执不已，迎来的路牌证明一切。我哼着小曲看着他面红耳赤的样子，他气得半天不理我。天津九河，洼淀纵横，环城岔路，多如牛毛，考验记忆。我们的行踪够编一幅乐社“联络图”。 2012年，为编辑《中国工尺谱集成》，乘中央民族乐团小车到冀中，竟然在高速路上迷路了，想直接进入雄县葛各庄，却不知从哪个路口下去，结果错过出口，不得不开到下一出口再绕回来，新的公路体系让旧知识用不上了。 交通方式，可鉴行迹。中国音乐研究所那辆东倒西歪的小面包恐怕是最早滚过南高洛泥泞土路并记录在案的车辆之一。然而就在最低等级的公路消失后还要沿土路再走上半个小时，在差不多尽头处才能看到的村庄，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景观。我们看到了公路边永远看不到的民俗，体会到交通方便与交通不便意味的两重天。  1993年8月5日，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高头乡蔡头村音乐会，右侧录音者乔建中，司机邓立冬 从面包车，到扯东带西、狼狈不堪地赶上的长途车，再到大汗淋漓的自行车，最后到中央民族乐团的专车——工具是缩影，恍惚穿越了几个时代。交通工具的个体化预示了集体采访的终结，一辆车上拌嘴的“快乐”不复存在。辛酸成谈资，小面包上的乘客谈起往事，前仰后合，全然忘却了“路上人困蹇驴嘶”（苏东坡语）的困顿。薛艺兵总结：“从企盼有自己的采访车到终于有了自己的小汽车，条件变了，但我们不做田野了。”  1993年7月7日，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兰城镇北五道口村音乐会，薛艺兵（左）、张振涛（右）展看新制族谱 三、潜心笙管王国 随着深入，渐渐有了一点直觉。可遇不可求的直觉，能让人攫取目标。贝弗里奇曾提出有利于捕获直觉的方法：坚持思想饱和，与人不断讨论。确立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来自与先贤的对话。刚读完还顾不上做笔记的杨荫浏《笙竽考》，放下书，抓起笔，立刻写出“笙管音位”几个字。这是这几个字眼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文字中，直觉让关键词跳了出来。从此高举笙管大纛，攫取关节与目标。 若要在乐律学领域下笔，第一个要超越的便是杨荫浏，超越这位几乎不可能超越的老师以及这一领域的代表作《笙竽考》，谈何容易。但暗暗发誓，定要做出个样子来。“心在一艺，其艺必工，一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如猫捕鼠，“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诸根顺向，收尾一直，拟无不中。”④ 新手闯荒地，总有一点想法。新事物，再平凡都闪烁着光焰，如同人生的每个第一次。赤手空拳来到不知深浅的领地，处处有冲动。写出《笙管音位的乐律学研究》，整个人都觉得精神多了。终于琢磨透了一个针尖大的问题，其中隐约可见当时跃跃欲试的英气。  1995年5月，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音乐会，右侧录像者为钟思第，薛艺兵/摄 四、找到切入点 积累了大量田野材料，有段时间找不到适于深下去的主题——体现区域性并兼顾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入口。此时读到日本学者田仲一诚《中国的宗族与戏剧》，民间供养粤剧戏班的捐款统计一下子唤醒了我，原来底层捐款薄也能进入学术大堂并以数字方式反映运行机制进而得出戏曲何以延续至今的大结论。 乐律学研究过程中，采纳文献或多或少受经史子集等高大上观念的影响，不怎么考虑民间文献，将前者视为阳春白雪、后者视为下里巴人的偏见，依然左右着我，到了不对照就不自知的程度。田仲一诚的统计开拓了视野，经济学统计、纳入音乐学叙述、赋予人类学功能，就能把随处可见的碑文纳入学理。音乐会的碑文一下子派上了大用场。“官有政法，民有私约”，碑文是反映会社运作的一手资料，揭示了乐社本质。这部书对我的震动，真如“冷水浇背，陡然一警”⑤。接下来，又阅读了费孝通《江村经济》和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费孝通是老凤展翅，黄宗智是凤鸣朝阳，同样令我脑洞大开。读罢这些，文字就带有几分学术气概了。 我们对西方理论所知甚少，不知道人家用什么方法解读对象。20世纪末在香港读到的西方新著（现在内陆学界都能看到），令我有了叙述上的一点提前量，《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是我践履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地界，人类学、社会学的发酵力，让冀中的面团蒸成了大馒头。虽然借鉴带来动力，其实还是属于借鸡生蛋，没有多少原创性。 五、再造一个家乡 一生有限，只能做成一两件事。我那时的学术领域有两个，一个是乐律学，一个是民族音乐学。两个领域还得收缩，乐律学中的乐谱学，民族音乐学中的区域研究。量力而行，这辈子就能做这点事儿。也曾把范围扩展到陕北、晋北、赣南，但知难而退。舍晋北难至之境，略陕北偏远之处，弃赣南未熟之域。学者都有长年落脚点，落点是偶然，落脚是必然。 我的两只脚，一脚踏北京，一脚踏冀中。没有冀中，缺乏根底；没有北京，难获提升。冀中有平原大河民俗百态，北京有图书资讯同僚学府；冀中有乡村乐社，北京有知识精英；冀中有传统，北京有新知。北京浮躁，跑到冀中；冀中有感，折回北京。保持田野与思考之间时近时远、近观遥望的距离。 冀中是我的麦田，我的福祉，我的地标，我的封地，让我获得完满性和具足性的区宇。学术定力以及尚可称之为一点葱翠的东西，至少六成，得之于此。乐神眷顾，让我发现了有密度和质感的空间，也成为适合我写作风格的田园。“未免他乡似故乡，万家云树总苍茫”（清·黄道让《北道题壁》）。一切源自冀中，这里的确再造了一个心灵故乡——音乐学意义上的故乡。 我的经验只有一条：脚踏一地，超过30年，定有所获。 六、作为方法的冀中 能把一个领域“渊源流别、概括要旨”说清楚的人，应该是在圈子里转悠了半辈子的人。黄庭坚说：“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所谓专家就是在一个领域花时间最多的人。既对前人积累有所了解，又面对不断冒出来的新成果。阅读似乎没有一下子花很多时间，但细算下来，其实量很大。逶迤三十年，消耗小半生，大盘基本有数。有这点底气，或可以回来总结和检讨一点问题。 （一）未能坚持一年的田野 人类学要求学者在一个地方居住上一年，观察一个村落中的一轮仪式。遗憾的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未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还是太浮躁。今日反思，十分后悔，为什么当年就没能在一个村庄里老老实实、无声无息地住上一年？心有此愿，却因各种磕绊终未能坚持。转眼之间，人就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做不到了。这是学术生涯深以为憾的事。浮光掠影，莫肯用命，相视如平交，终未获大益。 同代学人管建华曾对我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像我一样到乡下从事田野考察，不得不坐在家里搞翻译。他有他的遗憾，我有我的遗憾。 （二）没有提炼原创性核心概念并总结方法论 社会科学要求除了记录资料、写出著作，还要提炼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式，最好能够演绎为普适工具。冀中学案虽然产生了许多著述，却未能提炼核心概念、研究范式和普适工具。这不可避免地给后续研究带来不便。近些年来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注重提炼核心概念和研究模式，这是我们当年没有敏感而现在特别敏感的地方。但方法论的总结绝非朝夕可至，既要纠之细目，又要断之大势。没有将学术的最高追求作为目标，错过了将冀中学案提升为学理的机会，未能概括出建立在人类学与音乐学联姻上且文字隽永（如曾试图总结的“京风惠畿、百社互补”等概念）的表述。可能是音乐学界的积蓄，火候不到，修炼不功，未能深刻地表达冀中。 我们这代学者有不可复制的特性，能吃苦耐劳，但缺乏眼界，尤其不能流畅地阅读外文，古文底子浅，缺乏炼词造句能力。只能较多地记录田野为后人保存一份“改革开放初期民间乐种”的档案（这也许是分外看重田野的不得已处），每个人讲述的故事略不相同，但阐述模式大致相同。我们记录的考察报告可以留下来，阐述的学理难以存留。这种格局令冀中失去了站立于学术史转折点的光亮度。 （三）批判性问题意识 效仿杨荫浏，我切入对象的介质也是乐器、乐谱、文献。乐律学、乐器学、文献学，三个领域，古今贯穿，浑然一体，如今将学科视为音乐史与传统音乐的划分难副其实。谁能说清乐器笙管是古是今？笙管大曲是古是今？乐社抄本是古是今？以往的划分对中国音乐研究中根本不适应。这类根本性反思，我们一直未曾深刻检讨。 （四）其他经验 普查得益于英国学者钟思第的加盟和英中友好协会的捐助，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若没有外国人参与，获得城外开花墙内香的效应推动力度都会大大减低。最主要的是，中国体系外的学者，具备局外人的清醒和勇气，往往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对于缺乏观众、生计困顿、后继乏人、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乐种，国家学术机构的适当干预可以产生起死回生的奇效。媒体参与、大众关注，保持区域关注热度，虽然有些地方被改造为假古董和千篇一律的旅游产品。 之所以选择冀中，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抵达距离的难度上低于偏远地区，探寻难度比硕果累累的区域（如西安鼓乐有一批浸泡几十年的学者）更方便。 普查小组的模式是，共同参与，资料共享，分头写作。《普查实录》共同署名，相互礼让，基本保持团结。说我们素养高，大致不错。 余语：愧对推我入道的冀中 2021年9月14日，乘高铁到定州市（原定县）——迟迟未能探视第一个冒出笙管乐的地平线。开元塔前的开元广场一侧，博物馆气派非凡，背负“中山国”盛名的当地人虽然与古代文化“相望两不知”，却充分认同这个古老的“国名”。在社会学家“晏阳初故居”前，禁不住想到这座县城何以集聚了那么多学者的目光。20世纪，有晏阳初的农村教育实践（1920）、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定县秧歌选》（1933），李元庆的《管子研究》（1948采访子位村），杨荫浏的《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1951），欧达伟（R.David Arkush）与董晓萍对定县秧歌的重新考察（1992）。或许博物馆前吹唢呐的艺人与崇文街口拉京胡的老人，就是解读此地何以吸引了众多学者，以及走出像杨元亨、王铁锤等数百位杰出艺人的谜底。 对于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不免纠结，难以用一个词形容对它的感情。“冀中学案”吸引了三代学者，大量新资料提升了学术界对华北乡村乐史的理解，如泉如涌的文论也显示了音乐人类学的十八般武艺，成为区域研究最踏实的实学领地。1993年到今天，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却一直未敢总结。新视野要求归纳方法，但我们没有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写单篇专论而不敢去宏观总结的原因。我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充满信心，包揽区宇。没有总结，也算总结，这样的总结不怎么浪漫，却不妨说得浪漫一点：我对1993年夏季平原上听上去嘶嘶作响的热风没有报以理想的回馈，不是“热带”不够“热”，是自己缺乏足够的“忧郁”。 *原文载《人民音乐》2023年第11期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刘晓辉拍摄） *注释： ①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00页。 ②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69页。 ③ （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237页。 ④ 江弱水《诗的八堂课》，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72页。 ⑤ 钱钟书《管锥编》（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0页。  张振涛 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 | 荣英涛 审核 | 绳长杰 排版 | 单奕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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