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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提 要 
▲陈演生 致公党是以海外洪门会党为基础而组建的，抗战中致公党与共产党相识、相知到合作，1946年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由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政党。在此过程中，陈演生是致公党唯一全程参与的早期领导人，也成就了他一生的革命生涯。 关于陈演生的记载很少，他是致公党历史上最鲜为人知和最神秘的人物，也许与致公党早期党堂并存，带有很多洪门会党神秘特色和其一直低调行事作风有关，但还是能从一些散落的文章中找到了一些涉及他的记载。   1906年2月，陈炯明、马育航、陈演生、钟秀南、陈达生、黄凤伦等青年成立正气社。1907年2月，陈炯明、陈达生、马育航、陈演生、钟景棠、钟秀南、黄杰群等30名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坡岭表忠祠立誓结盟，成立广东惠州海丰同盟会。1908年2月，陈炯明、马育航、陈演生、钟秀南、陈达生、陈觉民等人在家乡五坡岭方饭亭誓盟，在海丰县城成立海丰地方自治会。1909年6月，陈炯明等策划在新军中发起武装暴动。这是同盟会南方支部支持下的第一次武装暴动，12月陈演生等受命回海丰组织选锋队员（即敢死队员）。 1911年1月，陈炯明参加广州起义筹部，陈演生担任陈炯明助理。广州起义失败后，陈演生受同盟会派遣前往南洋各地联络同志，筹备革命基金。1912年，陈演生任广东五华知县，卸任后在各地从事“倒袁”“护法”运动。1918年5月10日，陈演生在广州总商会被莫荣新下令逮捕，激起商界群起声讨，陈演生被关押二个月释放。1918年8月，粤军进驻福建漳州，实行“闽南护法区”的建设，陈演生任援闽粤军司令部政务处长。1920年11月，粤军抵达广州，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陈演生任广东电政监督。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大会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命名为中国致公党。1926年2月，致公党活动中心从旧金山转到香港，以“致公俱乐部”名义登记注册，陈演生是致公俱乐部委员。1931年，陈演生出席致公党二大，被选为秘书长、中央干事会干事，1933年5月被推选为第三届中委常务干事。1933年9月陈炯明去世后，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由陈演生负责日常工作，实际上就是主持工作。 1931年致公党“二大”期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致公党在此民族存亡的时节，提出并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10月10日作出反应，“通告各埠党部，准备救国事宜”。11月6日，致公党“二大”的通告第一号，提出“国难当前，责无旁贷，急起直追”，致公党还发出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致公党领导人撰文：“今日之事，寇已压境，民已垂毙，宁粤双方，即有深仇大恨，亦当涣然冰释，急谋改弦更张，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即唯一出路，在于国民起而自决，组织救国大团体，实行全民总动员之运动是也。国民如何自决？即由全国较有组织之职业团体、区域团体、宗教团体、慈善团体、武装团体、妇女团体及其他一切团体，基于自觉的决心，采取超越党派，实行国民自决主义，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 至此，中国致公党投入到抗日活动中去，并号召党员和华侨积极参与，以尽职责。1931年9月18日至12月中旬，致公党中央筹得10万银圆，由陈演生、马育航、钟秀南等化装成商贾送交东北义勇军。
▲1950年4月，在广州召开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代表合影，第一排左五为陈演生。 1933年11月，原粤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和李济深、蔡廷锴（李济深、蔡廷锴为洪门中人）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任主席，拒绝“剿共”，反蒋抗日。陈演生派人送去数万元经费。根据日前看到的档案材料，致公党参与了“福建事变”策划起事，也佐证了这段叙述（送经费）的可能性。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把致公党（堂）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中，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演生多方筹集经费，交给钟秀南支持“海陆丰旅港同胞回乡服务团”回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南洋惠侨乡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海员工会）、香港海陆丰同乡会（陈演生是会长）的代表在香港开会，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在香港设总团办事处；确定以“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救护伤兵，赈济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宗旨。 1939年1月，以香港惠阳青年会、香港海陆丰同乡会所组织的两个回乡救亡工作团为基础，在惠阳县的淡水正式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联络各地洪门，漕运码头一直就是洪门重要聚集地，船家和海员中有洪门中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洪门与致公党关系密切、海陆丰同乡会有陈演生的影响，这都间接证明了“东团”的成立有致公党的身影。“东团”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也是共产党与致公党早期接触与合作的事例。 1938年，陈演生派钟秀南回海丰担任“海丰抗日救国统率委员会”主任，组织抗日自卫大队。1939年2月，统率委员会支持中共东江在海丰活动，为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筹集了一批枪支、弹药，为建立中共领导的汕尾自卫团第五中队（30余人）出了力。 1942年3月，陈演生派钟秀南等协助何香凝、柳亚子等进步人士安全离港在海丰马宫码头登陆，再由中共海丰地下党护送到粤北。1943年春海丰大饥荒，钟秀南积极奔走广东韶关、兴宁、梅州及江西赣州等地筹措粮食。 因陈演生曾在日本留学，知道日本的许多风俗习惯。在香港被日军侵占期间，陈演生在家中和糕粉厂里挂了有关日本的神秘照片，日军及特务看了照片之后真就不再来骚扰了，有效地保护了家人和糕粉厂的安全，更重要的是糕粉厂还是致公党总部的基地，也间接地保护了致公党总部安全。 柯麟，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央特科成员，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是中共隐蔽战线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1930年至1951年，柯麟受中共的指派一直在香港、澳门以医生身份广交朋友，团结各界人士，开展社会活动。柯麟与当时致公党的几位高层核心人士都是海丰同乡，因此联系自然不会少。柯麟与陈炯明的女婿柯汉声是堂兄弟，柯麟在1929年厦门工作期间，柯汉声还保过他。柯麟给陈炯明看过病，还是陈演生的私人医生。陈演生在去世前曾嘱咐林菁（陈演生夫人）：“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可以去找柯麟。”可见陈演生与柯麟是信任和可以托付的关系，与柯麟的密切交往，很有可能使陈演生对共产党产生深刻认识。 据一些资料所述，在致公党“三大”召开期间，由于陈演生一再坚持要陈其尤担任副主席，大会提出了要陈其尤在报纸上发表要求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要和平的公开信为担任副主席的条件。 对于公开信一事，笔者与陈其尤之孙陈友恒联系求佐证。他与其叔叔陈惟理（当时陈惟理在香港读大学，并一直与其父陈其尤住在一起）沟通，陈惟理说：“有关陈其尤和黄鼎臣、陈演生起草的给蒋介石的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和组建联合政府的信，他知道确有此事，因为当时争论得很厉害，好像是这封信虽已被大家一致同意，但是以什么方式公开却有不同意见，一是公开登报，二是直接给蒋介石本人。但各人分别是什么意见，他就不知道了，现在他这里也没有这封信的草件。当时他正在读大学二年级，是回家时听到了争论。” 1931年至1946年期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旗帜的感召下，陈演生寻求光明，认同共产党，提升了对革命实践的感悟，开启了他与致公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 1948年12月10日至1949年2月8日，陈演生代表致公党给司徒美堂、萧重光等先后发去8份信函，陈演生向司徒美堂转达了毛泽东希望其出席新政协会议的邀请，最终收到司徒美堂给陈演生的参会回复，并转给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1949年在司徒美堂出席新政协会议的问题上，致公党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陈演生发挥了特殊作用。 1947年5月至1949年5月间的百余份中常委会议记录显示：“出席者”一般都是陈演生第一个签名；“主席”一栏，1947年的一般是“陈其尤”，1948年、1949年的多是“陈演生”。经推论：会议档案中的“主席”应该是“会议主席”，对应现在的叫法是“主持人”。这些细节说明，这一时期陈演生在致公党内的地位及声望亦非常高。 据《陈其尤同志小传》记载：“1946年夏，陈其尤回香港，即得到陈演生同意，转说服黄鼎臣等致公党旧人，恢复致公党工作。”这句“即得到陈演生同意”很能说明问题。1933年9月至1947年5月期间，特别是1941年至1945年香港被日军占领期间，致公党中央整体工作受到影响，但陈演生是坚守致公党党务工作的人，他位居致公党核心地位，有效地避免了致公党解散，并负责联系各地致公党组织及洪门和华侨坚持抗战。虽然这段时间致公党事务是由干事会领导，但还是要有拿主意、定决策的人。在政治上，陈演生把控致公党大局；在经济上，陈演生经营的糕粉厂“汉生隆”不仅是致公党总部的秘密办公地点，而且还是致公党总部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他是这一时期致公党的主柱。陈演生始终没有把自己当作致公党的旗手，但他肩负着致公党使命，是致公党大旗的守护人。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唁电：惊悉陈演生同志在港病逝，噩耗传来，殊深哀悼——演生同志系我党柱石，领导我党参加人民民主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少功劳，在统一战线工作上，亦起了一定的作用。 连贯于1949年6月对陈演生评价道：“此人为陈炯明之旧干部，陈失败后，长期留港经商，为老致公党负责人之一，平素很少参加政治活动，抗战初期，日人企图收买陈炯明旧部，他未动摇，为人颇有正义感，日降后，他对海陆丰之进步民主事业多从旁赞助，近几年来，其政治倾向亦不错。” 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于1950年对陈演生评价：“他是致公党中央的秘书长，从前当过陈炯明的秘书长，多年在致公党有极高的地位、威信。”“他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体衰弱，但对革命有极大的热情，陈炯明的旧干部对他有好感，致公海外党对他都表示爱戴。他不仅为进步党员所拥护，落后党员也如此，他是致公党团结的象征，为人正直，生活朴素，惟有点固执，故而对敌人能坚持不低头，如果说服之后，他仍收回成见，这对该党的上层群众有极好的影响。” 伍觉天1989年撰文对陈演生评价：陈演生确是一位不断追求真理，为人率直，光明磊落，不求名利和待遇，善于团结同志的革命老前辈。不论在黑暗的时期，或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都与民族的安危、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苦难息息相关、生死与共，他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他的爱国热情和高风亮节，永远是我们致公党全体同志学习的榜样。 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认为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的可能性，毛泽东还在提交七大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又作了新的全面阐释，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设想。 陈演生一生都伴随着中华民族解放革命事业，在致公党成立至陈演生去世的27年中，致公党发生了巨大变化。陈演生是唯一出现在致公党“一大”至“四大”的领导层人物，特别是在致公党“二大”至“三大”期间，他处于核心地位，并避免了致公党的解散，与陈其尤等一道复兴致公党，是致公党成为新民主主义政党的重要推动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致公党亦要跟随中国战后调整与发展的节奏而发展，1946年恢复组织活动，并筹划召开致公党“三大”，在这过程中受到中共的帮助和引导，陈演生身边与中共的接触人也多了起来，他的思想也日趋进步。 1946年，作为致公党实际领导人的陈演生71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陈演生势必要考虑推举年轻且思想能跟上历史潮流的人领导致公党前行。陈其尤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在日本留学，加入过同盟会，做过县长，是洪门中人，也是致公党早些年的党员（1931年加入致公党），是陈演生的晚辈同乡、同僚，又被蒋介石关过监狱。陈其尤接触到共产党领导人后思想进步了，恰在此时来到香港，找到陈演生，回归致公党。此外，因香港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致公党的活动受到影响，后备干部不多；陈演生是坚持抗战立场的，中共地下组织在香港的活动很多，团结华侨和各阶层各党派，共同参与国内、国际反法西斯战斗。这一时期，致公党与共产党有接触、有共识、有合作，其中应该有陈演生的深思熟虑，他应该是领悟到了中国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也许这是他推举陈其尤的原因。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解放军在战局上还不明朗，在这一节点致公党能选择跟着共产党走是有前瞻性的。陈演生在这时同意致公党恢复组织工作是第一步，积极推举致公党新任领导（李济深、陈其尤）、完成致公党领导班子第一次政治交接是第二步，促使致公党“三大”的顺利召开、实现致公党转型并确定同共产党真诚合作、选择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第三步。推动致公党向阳而生，陈演生承前启后，功不可没。 陈演生一身长袍马褂，戴眼镜，瘦弱，但他气节高尚，身怀国家民族大义，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淡泊名利，是致公精神和优良传统的体现。在中华民族最危亡的时期，他是致公党内职务最高的领导人，也是党务工作的组织领导人和执行者，他一直在香港坚守致公党工作，在洪门、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开展爱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号召，动员海外华侨出资出力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多次拒绝日伪方面的利诱、拉拢。抗战胜利后，他不满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方针，呼吁和平民主，特别是在1946年致公党恢复工作及“三大”的顺利召开，使致公党顺应历史潮流，站在正确的一边，接受共产党领导，实现向新民主主义转型，陈演生的贡献巨大。 《团结报》2024年3月28日文史周刊6版 作者：陈颂原 作者单位：致公党中央组织部 编辑： 秦雪 赵昕 审核：鲍家树 监制：邵宏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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