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明两代历时近四百年，其书法风尚相近可作为一个大的时代风格。梁《评书帖》中指出:“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贤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柳宋人思脱唐习，造意运笔，纵横有余，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元明厌宋之放轶，尚慕晋轨，然世代既降，风骨少弱。”所言是对各代书风短处与长处的评析，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特别是所述元、明两代趋向于同的历史现象，对今人研究书法史具有参考价值.元、明两代书家不满于宋人书法造意运笔放纵的倾向，而追慕较远的尚韵的晋人书法，加上那段相连接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种种外部条件对书法的影响，两代书艺流风接力相承，表现出群体风格的主导倾向，可归结为“尚态”.照字面来看，态为姿态、意态，既指书法的结构造型，也指它的风标韵致。这是元明两代书家共同的审美情趣和理想的外现。 元朝是异族统治、民不聊生的时代，各种艺术都很难得到发展.然而，汉民族以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绝对多数的人员以及宽博的疆土，外来异族文化往往很快为之“同化”.元朝蒙古族君临华夏后，于翰墨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缅怀自己的民族文化，加上受“同化”作用之后的元朝君主渐通翰墨，于是书法艺术在元朝早中期便开始复苏。此时产生了书法艺术集大成者赵松雪。他于楷书独创一体，与唐代欧、颜、柳三家齐名，史称楷书“四大家”，可见他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赵孟乡顷高执复古大旗，上承晋规，一扫宋末旧习，于书法一艺对韵、态、姿、媚的审美选择，变尚意为尚态，开一代妍媚书风.对于晋书，项穆《书法雅言 取舍》说:“赵孟岁顷得其温雅之态”，“专乎妍媚”.他还在《书统》中比较唐、宋、元三代说:“唐贤求之筋力轨度，其过也，严而谨矣;宋贤求之意气精神，其过也，纵而肆矣;元贤求性情体态，其过也，温而柔矣.”顶氏所言对元人书法虽含有贬斥之意，但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以赵松雪为代表的元书的温雅之态.朱彝尊《曝书亭画跋·鲜于伯机草书千字文跋》所言:“元自赵子昂书法盛行，一时相率习妍媚之体.”元人书法能出赵书藩篱者确实鲜见，而且播及明代，也影响了明人尚态的书风。 明朝承元朝书风三百年几乎未变。能出赵松雪藩篱者亦无几人.之所以如此，考其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学风.明朝海疆平宴、升平日久，遂使初叶至中叶几代帝王无不日以书法自娱.他们所喜书法又都是以羲、献为代表的帖学.明朝帖学大行，“明人尚态”也就自然顺理成章.在明中、晚期，随着物态文化和意态文化的发展，随着俗文艺关于“可接受性”要求的不断提出，在美学领域里还出现了“趣”、“态”等新的审美范畴.这些都对书法有一定的影响，哪怕它还是曲折的、微妙的、不自觉的。具体落实于书法而言，明初书家、均以晋人为法，依旧崇尚赵书，以妍媚取胜。明朝中叶以后，书坛以得人为幸，时有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唐寅等大家出现，号称中兴时期.表面上他们似能超越赵书的笼罩，被一些鉴赏批评家认为“一洗姿媚甜俗之态”，其实未然.他们于书法依循赵书而上逼晋唐，确能各自有成，或清秀，或高古，或儒雅……共同形成婉丽姿媚一派。显然，这些没能超出明书尚态的审美范畴，相反，以其独特的个性之美充实、丰富、发展、强化了明书之“态”.由于这些大家同里吴郡，同时书名甚众，因此一时有“天下法书 皆归吴中”之语.其中文征明更是吴门书派的代表.在晚明，书法艺术在馆阁体充斥朝廷内外的情形下，一些有识文人书家力图求变，可惜未能实现，只是个人在书艺方面或取得尺寸之进，或稍具新意，书风大致与中期相同.时有邢侗、茧其昌、张瑞图、米万钟等书家出现，史称晚期“四家”，其中以蜚其昌影响最大.《佩文斋书画谱》评董氏“书法圆劲苍秀，兼有颜骨赵姿”。可见他的书法仍以其秀色之姿、蕴藉之态掩映一时。 综上所述，有如金学智先生《中国书法美学》所说“赵孟兆页—文征明—董其昌，这是元明尚态的一条历史线索，他们的书法都上追晋唐，力求雅韵，然而又都圆媚，姿致横生，带有不同程度的时俗特色。” --------------------------------------------------------------------------------------------- 元明尚态（上）——元代书法实践和理论 文／方立 【编者按】作者认为，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人书法，表现出不激不厉、安和冲虚的中和之美和有序之美，具有“化晋韵入唐法，逆宋意开明态”的特色。 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剪灭南宋、建立元政权，到元顺帝北走塞外，传11帝凡90余年，是为元代。蒙古贵族在统一中国进程中经历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并且结束了300多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以相互交流。蒙古贵族为了巩固政权，也很快接受了汉文化。一方面，元政权优礼了一批如赵孟頫这样的知识分子，成就了书法艺术。另一方面，他们推行种族和地域歧视政策，阻塞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仕途之路，导致他们把大部分精力用于民族文化研究，促进了文人书画家艺术职业化趋势。同时，长期无人问津的篆隶书重现书坛，元末隐士书家另辟蹊径的书风自成一体。 元代书法实践 元代书法承接南宋和金代，但艺术风格、书学主张和审美标准有着明显不同。一方面，元代初期书家对宋末师法不古的尚意书风已经不满，为了纠正人们对宋人师法不古的书风流弊，在赵孟頫的影响和带动下，托古改制，趋步晋唐、师法古人，书坛呈现出一派清新雅正的风气。另一方面，元政权建立打通了中国300多年的南北隔绝，汉族与蒙古族两种不同文化发生碰撞，蒙古族统治者崇尚儒家文化包括书法，导致少数民族文化被汉化，由此产生了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前期书家，以及赵氏学生张雨、虞集等为代表的后期书家。除此外，还有以杨维桢、倪瓒为代表的隐士书家有意摆脱赵孟頫工稳秀逸书风影响，形成攲侧、纵放、古拙甚至怪异的流派。 蒙古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统治需要，崇尚儒家文化，包括书法。忽必烈即位，以许衡为国子祭酒，推行汉法，所订制度多参照唐、宋，程朱理学成为国学。忽必烈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还下诏搜访遗逸，赵孟頫应召入仕，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授兵部侍郎。延祐三年（1316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虽然官至一品，荣际五朝，但在种族歧视政策下政治作为有限，于是把大量精力用于文学艺术创作，成为这个领域开拓一代风气的领军人物。他精通诗文，谙熟道释，通晓音律，擅长鉴定，工篆刻，善绘画，书法成就尤高。所作书法，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 在书法实践方面，赵孟頫针对宋代尚意书风的流弊，提出遵循古法、崇尚二王的思想。至大三年（1310年）赵孟頫得到僧独孤所赠定武本《兰亭帖》，作了13跋，在体认晋人书法的同时，提出了“用笔千古不易”等著名观点。元代主要书家几乎都对《神龙兰亭》、《定武兰亭》等不同版本兰亭帖作了题跋，也在体认晋人书法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书法见解，深刻影响了元人书法观念，为尚态书风形成提供了指导。在赵孟頫为首的书家引领下，处于蒙古族统治下的书坛，不仅没有走向恣意放纵的狂野，反而呈现出纯正典雅的古风。元代中期以后，赵孟頫的书风风靡朝野，并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书家群。元代卢熊《式古堂书画汇考》这样评价赵孟頫的作用：“本朝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柢锺（繇）王（二王），而出入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 对元代尚态书风还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元统治者对佛教兴盛的重视和投入。延祐五年（1318年），元统治者划拨重金，下令抄写《维摩经》、《藏经》等重要佛经，由此征召和集中了包括郭畀、钱良右等一大批书家从事经书抄写。赵孟頫、邓文原等近臣或者为了信仰，或者为了博得统治者好感，或者兼而有之，都身体力行抄写大量经书。以至今天人们能够看到他们的书法作品，经书占有相当数量。经书抄写的兴盛，不仅拉近蒙古族同汉族和文化关联，而且推动书法深入作为统治阶层的蒙古贵族。 元代初期，蒙古贵族虽然对书画知之不多，但深知其文化价值，或者认真研习，或者热衷收藏，客观上为开拓元代尚态书风新局面创造了条件。元世祖忽必烈自己不善书，为了统治需要，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书法，其后英宗、文宗、顺帝都研习书法。元文宗于天历二年沿玉堂旧制建立了奎章阁，由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集历代法书名画作为内府收藏。1276年元军攻占杭州后，接受南宋御府全部收藏，赵孟頫奉旨对书画等收藏品作了登记。元武宗妹大长公主是个收藏迷，1323年她召集天庆寺雅集，朝廷著名蒙、汉文官如冯子振、邓文原等23人为她的收藏品题跋，推动了蒙汉文化交流和尚态书风的形成。 蒙古贵族文人热衷学习汉文化，同样推崇晋唐书法，重视趣味。蒙古族书法大家康里巎巎（康里子山）的父亲不忽木是大儒，在元世祖忽必烈的眼中，学问已经超过自己的老师许衡。康里子山自幼肄学于国学，博览群书，刻意翰墨，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锺繇、王羲之，书法与赵孟頫齐名并非偶然。泰不华篆书学徐铉、张有，稍变其法，自成一家；正书宗法欧阳率更，自成一体。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泰不华的《陋室铭篆书卷》，用笔遒劲、圆润，线条挺拔有力，质朴而有古意。少数民族书家天性中有质朴、粗犷、放荡不羁的气概，由于受到自身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双重影响，他们的书法不仅遒劲大气，而且清新婉丽，自有一种韵味风度，给元代书坛增添了活力。 在赵孟頫等人的影响下，元代中叶书风已经完成了由南宋、金向元的转变，表现出全面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法古纠弊、借古开今，形成独特的尚态风貌，并一直持续到元代末期。元代末期，由于朝政腐败、社会动荡，许多文人士大夫隐逸江湖，以书画自遣终身，成就一批著名民间书家，如吴镇、倪瓒等人。他们的书风或狂放率意，或简逸质朴，都跳出了赵氏流派的束缚。 总的看，虽然元代书法成就不十分突出，但时代风貌鲜明。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人书法表现出不激不厉、安和冲虚的中和之美和有序之美，可以概括为“化晋韵入唐法，逆宋意开明态”的特色，短短90余年中，几乎完全由赵派书风一统天下。可以说，尚态是元代书法最主要的特点。 元代书家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别署水精宫道人、鸥波。秦王赵德芳十世孙，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4岁以父荫补官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后居家力学。元世祖下诏寻访遗逸，应召入仕，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授兵部郎中。仁宗即位，召授集贤侍讲学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1316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赵孟頫书法成就尤高，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古绝今，在元代影响很大。 赵孟頫主张，学书须学古人，不然，虽秃笔成山，亦为俗笔。他所指的古人，主要是指晋人，尤其是二王父子，强调要学习他们怎样用笔。他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同时，要重视意的作用，即掩藏在古法继承中的有意之意，而不是尚意书风不讲传统的无意之意。 最能够代表赵孟頫书法成就的是他的行草书。无论对待那一家书法，他都以中和态度学习。所以其行草书秀逸而不泛骨力，流美而不露轻佻。他的传世作品《兰亭十三跋》、《归去来辞》、《赤壁赋》等，雍容平和、不激不厉，形聚而神逸，深谙晋人之韵致。 赵孟頫的小楷又为诸书第一。他小楷得益于二王《乐毅论》、《洛神赋》和杨羲《黄素黄庭内景经》以及锺繇各帖等，法度森严与潇洒自得浑然一体，结构严谨、笔画精到、疏密适宜，在稳健苍劲的笔势中，可以看到姿媚、洒脱的书风，长篇小楷也是首尾如一，可见功力之深厚。 赵孟頫的大楷也出众。代表作有《玄妙观重修三清殿记》、《玄妙观重修三门记》、《胆巴碑》等。由于他扎根二王，谙通古法，加上笔力遒劲沉稳，因此章草也是古意昂然、气象苍茫。 赵孟頫的书法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胡汲仲在《研北杂志》这样评价：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不仅影响了整个元代，还影响了明清两代。他的书艺还远传印度、日本、高丽等国，尤其对东邻高丽末期至朝鲜时代中期，他的书风笼罩长达300年。 元前期，能够与赵孟頫齐名的书家，还有鲜于枢和邓文原二人。他们3人从大都到至大的10多年间，同在杭州任职，交流甚笃，鲜于枢和邓文原都是赵孟頫领导复古运动的中坚力量。 鲜于枢（1246-1302），字伯仉，号困学民、虎林隐吏等，渔阳（今河北蓟县）人，居杭州西溪，至元间官浙江行省都事，迁太常寺典簿。晚年闭门谢客，营一室曰困学斋，以研读终其身。鲜于枢善辞赋，精于书画及古器物鉴定。早年生活在北方金国，书法初学金人张天锡。由金入元后，在扬州与赵孟頫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受其影响，小楷师法锺繇。行草力追晋唐先贤，尤以草书成就最高，取法张旭、怀素，博采众长，形成雄放恣意风格。传世墨迹有《草书千字文》、《唐人水帘洞诗》等。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因地处巴蜀西部，人称邓巴西。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为杭州路儒学正，至大三年（1310年）授江浙儒学提举。拜翰林侍讲学士。邓文原是元代大儒，文坛领袖，与赵孟頫交情深厚，书法深受其影响。早年师法二王，后师法李北海。他造诣最高的书体，当属章草。自晋至元近千年间，章草几乎无人问津，赵孟頫、邓文原为了书法的全面复古改制、寻求古法，在这一书体上也作出极大努力，寓新为古、以古为新，取得极大成就。邓文原传世作品有章草《急就章卷》、《行书家书帖页》等。 元代中期以后，在赵孟頫周围形成一个书家群。其中，学生辈的有黄公望、虞集、康里巎巎、张雨等；亲属一脉的有：弟赵孟籲、妻子管道昇，儿子赵雍、外孙王蒙等；还有学生的学生辈，如危素等人。 元末朝政腐败、皇室争权，战争四起，社会动荡，许多文人士大夫失去对国家的信心，因此隐逸江湖，以书画自遣终身，成就一批书家，如吴镇、杨维桢、陆居仁、倪瓒等人。这些隐士书家完全跳出了赵氏流派书风束缚，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始终没有成为书风主流。 元代书论 元代书论的重要特点，是以元代复古为指向的尚态书法实践为基础的，郝经的道技论、赵孟頫的用笔千古不易说、郑杓的程、朱理学立场，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书论。 元代初期书法实际是北宋尚意书风的末流，肤浅地模仿苏、黄、米等人的书风，使书坛陷入衰微局面。作为改变这种局面的领军人物赵孟頫，他的书论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书坛主流。赵孟頫提出遵循古法、崇尚二王的主张，表达了“用笔千古不易”的书学观点，为尚态书风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说：“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若令子弟辈自小便学习二王楷法，如《黄庭》、《画赞》、《洛神》、《保母》，不令一豪俗态先入为主，如是而书不佳，吾未之信也。”又说“学书需学古人，不然，虽秃笔成山，亦为俗笔”。他在《兰亭十三跋》中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赵孟頫作为元代书坛领袖人物，他的书学观点也影响了其他书论家。郝经的《叙书》、韩性的《书则序》、郑杓的《衍极》、陈绎曾的《翰林要诀》以及虞集等书法大家的书学观点，源头均出自赵孟頫。 郝经（1223-1275）在《叙书》中，首先详细叙说了古文、篆、隶、行、草兼及榜书、章草等书体源流，列举擅长各体书家和名碑，强调学书溯源的重要性。他认为：“凡学书须学篆、隶，识其笔意，然后为楷，则字画自高古不凡矣”。他认为书艺的最高境界是“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是“造微入妙”、“穷神知化”。郝经在《移诸生论书法书》中进一步阐明道在书法中的意义，认为“书一技也”，道为技之本，“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始寓性情、襟度、风格其中，而见为其人，专门名家，始有书学矣。”这个道，不仅是反映书法规律的道，还包括人的品格和学养。 郑杓的《衍极》，在元代是影响较大的书论著作。它既是受到赵孟頫书法复古思想影响的产物，也是受到程、朱理学思想影响的产物。全书由至朴、书要、造书、古学、天五5卷构成，史论并重，论从史出，在提倡尊古崇法的同时，倡导道德、人品。他在解释此书书名时说：“或问《衍极》。曰：极者，中之至也”。强调书道之妙，在于用笔之“中之至”。这种思想同当时作为理学大家许衡的观点如出一辙。许衡认为：“道立太极前，心藏万物里”。他认为所谓的“中”就是“时有万变，事有万殊，而中无定体，当此时则此为中，于彼时则非中矣”；“中正之中，又有随时之义也”。可见，理学的“中”是随时变易的合道之“中”。《衍极》尊古崇法，重视道德和人品，反对艺术审美，其哲学基础来源于宋代理学，理学道统影响到郑杓书统。他尊崇古书法的中正、中和之美，实际是对宋代尚意书风的抨击，从中也可以看出元代尚态书学的审美倾向。 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代书坛，还出现了一批以复古为宗旨的书法教科书以及教学思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绎曾（约1286-1345）撰写的《翰林要诀》。这是典型的书法教科书，全书12节：执笔法、血法、骨法、筋法、肉法、平法、直法、圆法、方法、分布法、变法、法书。既有古人陈说，也有独到见解。 元代书论名篇虽然不及宋代，但以复古目标为指向，与同期书法发展方向一致，其内涵并不逊色于宋代。 元明尚态（下）——明代书法实践和理论 文/方立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统治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至1644年，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历276年。明代前期（1368-1487）书法以三宋（宋克、宋璲、宋广）、二沈（沈度、沈粲）为代表，承袭元人传统而上追古法，迅速演变成端正流美的台阁体，书风大体平庸。从弘治历正德、嘉靖至隆庆的80余年为中期（1488-1572），代表书家是吴门书派的祝允明、文徵明等。台阁体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文化思潮兴起而衰落，兴起了帖学行草书，明代书学从低潮向高潮转变。万历直到明末可视为晚期（1573-1644），内乱外患，社会动荡，各种思潮涌起，呈现出多元书法格局，注重中和传统书派与注重个性奇崛书派奇正交辉，启导了清代书家。这时期的代表有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等。从总体看，明代书法延续和发展了元代尚态书风，书家不是直接上追古人，而是以元人为师法对象，或者通过元人间接学习古人，并由此开创了自己的书法时代。 明代书法实践 明代前期（1368-1487）书法以三宋、二沈为代表，承袭元人传统而上追古法，迅速演变成端正流美的台阁体。明代帝王都重视推广书法。洪武年间的宋克、宋璲、宋广名振书坛，虽然他们书法风格各异，但总体是元人影响下的闲雅风韵的如美女簪花的书法，深得朱元璋喜欢，因此成为时尚书风流行书坛。与之相反的书风，如苍劲崤拔大字著称的詹希元，被朱元璋怒斥为“梗我贤路”。 明初，三宋书法流行书坛。宋克书法初得元人康里子山弟子饶介亲授，上追晋唐，终于出于蓝而胜于蓝，从元人笼罩下的明初书坛脱颖而出，成为备受前辈杨维桢等人赏识的书法大家。宋璲书学渊源同宋克相似，行草书初学康里子山，篆师张有。及见太朴危公，乃命师王献之行草，而篆法以李斯为宗。可见，同样是沿袭元人书法传统，总体可归纳于尚态书风。 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后，昭示四方善书士人以写外制，其中突出者于翰林写内制。凡写内制者，皆授中书舍人之职。统治者的书法审美倾向逐步渗透到中书舍人当中，中书舍人投君王所好，导致一种工整呆板、千人一面的台阁体出现，并占据当时书坛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是沈度、沈粲。二沈书风源自元人传统，遵循一脉相传的古法，虽然婉丽飘逸、雍容矩度，但少了些生动气象，杂了些媚俗之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仍然是元人尚态书风的延续。 从弘治历正德、嘉靖至隆庆的80余年为中期（1488-1572）。此时书法活动中心已经由北京渐渐转移到江南苏州一带，时有“天下书法归吾吴”之说。吴门书派努力恢复各尽字之真态和以真作草的传统，实则纠正台阁体书法的流弊。传至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淳吴中四名家时，到了如日中天的鼎盛期，终于突破元人书风对明代书坛的百年桎梏，开创了自己的书法时代。 万历到明末的晚期（1573-1644），内乱外患，社会动荡，各种思潮涌起，以二王中和为准则的传统审美观受到张扬个性的非中和审美观的挑战，呈现出多元书法格局。特别是李贽等人在文艺界倡导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潮，反映到书法上就是对以二王中和为准则的传统审美观的挑战和冲击，促使标新立异、个性张扬的书风得以出现并被认可，涌现出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倪元璐等一批杰出书法家。这批书家成为晚明书坛变革潮流中的巨匠，为清代尚姿书风的开拓提供了重要启迪。明代后期层出不穷的善书之辈，大多走帖学之道，在走老路中又不断创新，如师法二王的邢侗，承袭米芾的米万锺，取法秦篆而创草篆的赵宧光，宗法汉隶而自成一体的宋珏等人，他们的书风对清代碑派书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从全部历史看，明代书坛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朝代，既是元人尚态书风的继承者，又是清人尚姿书风的开拓者。 明代书家 明初书坛以三宋（宋克、宋璲、宋广）、二沈（沈度、沈粲）最为著名。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东吴生、南宫生，长洲（今苏州）人。洪武四年（1371年）官风翔同知。宋克擅长章草、小楷和草书，章草最为著名，取法皇象《急就章》。自从元代赵孟頫开始兴起师法皇象章草风气以后，研习此体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代，宋克一生临写此帖，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流传下来的大致书于60岁的《急就章》，笔势劲健、风貌简古，是他古法形神兼备的得意之作。宋克的小楷，也被翁方纲在《复初斋文集》中赞誉为“明一代小楷宋仲温第一”。他的小楷，初学赵孟頫，后法锺繇、王羲之，尤其得力于锺繇，有《七姬权厝志》等作品遗世。他的草书师法康里子山，有《杜甫壮游诗卷》等作品传世。 宋璲（1344-1380），字仲珩，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宋濂次子。洪武九年（1376年）官中书舍人。后因其侄宋慎涉及胡惟庸案而连坐致死。他在书学道路上表现出睿智，虽然学习康里子山，却不模仿，得之形神，融合康里子山的用笔、体势之妙与张旭、怀素的豪迈俊放之势于一体，得到方孝儒的高度评价。宋璲以善草而名重当时，袁宏道《识篆书金刚经后》云：“仲珩草书为当代第一”。传世草书作品有《敬覆帖》等。他的篆书在当时评价很高。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一字万同、千人一面的台阁体开始盛行，对书法艺术发展形成束缚。但是，也涌现出优秀书家，包括宋璲、沈度、沈粲、解缙等人，其中尤以二沈兄弟最为著名。 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成祖朱棣即位，诏简能书者入翰林，沈度中选，并深得朱棣宠爱，凡金版玉册等必命其书，名出诸士之右。遂由翰林典籍升任检讨，历修撰，迁侍讲学士。沈粲（1379-1453），字民望，号简庵，沈度弟，自翰林待诏迁中书舍人，历侍读，进阶大理寺少卿。沈度以楷书名世，传世作品有《谦益斋铭页》等。沈粲以善于草书著称，传世草书作品有《千字文卷》等。 沈度、沈粲兄弟二人并称二沈先生、大小学士。他们的书学艺术齐头并进，名振明初百年不衰。其中重要原因，一是兄弟二人书法受到明初几代帝王喜爱。太宗把沈度书法比之“我朝王羲之”；宣宗、孝宗对二沈书法也喜爱有加。二是兄弟之间的相互谦让。沈度在皇帝面前说，臣弟沈粲书法在我之上。因此兄弟也被皇上征用。沈粲也是事兄有礼，凡是皇上有褒奖和赏赐，都归功于兄长。在书法上也各守一端，互不逞强，相得益彰。 明代中叶，自成化至嘉靖年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书法活动中心也逐渐由北京南移至江南苏州一带。苏州地区的吴门书派经过宋克、徐有贞、沈周、李应祯、吴宽等人努力，传至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淳为代表的吴中四名家，终于冲破明初以来元人尚态书风主流书坛百年之久的桎梏，开拓明代书坛的最佳境界。吴门书派努力恢复“各尽字之真态”和以真作草的传统，纠正台阁体的流弊，为明代书坛书写了精彩的一笔。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因多生一指，故字号枝山、枝指生、枝山道人等，苏州人。弘治五年（1492）举人，正德九年（1514）授广东惠州府兴宁知县，嘉靖元年（1522）迁应天府通判，后人称祝京兆。因为一生仕途不顺，怀才不遇，所以纵情酒色、寄情翰墨。他的父亲是正统进士，外祖父徐有贞、岳父李应桢都是当时书坛名家，学书开始眼界就高，以善草书而闻名于世，但草书面目繁多。他的小楷得力于锺繇、王羲之，造诣也很高。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因避祖讳乃以徵明字为名，因先世为衡山人故自号衡山，苏州人。嘉靖二年（1523）以贡生被征至京，授翰林院待诏，预修《武宗实录》。嘉靖六年（1527）辞归故里，筑室于舍东，取名玉磐山房。他少时因书法不佳，生员赴试名置3等。因此发奋学书。开始临摹宋元之撰，既悟笔意，遂悉弃之，专攻晋唐，尤其喜欢智永的千字文。到了中年，已经是各体皆备的书家了，其中以小楷和行草书成就最高。他的小楷初学欧阳询，以劲健取胜；后着力智永，于劲健中加以虚和之意；晚年上追锺、王，寓潇洒于方正之中，现飘逸于工整之外，形成似攲反正的自家风貌。学书直到垂暮之年，才说稍知用笔。此时，他仍然手不颤、字不散地作蝇头小楷，人以为仙。在文徵明擅长的众多书体中，以小楷和行草书成就最高。他的传世小楷有《前赤壁赋》、《离骚经》、《归去来辞》等。文徵明是吴门书派的领袖，这一流派一直流传到万历时代才逐渐走向末流，被董其昌为首的华亭书派取代。 万历到明末的晚期（1573-1644），以二王中和为准则的审美观受到张扬个性的非中和审美观挑战，涌现出如徐渭、邢侗、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锺、黄道周、倪元璐等一批杰出书法家。他们的书法标新立异、各具特色，反映了晚明的社会思潮。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更字文长，号天池生、天池山人、田水月、青藤道士等，浙江绍兴人。20岁为邑诸生，此后8次应举皆名落孙山，逐灰心仕途。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客总督胡宗宪。四十四年胡下狱，渭惧祸发而狂，因误杀其妻子而论死下狱，经张元忭力救获释，浪迹金陵。晚年病归故里，穷困潦倒。他的书法远以魏晋筑基，近学宋、明大家，面目奇异、用笔大胆，绝无仅有。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翁、思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深造翰林院并充任太子讲官。3年后，任翰林院编修。天启二年（1622年）侍读学士，修《神宗实录》，次年任礼部尚书。其时宦官掌权，为免不测之灾，告归。崇祯四年（1631年）复任礼部尚书，并掌詹事府事。七年，加为太子太保。40岁以前是董其昌书法广泛积累阶段，40岁至60岁是广泛师法古人并且深有感悟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他借鉴的古代名家百人以上，其中苏轼、米芾等人书法给他极大启示。他一生探索传统笔法，体会最深的是用笔要虚灵，认为只有用笔虚和，才能腕生韵致；只有不用一实笔，才能有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的千变万化。他在青年、中年、晚年的不同阶段，都有代表性作品传世。 张瑞图（1570-1641），字长公，号二水，福建晋江（今泉州）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举人。历任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左柱吏部尚书等职。崇祯二年，入逆案，赎罪为民。回归故里。因依附魏忠贤，长期被世人所轻。善诗文，工书画，尤以书法扬名，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锺并称晚明四大家。张瑞图书法以锺繇、王羲之为根基，对传统书法既继承又反叛，自成一家，对当时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产生直接影响。 明代书论 明代书论发展同其书法实践相辅相成。由于受到明代早、中、晚3个不同时期社会思潮的影响，虽然都没有摆脱复古、拟古书风的笼罩，对在其基调和内容上有很大区别，尤其是书论种类和内容，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明代帖学盛行，丛帖汇刻风靡朝野，尚古摹古之论时起时落；随着台阁式微、吴门崛起，中和雅正之说畅行；到了明代晚期，吴派乏力，社会思潮变迁，叛逆之帜、狂怪之论、愤慈之音，诸家纷争，此消彼长。明晚书风虽然没有挽救一代颓势，但肇端清代书艺，是清代尚姿书风的源头活水。 明代比较重要的书论著作，大体分为5类。第一类，史传。如陶宗仪《书史会要》、朱谋垔《书史会要续编》等。第二类，文字、典籍。如李登《摭古遗文》、梅膺祚《字汇》等。第三类，技法。如姜立纲《中书楷诀》、丰坊《书诀》、杨慎《墨池琐录》、王世贞《艺苑卮言》、徐渭《七字书诀》等。第四类，著录类。如文嘉《铃山堂书画记》、朱存理《珊瑚木难》、汪珂玉《汪氏珊瑚网》、张丑《清河书画舫》等。第五类，论述。如王世贞《古今法书苑》、解缙《春雨杂述》、徐渭《玄抄类摘》、项穆《书法雅言》、赵宧光《寒山帚谈》、周之士《游鹤堂墨薮》、詹景凤《书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李日华《六砚斋笔记》、董其昌《画禅室随笔》等。另外，黄道周、何良俊、莫云卿、陈继儒等名家亦有精辟书论，散见在各自的著作中。到了明代后期，作为帖学书法集大成者董其昌的出现，影响书坛300年之久。他的《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等著作，更是影响深远。 解缙《春雨杂述》成文于永乐四年（1406），他时年37岁，正值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之任上。主要论述书学传授和临古精熟的重要性。作者反复说明，书不入古终归左门旁道，所谓“非口传心授，不得其门”。他在强调书学正宗的同时，提出了深入学古的标准：“大要须临古人墨迹、布置间架，捏破管，书破纸，方有工夫”。解缙书学反映了明初书风特征：一是继承元代强调古法、书学晋唐的传统倾向：二是对赵孟頫书学观点的推崇和发展。 项穆（约1550-1600）《书法雅言》。项穆与董其昌是同代人，该书为他晚年所作。全书由书统、古今、辨体、形质、品格、资学、规矩、常变、正奇、中和、老少、神化、心相、取舍、功序、器用、知识等17条构成，对各条内容全面考察和分析，始终围绕中和这一中心思想展开书论，强调“规矩从心，中和为的”，从中和角度观照各种书法现象，论述书学技法和审美准则。《书法雅言》虽然在当时立场趋向保守，但蕴涵了许多辩证法思想，有见解独到的看法。余绍松《书画书录解题》高度评价此书：“论旨一贯，条理井然，独抒心得，无剽袭苟且之弊，行文大体拟孙过庭《书谱》，气息亦颇纯厚，在明季著作中，实为仅见”。 赵宧光《寒山帚谈》，共上下二卷、八章。上卷分权舆、格调、力学、临仿4章，下卷分用材、评鉴、法书、了义4章，内容包括书法用笔、结体、格调、鉴赏、笔墨工具等方面。赵宦光自称独抒心得，补“古人之未发”。比如说“真书不师篆、古，行草不师章、分，如人食粟衣丝，而不知蚕茧禾苗所出也”。他主张复古的同时，也强调上下贯通、诸体融和。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根据自己书画创作心得汇集而成，包括书画理论、评品、技法等内容。书法理论有论用笔、评法书、跋自书、评古帖4篇。董其昌书论的突出特点是以禅喻评书，许多书学观点皆阐发于对禅宗的联想。他特别强调用笔、用墨的作用，认为书道只在巧妙二字，而字之巧妙处在用笔、尤其在用墨。对于用笔，他提出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用笔之难，难在遒劲。遒劲非是怒笔木强之谓，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辄能起；提得笔起，不可信笔。一转一束，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用墨须使有润，不可使其枯燥，尤其忌讳秾肥，肥则大恶道矣。董其昌认为，书家要以奇为正，赵孟頫不能理解，所以字如算子，不能入晋。而米芾能够体会其间道理，所以书法跌宕多姿。他自己是从古人正帖入手，寻觅法帖的奇处，最终自成一家，成为帖学书法的集大成者。帖学书法兴起并达到高峰，是明人尚态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明人尚态，是崇尚在继承和创新基础上的中和之态、法度之态、大气简约之态、遒劲奇美之态。明人书法与明人瓷器、家具等艺术品被称为粗大明一样，大气豪放而又简约精致，独具一格、自成一体而又尊崇古训、法度森严。 方立（别名龙泉山人、方碧文等），浙江淳安县人，在职研究生学历。 1969年1月入伍，1970年5月入党，1971年6月提干。1990年5月，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任政治组筹建负责人兼党支部书记、信息组副组长。1996年后分别任信息研究局、政治研究局、国际研究局局长，2003年9月任研究室副主任。2013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聘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文化委员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 从1989年8月至2013年4月，长期参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文稿起草、中央文件起草、宪法修改以及理论和政策研究、决策咨询等工作。参与负责筹备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80余次。 专著有《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前途》（1992年）、《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社会主义》（1998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0年）、《古丝绸之路的当今对话》（2006年）等。主编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探》等30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解放军报等刊物发表文章200余篇400余万字。书法作品入编《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年鉴》等辞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