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档案 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废止了自清初以来的海禁政策，宣布在东南沿海开设榷关，负责接待外国来华商船。次年，广东的粤海关正式成立，并在广州设立了洋货行，挑选“身家殷实之人，愿克洋货行者”作为行商，专司接待洋商，这便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在此后的100多年里，行商中诞生了好几位世界闻名的富商巨贾，却也有着不少破产、流放的失败者，他们一同见证着清朝对外贸易的兴衰。  珠江畔的百年行商 广州诗人屈大均曾做《广州竹枝词》，其中便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十三行的行商们与一般的商人不同，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在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因此，为了体现对行商们的尊敬，称呼时往往都会在其姓氏后加上一个“官”。行商们的历史虽然较晋商、徽商等短暂，但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商界地位，在当时都毫不逊色，其中如潘氏的同文行，更是拥有着百年的历史。 潘氏的第一代掌门人叫潘振承，出生于福建泉州府，他在年轻时便来到了广东经商，主要从事南洋贸易。乾隆九年（1744），时年30岁的潘振承在广州的珠江边开设了同文行，成为了十三行的一份子。潘振承精通多门外语，为人热情，因此，很多洋商来到广州后都愿意先来拜访，有什么纠纷也都愿意请他来居中调和，这也使得潘振承在洋商中拥有了很高的威望，纷纷尊称他为“潘启官”。 在与洋商的长期交往中，潘振承培养出了开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目光，逐渐在行商中脱颖而出，成为了领头人。不仅如此，潘振承头脑清晰，善于创造商机和把握机会。当时，英国商人运往中国的货物中有大量的毛织品，但在盛产丝绸棉缎的中国却难以找到市场。潘振承主动向英国商人承诺，愿意长期包销其中四分之一到一半的货物，同时，也要求英国商人按同样比例包销自己商行的生丝和茶叶。英国商人为了保证毛织品的销路，加上本身也需要采购生丝和茶叶，因此很快答应了潘振承的要求。如此一来，潘振承就和英国商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贸易往来，逐渐垄断了与英国的生丝和茶叶贸易。在潘振承的努力下，同文行从广州走向了世界，甚至开始接受英国商人的伦敦汇票，潘氏的名望也在乾隆朝晚期达到了顶峰。 乾隆五十三年（1788），潘振承去世，第三个儿子潘有度接班成为了潘氏新的代言人。潘有度与父亲一样坚守诚信，但相对比较低调，还特意把同文行在行商的排名放到了次席。不仅如此，潘有度进取好学，眼界开阔，对世界格局有很深的了解，甚至被美国麻省农学会吸收为会员。但是，潘有度的性格中也有倔强的一面，嘉庆五年（1800），粤海关监督佶山向行商们索取佣金，身为行商领袖的潘有度据理力争，坚决不肯屈服。此种情形几番下来，潘有度疲于应付，索性花了50万两银子退出了行商队伍。缺乏首领的行商们不仅很快陷入倒闭风波，洋务事宜的办理也十分混乱。嘉庆帝难以忍受，深知潘有度“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悉，为夷人及内陆商民所信服”，于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初二日专门下旨，要求潘有度回归：“其退商潘致祥（潘有度）久充洋商，家道殷实，从前蒙混请退，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岂容任其置身事外。着责令仍充洋商，与各统商认真清理一切。”  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初二日 嘉庆帝下旨命潘有度重新出任洋商 潘有度复出后，以“同孚行”的名义重新加入了十三行，迅速地整顿风气，很快就恢复了原有秩序。在他去世后，幼子潘正炜正式接班，将潘家再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财富被当时的法国人认为堪比一个欧洲国王的地产。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制度走到了终点，潘正炜也在战后主动结束了“同孚行”，潘氏家族的百年行商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享誉世界的行商巨富 在十三行的众多行商之中，无论是财富、声望，还是地位、实力，潘氏无疑是首屈一指的，而要说到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就只有伍秉鉴为代表的伍氏家族了。 其实，伍秉鉴的父亲，同时也是伍氏第一代领袖的伍国莹不仅与潘振承一样同为福建人，早年间也在潘氏的同文行当过账房，因此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会计和管理经验。不久，伍国莹离开了同文行，开始自己做生意，并凭借着之前在潘氏的人脉，与洋商们搭上了门路。乾隆四十八年（1783），伍国莹建立了怡和行，生意逐渐扩大，自己也收获了“浩官”的尊称。然而，好景不长，伍国莹的生意很快遇到了波折，应对不利之下，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时，伍国莹欠下了债务无力偿还，最后只能一度潜逃。 幸运的是，伍秉鉴也借此机会登上了历史舞台，伍氏一族也迎来了巨大的转折。嘉庆六年（1801），伍秉鉴正式接管怡和行，采取了各种措施，短短5年时间，不仅还清了债款，更将原本濒临破产的怡和行做得风生水起。嘉庆十一年（1806），伍秉鉴已经与同文行的潘有度、广利行的卢观恒并驾齐驱，成为了当时的行商领袖。次年，潘有度退出了十三行，将总商的位置让了出来，伍秉鉴在众多行商的推荐下，当仁不让地成为新的总商。此后，即便是潘有度再度回归，也没有撼动伍秉鉴的总商位置。 伍秉鉴性格诚实细心，不计较小利。伍秉鉴曾经委托一位美国商人代其销售一船生丝，不料美国商人擅自做主，用卖生丝的钱买了一批英国的毛织品，结果回到了广州后根本卖不出去，只能全部赔在了手里。当美国商人忐忑地将此事告知了伍秉鉴后，表示自己愿意承担损失，没想到伍秉鉴并没有接受赔偿，而是自己承担了所有损失，默默地收下了这些毛织品。伍秉鉴的这些事情比比皆是，让他在洋商中保持了良好的口碑，怡和行也被众多洋商看作首选的生意对象。 此外，伍秉鉴和官府打交道上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伍秉鉴善于跟官府沟通，经常主动捐献钱财，与广东省的上下官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伍秉鉴从嘉庆六年主持怡和行开始，到鸦片战争后结束怡和行，以各种名义送出了160万两白银。除了官面上的往来，伍秉鉴还在官员们的私事上积极出手，如林则徐刚来广州时身体不适，伍秉鉴便代为延请商馆的美国医生为其治疗，如此等等。 伍秉鉴不但与英国的很多老牌公司保持联系，还善于和新兴的美国商人打交道，帮助美国商号柏金斯行成为了在华的四大洋行之一。之后，他还将自己的商业版图扩张到了国外，不但贩卖的茶叶在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等地十分畅销，伍秉鉴还在美国投资了保险业、证券业等，其子伍绍荣接班后，还参与投资了美国的铁路建设。可以说，怡和行在伍秉鉴和伍绍荣父子手中成为了跨国财团，而伍氏家族也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失败者的故事 除了潘氏、伍氏两个家族外，也有不少行商算得上一时翘楚，如卢观恒带领的广利行在嘉庆二年（1797）规模就已经仅次于总商潘有度，之后又与伍秉鉴并驾齐驱。梁经国于嘉庆十三年（1808）建立天宝行，仅用了22年便让天宝行从行商中的倒数第一升到了第五位。但是，在这些成功者的背后，也有很多失败者。 十三行筹建之初，行商们凭借粤海关的支持，通过垄断对外贸易赚取了高额利润。乾隆帝继位后，性喜奢华享受，经常要求粤海关为其采购西洋贡品。粤海关只能不断用税款填补这笔巨大的开支，并将压力转给十三行的行商们。行商们迫于无奈，只能不断给粤海关以及广州当地的官员送礼，大大加重了经济负担，加之与洋商往来稍有不慎，便会发生纠纷，都使得行商们出现了欠债难还、资金周转不灵等各种问题。 乾隆四十五年（1780），行商颜时瑛、张天球等4人欠洋商的债务高达380万元，乾隆帝为了显示公正，命令刑部严审颜、张等人，并要求其他行商分摊他们的欠款，分10年偿还。这种所有行商共同分享经营风险的制度，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许多行商被迫为其他行商支付大量欠款，弄得自己也债台高筑，最终走向破产甚至丧命。乾隆五十七年（1792），万和行的蔡世文接替潘振承担任行商首领，原本号称殷实富户的蔡家在此后的短短4年里，便因为受到其他行商欠款拖累，加上官府的勒索，家境一落千丈，蔡世文也因积忧成疾而选择了自杀。 不仅如此，有的行商甚至沦落到被流放边疆的地步。乾隆五十五年（1790），行商吴昭平因为欠巴斯商人贷款25万多元而被逮捕，最终被判革职，流放伊犁，其欠款由其他行商分摊偿还。嘉庆十四年（1809），两广总督百龄审理万成行沐士方拖欠印度商人24.77万两一案，以其无力偿还，判处充军伊犁。嘉庆十四年，会隆行的郑崇谦、达成行的倪秉发两人宣布破产，次年均被收监，经百龄审理后最终判定将郑、倪两人革职抄家，从重判往伊犁充军。审判结果下来后不久，倪秉发便死于狱中，郑崇谦到了伊犁，3年后死于当地。道光九年（1829），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巡抚卢坤审理隆福行的关成发欠债破产案，按清廷例律革去其捐得的通判监提举名衔，发配新疆伊犁充军。这些流放的行商，运气好的还能勉强糊口，运气差的往往待上几年便去世了，可谓悲惨。 在十三行的百年历史上，行商们中既诞生了成为商贾巨富的幸运儿，也出现了破产、充军的失败者，他们都伴随着十三行的历史跌宕起伏，在清朝对外贸易的舞台上，书写着自己的人生故事，也为后世研究清朝对外贸易历史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文章来源：《中国档案》2024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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