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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定磁碗贮玫瑰华诗》轴

 家有学子 2024-04-16 发布于甘肃

  《定磁碗贮玫瑰华诗》轴

  绫本 173cm×53cm 广东省博物馆藏

  傅山用笔似不经意,线条的枯、躁、润等均自然流露,一派天真。体势的腾挪揖让更加明显,书写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圆圈的组合,这正是深入传统经典的明证。

  释文:定磁碗贮玫瑰华,枕簟先秋不雨霞。一缕甜香撩玉陇,梦回细嗅当红茶。山。

  傅山(1607年至1684年),字青主,山西人,清史稿有传。甲申三月,明亡。五月,多尔衮下“剃发令”。傅山遂留发入道,黄冠朱衣,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也,暗含对前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谓不向清廷屈服。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全国各地反清运动纷起,皆被镇压,傅山与其子傅眉均被牵连下狱,几死,是为“朱衣道人案”。

  傅山出狱后,乃避居山野,与清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自谓侨公、侨者、客也,诗云“太原人作太原侨”,寓已无国无家,只是做客罢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了笼络人心,诏举鸿博,即著名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傅山受荐,却称病推辞。

  傅山不愿被相提并论的许衡、刘因二人皆为宋末元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与赵孟頫一样都应诏仕元,并和吴澄一同被称为“元朝三大理学家”。

  离京归乡后的傅山自称为“民”,当地官吏来拜谒,称其为“内阁中书舍人”,傅山并不应他,其铮铮气节可见一斑。倘若换作他人,如此际遇反是求之而不得矣。

  石涛、金农想而不得,傅山得而不想,终寄情于书画,驰骋于翰墨。傅山的书法乱头粗服,却是潇洒自然,气势澎湃。他的楷书学颜真卿,但没有一般人学颜体描头画脚的拘谨造作之态,而是任其自然,颜体博大庄严、神凝气重的精神风貌尽显;他的草书同样蔚为大观,大笔浓墨,纵横牵绕,本乎无心,气势磅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随机应变的创造力和天然睥睨的人格力量。

  傅山的书论散见于他的《霜红龛集》中,虽然没有成体系的论著,但不影响其深刻、精辟、富有创见,在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史上具有显著的地位。

  四宁四毋

  明末社会动乱,沧桑巨变。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受到了巨大冲击,以李贽为代表的新思想和新的美学观念渐入人心,文学艺术中充满了抑郁不平和愤懑之情,欲以宣泄,难免矫枉过正。表现在书法上,书家擅草书且好写奇字,如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在书论中便以傅山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为代表。

  “四宁四毋”取自傅山为其自作诗《作书示儿孙》所作的注。傅山博通经史及释道玄学,工书画,又精于岐黄,“作示儿孙诗”为何惟以书法来立论?这与世人论书常衍及其人品不无相关。自古就有以书品论人品的言论,傅山的说法更激进也更有杀伤力。他以赵孟頫为反面教材,断定其仕元而人品“无骨”与其书法圆转流丽而“无骨”是为因果,评其为“贱态”。

  其实,批评赵孟頫其人、其书,乃至“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都不过是傅山的手段,不是亘古不变的,都只是为了表达他的思想观点所服务。他巧妙地借论书而自抒胸臆,《中国美学通史·清代卷》这样来解释傅山的笔墨纲常:“傅山一再反对'卑贱’和'奴俗’,而倡导'心正’和'笔正’,在其背后,他的民族意识和明代遗民立场深刻地影响了他对书法风格的选择,可以说,面对清初严峻的政治形势,傅山是努力把不同的文艺手段都当作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武器。”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掷地有声的“四宁四毋”被世人从傅山的诗注中截取出来而广泛传播,它的每一句都包含了两组对立的审美范畴,“拙”与“巧”、“丑”与“媚”、“支离”与“轻滑”、“真率”与“安排”。傅山本意是借“宁”之乖张来调和“毋”之媚俗,但是后世偏激之人则一味推崇“丑”“拙”“支离”“真率”,无视傅山中庸之意的初衷,竖崇“丑”贬“媚”之大旗而不倒,模糊了两组概念原本的审美定位。加之“丑”“拙”“支离”之意皆根植于原典,“四宁”时风一时无两,直至今日,影响犹深。

  傅山不但在适当的时候提出问题,而且他也是这样去实践的。他的书法大胆使用侧锋、逆笔、枯笔,敢于飞白满纸、密密麻麻、字出纸外,给人以强大的冲击力、震撼力,打破了传统平静、欢愉的古典式审美心理。

  字中求天

  傅山的“四毋”:毋巧、毋媚、毋轻滑、毋安排,与之对应提出“四宁”而非“四要”:宁拙、宁丑、宁支离、宁真率。“宁”不同于“要”,那傅山究竟“要”什么呢?

  其论书云:“旧见猛参将标告示日子'初六’,奇奥不可言,尝心拟之,如才有字时。又见学童初写仿时,都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颠倒疏密,不可思议。才知我辈作字,卑陋捏捉,安足语字中之天!此天不可有意遇之,或大醉后,无笔无纸复无字,当或遇之。”可知,傅山要的是“字中之天”。把握住了“字中之天”,其字的表现就能“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不可拆,颠倒疏密,不可思议。”

  苏轼论传神就曾引入“天”这个概念,《传神记》曰:“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方敛容自持,岂复见其天乎?”(《苏东坡集》续集卷十二《传神记》)这里的“天”就是形上之神。

  所以,在傅山“天”是第一义的,是更根本的,是形而上的。与天相比,巧、媚、轻滑、安排、拙、丑、支离、真率等都是第二义,是表象的,是形而下的。

  无心而作

  怎样才能求得“天”呢?这是形而下的手段问题,傅山给出一个办法是“无心”。“若以楷求,开罪锺、王,其何能逭。或遇草浅兽肥,手柔弓燥之际,无心而作,冀有可观。”当然这个“无心”说得太笼统,人总是要有心的,有心于此无心于彼,至于什么是此什么是彼就冷暖自知了。傅山的“四宁四毋”也是如此,傅山的“四毋”固然不好,“四宁”也有不可取之时。

  在书法界,傅山的“四宁四毋”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沉睡的天空,释放了被帖学禁锢的书法正统,唤醒了盲目陶醉的帖学审美。从此开始,书法的前进不再局限于帖学内部的批判改造,同时,在帖学之外的金石碑刻开始构建起新的书法审美标准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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