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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萨拉·帕卡克】 从古遗址到易贝 如今，古物收藏的历史已经开启了新篇章。得益于易贝以及其他类似的网站，一个人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就可以购得一枚圣甲虫饰物。 在易贝输入“antiquities”（古物）一词，就能找到55000条结果。点击“Egyptian antiquities”（埃及古物），结果减少至5000条。在第一页的50条结果中，有一半的卖家称其所售物品为“真品”，不过在我看来，真品可能也就两三件。有些是相似度非常高的仿品，看起来就像是工匠对着原作打造出来的，只不过在某些细节上搞砸了。专家当然可以甄别出赝品，但大多数持有信用卡的冤大头一无所知。 在与易贝团队就该问题进行交流之后，我心中可以说是五味杂陈。我问他们能否把“古物”品类从网站上移除，因为上面出售的任何真品都可能是盗墓贼盗掘所得。他们告诉我：“我们可以这么做，很容易处理那些人。但你想抓的是那些真正的坏家伙，所以首先还得搞定他们。” 盗墓的历史源远流长。国王图坦卡蒙的丧葬祭礼人员就监守自盗，将罐子中的油膏据为己有，因为这种浓稠、芬芳的护肤膏不像其他物品一样刻着国王的名字，因此丢了也无从追查。图坦卡蒙墓葬的发现者、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及其团队，就曾看到油膏容器里留有手勺的痕迹。 每每从被严重盗掘的遗址走过时，我依然感到心碎。看着地上散落的人体遗骸、木乃伊裹尸布以及最近才被盗墓贼打碎的陶器，我就知道我们又永久地失去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见图11—1）。木乃伊的每一个部位，都来自一个曾经活生生的人。他们曾经跟你我一样，会呼吸，会笑，心中也充满爱。如果你的至爱的长眠之地亦遭此亵渎，你会有何感受？
图11—1 埃及吉萨附近遭盗掘的墓葬 除了造成明显的物质破坏之外，盗墓贼还会给现代社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在当今很多地方，人们依然认同甚至崇尚古代文化。他们信守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并为此感到自豪，而种种的盗掘和其他破坏遗址的行为，则会抹去那些不可替代的文化记忆。如果数百处遗址齐齐被盗掘，那就好比那些肆意破坏文化遗产的古汪达尔人将关于该文化的所有图书馆都付之一炬。 其中有一些议题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在美国西南地区，盗掘活动与当地日趋严重的甲基苯丙胺（冰毒）和阿片类药物的滥用有关。美国的盗墓贼是高度组织化的，而且善于钻空子。2018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停摆，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金属探测”主题邮件就开始在电子邮件列表服务系统上传开，内容大致是“伙计们，开干吧，没有人值班了，我们一起去盗掘南北战争的遗址”。 街区暴动 在“阿拉伯之春”系列事件发生之后，我的职业生涯找到了新的重点。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的来自埃及的直播画面令人难以接受。如果宇宙中有一个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车水马龙、永不停歇的中心的话，那么摘得这一殊荣的一定是位于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每次到那里，我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按顺时针方向看，广场周围分别坐落着埃及博物馆；深受考古学家偏爱的让人愉悦的廉价酒店；埃及美国研究中心，这是一家为美国研究团队提供大力支持的考古机构；尼罗河希尔顿酒店，即如今的丽思卡尔顿酒店，酒店内的美食区曾一度成为埃及古物学家休息日的总部。 2011年1月25日，数十万人涌入解放广场，他们举着旗帜，喊着口号，要求结束总统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一直都守在电脑前。周六醒来时，我们看到了埃及博物馆被洗劫的新闻报道。 我忍不住痛哭起来，同时也做了最坏的设想。2004年2月29日，我就是在那座博物馆里向我丈夫求的婚。要知道，这颗星球上最精美的埃及古物，都被收藏在那里。在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中，埃及人围成人墙，保护着他们的文化心脏。“这里不是巴格达！”他们大声喊道，很多人眼里都噙着泪水。 几个小时之后传来新闻：暴徒并没有给博物馆造成大面积的破坏。这是一起漫无目的的打砸抢事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博物馆员不辞辛劳，找回了大多数被盗的藏品。 我如释重负，但这也只持续了短短24小时。接着，网络上有传言称，吉萨和萨卡拉遭到大规模洗劫。我加入了一个数百名考古学家参与的全球邮件系统，互通信息。大家对当时的埃及局势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毫无帮助的邮件越积越多，指责埃及同行的嗓门也越来越大，控诉他们做得不够，未能在“革命”时期阻止洗劫活动的发生。但实际上，在那段时间，这些埃及同行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同全国各地的遗址洗劫者做斗争。 我随即写了一封邮件告诉每一个人，确定洗劫活动是否对遗址造成破坏的唯一方法就是查阅卫星影像，即对遗址遭洗劫前后的卫星影像进行比照。幸运的是，这次收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信息，回信人是时任《国家地理》杂志总编辑克里斯·约翰斯。 克里斯问我们是否可以从太空测绘洗劫活动。我说可以。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我的同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伊丽莎白·斯通就率先使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记录伊拉克南部地区的遗址遭洗劫情况。我告诉克里斯，我有2010年的卫星影像数据，可作为洗劫活动发生前的资料使用。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地球之眼基金会帮助购买了萨卡拉地区的新数据——这些卫星影像是在埃及“革命”暴发仅两周之后拍摄的。在仔细对比洗劫活动发生前后的两组数据集时，我发现了种种骇人迹象：在左塞尔金字塔建筑综合体的东北部，存在明显的推土机车痕，而这无疑是该遗址在近期遭到野蛮盗掘的证据（见图11—2）。我把相关影像发给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由此也拉开了一个专注于埃及考古和文化遗产的合作项目的序幕。
图11—2 萨卡拉一带遗址遭洗劫前后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对比（资料来源：数字地球公司） 2011年5月，美国古物联盟邀请我陪同一群前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前往埃及考察，其中包括总统乔治·W.布什的一位新闻秘书。我提前准备了一份提交埃及政府的简报材料，并附上了最新的卫星影像。这些影像是在出发前几天拍摄的，从中可以看出萨卡拉和代赫舒尔等重要遗址遭到进一步破坏。 我们前往议会大厦，同埃及旅游、对外关系、文物和外交等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会谈。走进会议室时，我不知所措了。天花板距离地面约有100英尺，室内华丽的帷幔如同悬垂的瀑布。媒体人员和埃及各部门负责人的随行人员挤在一旁。我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以为自己不会被安排在会议桌旁。 我们坐在埃及高级官员的正对面。我先前准备的材料，他们人手一份。美方代表团团长、古物联盟的负责人德博拉·莱尔在发言中先对与会人员表示了感谢，做了开场白……然后转向我说，“现在请萨拉谈一下她的卫星影像研究结果以及这些结果对埃及文化遗产的意义”。 我做了我唯一知道该如何做的事：当一名埃及古物学者。 在讲述埃及一些最知名遗址被盗掘的现状时，与会人员无一插话。卫星影像资料呈现的结果可谓触目惊心，事实无可争辩。他们对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情感到担忧和震惊，心情也越发沉重起来。他们听着，认真地听着。 当我尽自己所能，用阿拉伯语向在场的人表示感谢时，我看到他们扬起了眉毛，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我在想我是不是违反了基本的国际外交礼仪。但随后，埃方随行人员满面笑容，纷纷竖起大拇指。一名女士补充说：“你说话就像个土包子，不过我们都听懂了。” 这场会议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当然知道考古和历史在全球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但亲自参与其中，并塑造两者所扮演的角色，是另一回事。这让我跳出象牙塔，进入一个更开阔和更骇人的世界。 故事还在继续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随后加大了支持力度，为整个埃及的盗掘趋势提供研究资金。我聘请了一个团队来帮助处理相关数据。在一个面积超过70万平方千米的地区，面对成千上万处考古遗址的12年的数据，我别无他法，只能组建自己的“复仇者联盟”。在该项目中，我们主要利用的是谷歌地球的开放数据，因为若采用商业卫星数据，光是购买成本就超过4000万美元。 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对2002—2013年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进行分析，测绘了超过20万个盗洞。一旦你知道了你要找的是什么，那么工作就会变得容易起来：暗色正方形，周围有一圈土，形状类似于甜甜圈。这些土是盗墓贼在寻找有利可图的墓葬竖井时挖出来的，而有些竖井的深度甚至达到10米。盗洞的平均直径约为1米，这就意味着它们在卫星影像上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在分析的数千处遗址中，我们发现有279处遭到了盗掘或破坏，而且证据清晰。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团队见证了一段又一段历史的消失，心头也越发沉重起来。 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出现在2008年之后的数据中。2002—2008年，遗址遭盗掘事件的发生率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水平上。按照我们的预计，2011年之后会大幅上升。但科学总有办法颠覆那些想当然的、易于得出的结论。在全球经济出现衰退后，遗址遭盗掘事件在2009年呈急剧增长趋势。没错，2011年是出现了大幅上升，但这个上升趋势早在2009年就已经拉开了序幕，推动这一进程的不是当地的掌权者，而是全球经济。 我们对数据做了全面处理，并试图确定未来的趋势。我们的结论是，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到2040年埃及的所有遗址都会遭到盗掘。 我们的全球文化遗产面临着一个严峻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靠周密、审慎的长期规划。如果考古学家和其他专家不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接下来的20年到25年里，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古遗址将会消失殆尽。 希望或绝望 此前，你已经看到了很多关于考古发现和历史重述的故事。如果你在意未来考古发现的价值，那么本章的内容会让你痛心，因为你现在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损失的利害关系了。抱歉扰乱你的心绪，但我依然会这么做。要知道，面对每一处遗址，我和我的团队都会问我们已经失去了什么，以及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失去什么。 有时候光明会出现在隧道的尽头。参与遭盗掘遗址的测绘工作的同行在出席美国国会和国务院举行的听证会时，通过卫星影像展示了恐怖分子和其他国际犯罪分子正在进行的遗址破坏活动。遥感领域的“神奇女侠”、史密森尼学会下设的博物馆保护研究所的研究员凯瑟琳·汉森，在此过程中也贡献了自己的专业力量。由此，美国2015—2016年国会通过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和保全法案》（HR1493）。该法案倡导成立一个文化遗产协调委员会，并对来自叙利亚的考古材料实施进口限制。 2014年，我和6名同行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听证会上做证，支持对埃及古物实施进口限制。此次听证会上，我分享了遗址遭盗掘的相关数据，而其他人则谈了盗掘活动对特定遗址的影响。在此基础上，2016年美国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某个国家签署了首份双边文化遗产保护备忘录。 2017年秋，一桩非法走私古文物案登上新闻头条。涉事企业是在美国随处可见的手工艺品连锁店好必来，年营业额超过30亿美元。为证明《圣经》所载内容的真实性，好必来的所有者格林家族开始收集古物，进而斥资5000万美元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成立圣经博物馆，其展品中包括数以千计的中东物件。 几年前，格林家族与专门研究非法走私古文物的专家会面，其中就包括德保罗大学的法学家帕蒂·格斯滕布里斯（PattyGerstenblith）。在文化遗产和法律领域，格斯滕布里斯是大神级人物，专门撰写过该题材的教科书。格林家族原本考虑购买来自伊拉克的滚筒印章，但心中颇多顾虑，因为他们怀疑那些印章可能是在伊拉克战争后非法外流的文物。格斯滕布里斯及其同事对此表示认同，建议格林家族放弃购买。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购买那些印章可能是违法行为，并会产生严重后果。 但格林家族最终还是选择了购买，并以“屋顶瓦片”的名目进口到美国，随即被当局查获。这次人赃并获的行动，不仅让外界对圣经博物馆的藏品来源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而且导致博物馆被罚了300万美元。对亿万富豪来说，这样一笔罚金在财务上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但执法人员并未收手，而是继续展开针对格林家族的调查。截至2018年冬，博物馆的另外数百件藏品也受到了严格审查。 防止类似案子发生，绝非易事。对执法部门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为古物走私确立“相当理由”，即为指控或逮捕提供合理依据。一旦有了相当理由，检方将案子提交法庭就会简单很多。不过，海关和移民部门官员在搜集证据方面仍面临巨大障碍。当他们怀疑某个人非法购买古物时，他们必须在排除合理怀疑的前提下，证明古物是盗墓贼盗掘的。此外，他们还必须准确指出盗掘时间。 盗墓贼，我们在看着你 卫星影像等技术不仅可以帮助政府确认某一物品是否为盗掘所得，还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找到该物品的确切来源，从而获得与之相关的宝贵背景。你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我理解你的怀疑心态。在本书中，我一直都在讲卫星可以为考古做什么以及不能做什么。没错，我们无法从太空将镜头拉近来看清每一件物品。即便我们能够看清，捕捉盗墓贼把木乃伊从地下盗掘出来的瞬间场景也可能比中彩票还难。由于缺乏物品盗掘地的照片证据（盗墓贼通常不会在现场摆拍），我们可能无法支持相当理由的认定。 暂且再相信我一次。如果你可以确定一件物品的来源，那么其中就有很大的寓意。各国政府会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返还它们的文化遗产，而原住民社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将物品收回并在当地博物馆展出。就一件物品而言，即便我们无法准确掌握它在考古学上的来龙去脉，但只要知道出土它的遗址，我们仍可以从中获取新的考古知识。最后，证明物品是否为盗掘所得，是检方起诉前的首要一步，而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将那些毁坏全球文化遗产的不法分子绳之以法。相信我，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木乃伊诅咒行动 在《国家地理》关于埃及遗址遭盗掘事件的专题报道中，我收集了特定案例的信息。2014年冬，我和专题作者汤姆·米勒在纽约碰面，决定共同调查相关的犯罪事实。汤姆一头鬈发，脾气火暴。对于我搜集整理的埃及遗址遭盗掘的资料，他已经非常熟悉。不过，他还想了解一下这个产业链的下游，即那些被盗的古物流入西方市场后的情况。 在美国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ICE）的邀请下，汤姆和我获得了访问许可，可实地探访一个秘密据点。该据点位于布鲁克林，是一栋气势恢宏的轻质砖砌建筑物，墙上装有假窗，后门配有一个装卸平台。这是一个储藏设施，专门用来存放被没收的艺术品，即纽约富豪名流收集的非法藏品。在安检口接受了例行检查之后，我们被带到楼上，映入眼帘的是形状、尺寸各异的箱子，从地面一直堆积到天花板，就像《夺宝奇兵》片尾的场景一样。（是的，我每一层都仔细看过，想找到约柜形状的箱子，但运气不好，一无所获。） 随后，和我们联络的探员又领着我们到了楼下，进入一间光线明亮的房间，里面陈列着在木乃伊诅咒行动中查获的古物。顺便说一句，“木乃伊诅咒行动”是官方行动代号，可不是我随口杜撰的。2009年，美国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根据可疑的进口单证，对知名的埃及古物收藏者约瑟夫·刘易斯三世的车库进行了突击检查，查获了一口被切成两半的由美国邮政系统运送的埃及棺椁。 刘易斯是从一个名叫穆萨·扈利（外号“莫里斯”）的交易商手中买的那口棺椁以及其他文物。特别探员布伦特·伊斯特此前就从扈利那里查获了一尊来自伊拉克的雕塑头像，但他怀疑这只是这个从事肮脏勾当的家伙的第一次失手而已。在扈利公司的网站“温莎古物”上，伊斯特发现了若干宣称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埃及文物。 扈利最终承认它们来自埃及，也就是说这违反了埃及的《国家失窃财产法案》。按照该法案，埃及的古物是被禁止运送到国外的。在伊斯特开展的突袭行动中，共查获价值250万美元的古物。扈利仅被判居家监禁6个月和社区服务以及一年的缓刑。刘易斯辩称他不知道自己收到的是赃物。在2014年该案再审时，他被撤销所有指控，但美国国土安全部全部没收了查扣的若干文物。 汤姆后来告诉我，他真希望当初有人能够拍下我走进那间存放找回的古物的房间时的表情：震惊、憎恶和完全不可思议。在那一刻，我这名埃及古物学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一个古老的幻象飘浮在我的面前，轻飘飘地进入记忆的苍穹，可以让我在临终时重温。红色、白色、淡黄色、黑色—仿佛一块完美的调色板被画在了一口有着2400年历史的棺椁上，而这是我先前从未见过的。棺椁装饰还包括一张优美的雕刻面孔，这或许是死者的肖像。 我强忍着泪水，在《国家地理》团队拍摄专题报道照片时，转身去看其他非法入境的文物。从中王国时代的船只模型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木质雕像，再到那些可能与棺椁配套的灵柩，都是美国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查获的。随行探员解释说，我的考古学家同行已经将那口棺椁上的铭文做了翻译，具体年代可追溯到后期埃及和托勒密王朝时期之间，或许就是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率军进攻特比拉时期。 这些棺椁上的铭文让我想起了一个人的名字：谢塞普–阿蒙–泰耶斯–赫里特女士（Shesep-Amun-Tayes-Herit）。美国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知道她的棺椁是被非法走私到美国的，对出土地点却一无所知。我建议用她来做一个测试案例，看看我们花大量时间搭建的卫星影像数据库是否有帮助。当年夏天，她就会被运回埃及，所以这项研究值得一试。
谢塞普–阿蒙–泰耶斯–赫里特的棺椁，可能出土自阿布西尔马利克遗址（资料来源：丽贝卡·黑尔，美国国家地理创意机构） 穷家难舍 假设这位女士来自某一墓区，而不是崖墓，那么卫星有可能—只是说有可能—记录下这一特定的盗掘事件。要知道，早在2500年前，开凿于山崖或岩层中的墓葬是非常普遍的，而这类墓葬很难被卫星捕捉，所以还是先让我们祈祷吧。 我首先从数据库已收录的279处被盗掘的遗址查起，并依据先前的发掘和调查数据，列出每一处遗址所属的年代。探员传来棺椁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进一步确认所属年代介于后期埃及和托勒密王朝时期之间，即公元前664—前30年。第一步，在这279处被盗掘的遗址中，看是否存在年代相符的墓区。仅此一步，就将符合条件的遗址数量骤减至33处。 当我转头望向那名女士的脸庞时，她的眼睛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到她眼角处有微小的闪光点，再仔细看，原来是遗留下来的细碎沙粒。谢天谢地，还好盗墓贼的木料清理功夫太差。沙粒的存在意味着出土地为沙漠地带，而极佳的保存状态也表明这个地方较为干燥。 第二步，依照沙漠边缘存在墓区的标准，进一步缩减遗址的范围。此外，我们还设定了另外一个条件，即遗址靠近市中心，因为我们的这位女士代表了最精湛的艺术形式，是由达·芬奇式的高级作坊打造的。在古代，这样的作坊通常都在大城市。 如此筛选下来，符合上述条件的遗址只有10处。幸运的是，我们掌握了这位女士被运抵美国本土的时间。一般来说，一件文物从出土到走私到国外市场，需要一年乃至更长时间。该批文物是在2009年9月到11月查获的，因而盗掘活动可能发生在2005年至2009年年初。 卫星影像记录的遗址遭盗掘事件大都是在2009年及以后，也就是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发生的。在我们筛选出来的10处遗址中，有5处是在2009年之前被盗掘的。其中，只有一处遗址在2005年至2009年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盗洞，而它就是阿布西尔马利克遗址。 在古埃及，家族中往往沿用同样的名字，而谢塞普–阿蒙–泰耶斯–赫里特并不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名字。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坦帕艺术博物馆，恰好有一口棺椁的主人，跟我们这位女士同名，所属时期也对得上。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条关键线索。博物馆里的那口木制棺椁同样色彩艳丽，但艺术性不是很高，出土地点为阿布西尔马利克遗址。一切似乎太过巧合了。此外，我还发现了一尊来自“萨卡拉地区”的书记员雕塑，而该地区也是阿布西尔马利克遗址的所在地。这尊雕塑上面刻着谢塞普–阿蒙–泰耶斯–赫里特，是书记员的母亲的名字。 由于长期遭受盗掘活动侵害，阿布西尔马利克遗址如今已经变得坑坑洼洼，看起来就跟月球表面一样（见图11—3）。遗址处可见成千上万的新旧盗洞，而时至今日，各种盗掘活动依然猖獗。人类遗存散落各地，就和秋天树下的落叶一样。有同行曾经拜访该处遗址，回来后看得出大为震惊。综合各方面证据来看，这处遗址极有可能就是这位女士的故乡所在地。
图11—3 埃及阿布西尔马利克遗址。注意看该处遗址数以千计的盗洞（资料来源：谷歌地球） 大约2500年前，她长眠于当地的一个豪华墓区，而那时的尼罗河沿岸坐落着一座繁华的城市。从棺椁上描述的头衔——“阿蒙神的吟唱者”来看，她是在神庙工作的，而这也是一般女性公民所能担任的最高的职位之一。她的住所很可能是一栋多层楼房，配置相当奢华，而且她深受家人的爱重。他们费心费力，聘请城中的顶级匠师为她打造棺椁并绘制图案，而在她的随葬品中，自然也少不了各种雕塑、随葬俑、珠宝以及所有能想到的华丽服饰。这位女士的家人付给祭司丰厚的报酬，供奉祭拜她。这个家族可能连续几代人都是这么做的。如今，她的名字已经被世人铭记。虽然盗墓贼偷走了她的随葬品，破坏了她的遗骸，但讽刺的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她被载入史册，并实现了永世不朽的梦想。 杯水车薪 找到棺椁可能的出土地只是工作的第一步。一旦考古学家掌握了遭盗掘遗址的数据，他们就可以列出可能遭劫掠的物品的清单，而这样的清单将有助于斩断从盗墓贼到市场的整个非法链条。 但更关键的是，要了解整个黑市交易背后的机制。货币贬值、失业、游客数量的减少和物价的上涨，都会引发遗址遭盗掘事件。目前来看，大型考古遗址的安保措施已经大大提升，但就一些偏远地区的遗址而言，盗掘活动可能会愈演愈烈，因而这些遗址亟须加强保护。面对21世纪最严重的“隐患”之一，我们有必要采取创新的解决方案。隐患，异常危险的隐患。 部分专家表示，在利比亚、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盗掘活动与恐怖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在其他一些地方，盗掘活动跟毒品交易和人口贩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些犯罪网络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但它们之间很可能是联通的。 据传，贩卖古物的利润非常可观，传言中的金额从一年数百万美元到数十亿美元不等。同其他任何黑市交易一样，具体的利润规模无从得知。目前来看，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斩断非法链条，同时弄清楚古物是如何从埃及等地流入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各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愤慨声明很容易被忽视。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行动，而唯有如此，才能粉碎古物的非法交易网络。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盗墓贼都是恐怖分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哪个阶层的人会从盗掘活动中获利，以及一般的盗墓贼处于何种生活状态。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厘清危机的真正本质。 在埃及的盗墓圈子，据说村民会集体瓜分盗掘古物所得的小额收益。当地的盗墓贼多半是孩子，获取酬劳的方式有二：一是按照盗掘的文物计费，二是按照夜间工时计费，风险当然自担。隧道坍塌。在黑夜中，开放式墓井无异于陷阱。有时候，在墓井深处作业的盗墓贼会被安保人员抓个正着，即便这些安保人员没有配备武器，但身边有的是大石头。一名安保人员曾经跟我说：“盗墓贼是给自己挖墓。我轻轻松松就送他们一程。”这种憎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遗址的安保人员一般都是成年男子或家中的父亲，经常遭到有组织的盗墓团伙的枪击，甚至被射杀。 盗墓是一种完全不要命的犯罪活动。当地人可能会把盗掘的古物卖给犯罪分子，但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养家糊口。据我听到的描述，即便是那些把盗墓当成副业的人，往往也是为了能让一大家子人吃上饭、过上更好的生活，或者是为手术筹集资金。虽然谈不上完全绝望，但这也绝不是那种所谓的第一世界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抱持同理心去看待这场危机，那么我们还是有机会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的。 富人也会参与盗掘活动或充当古物的掮客，而这才是真正能发大财的环节。职业犯罪分子也会参与盗掘活动，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古物非法交易、军火走私和强迫卖淫等地下网络，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通过买卖来获取利润。 赚大钱的是最后的卖家，交易可能通过大型拍卖机构或私人掮客，尽管我们无从得知在这个转手过程中古物的价格被抬高了多少。让泥铲铲入沙土的真正的背后力量，是西方和远东的买家——从在网络上竞拍标价100美元的圣甲虫雕饰的小买家，到斥资数百万美元在高端拍卖会上竞拍雕塑的大买家，无一不是幕后推手。没错，推动市场的就是他们。 如果没有需求，那么盗掘活动就不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这才是我们首先需要对抗的。同理，对濒危动物的身体部位以及对外来宠物的文化需求，也必须通过全面的再教育和严厉的惩戒措施来应对和解决，否则无数的物种就会永远消失。无论是野生动物的交易还是古物的交易，都不能把责任转嫁到链条的下游，链条顶端的消费者才是罪魁祸首。即便这意味着要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也不应退缩。 解决方案……或许吧 就遗址保护而言，卫星影像只是起了辅助地面行动的作用。在当地推动培训和教育计划至关重要，而且这些计划在遗址保护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目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开展的培训和教育计划有数百项之多。它们已经跳出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兜售的所谓穷情影像的窠臼，成为真正帮助当地人从他们的文化遗产中寻找合法的可持续的有经济价值的计划。 与考古遗址周边社区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建立合作关系，进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技能，是开展遗址保护的强有力的方式之一。当那些城镇和村庄的居民看到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时，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未来是与过去关联的。此外，与年轻人保持接触也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向他们展示，他们是当地文化宝藏的真正守护者，而且发展旅游业，可以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约旦，考古学家莫拉格·克塞尔与佩特拉国家信托基金合作，携手开展佩特拉少年游骑兵和佩特拉青年参与计划等项目。她帮助创建了一个教育模块，为100多名年龄为12~17岁的女孩提供培训，着重讲述考古、博物馆和保护遗址的重要性。之后，参加者又被要求去采访佩特拉的游客以及当地的摊主，问一些与古物销售相关的问题。这类工作坊为年轻人赋能，让她们成为保护当地历史的利益相关方。克塞尔还率先使用无人机对约旦境内遗址遭盗掘的情况进行测绘，并将其作为她的“跟着陶罐走”计划的一部分。 在我心目中，她是当今在中东工作的最酷的女性之一。只要当地人参与进来，那么全世界的情况都会大有改善。以卢克索为例。相比埃及其他地区，从卫星影像上看，这个地区可以说基本没有发生盗掘遗址活动。零星的盗掘活动当然还是存在的，但要知道，卢克索有数百处遗址，鉴于如此规模的考古景观，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在卢克索的经济活动中，近乎百分之百都与前来参观古代奇迹的游客有关。 由于2011年埃及政局出现动荡，很多游客放弃了出行计划，进而导致卢克索地区的人陷入困顿之中。这不仅包括导游和酒店员工，还包括那些为在酒店厨房工作的表亲供应西红柿等食材的人。即便如此，当地依然高度重视古埃及文化遗产的价值。请亲自来卢克索走一趟：酒店便宜，食物美味，人们热情好客，更重要的是，你将为打击盗掘遗址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遗址都能变成旅游景点。发展观光旅游业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还需要有足够的游客。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待发掘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只有“死硬派”游客才会去参观那些小型遗址或偏僻冷门的遗址。 尽管如此，解决方案还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为考古遗址周边的人提供新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机会。通过举办技能培训活动，鼓励当地人制作仿古代风格的手工艺品，然后通过大城市的合作社或在线平台销售，当然也可以拿到当地集市上售卖。从事遗址考察工作的考古学家也可以参与当地的社区活动。在考古发掘季，我的很多同行都会邀请当地学校师生和社区居民参观遗址，并为他们提供相关解说。 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会在无意间产生积极效果。在特比拉台形遗址，附近村庄一个名叫阿比拉的少女用篮子帮我们运送发掘出来的碎石。她对考古工作非常感兴趣，而且她的英语水平远胜我们的阿拉伯语水平。在她的高中考试成绩出来的时候，她的叔叔买了一整箱汽水请我们团队喝：她考了全班第一名。我们所有人都为她感到骄傲。阿比拉后来考取了开罗大学，专业是考古学。她后来告诉我，之所以选择考古学，就是因为受到了我们这些女考古学家的启发和激励。 就遗址保护而言，如果有一个全球性的可以实时追踪的遗址数据库，任何遗址只要受到盗掘、土地开发或气候变化的威胁，就会成为全球热点，那会怎么样？在影片《盟军夺宝队》中，那些勇敢的男男女女在二战期间的欧洲，从纳粹手中夺回了众多无价之宝。想象一下21世纪也存在这样的夺宝队。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夺宝队成员：一支覆盖全球、涵盖不同年龄段的数百万人的队伍，群策群力，分析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寻找遗址，识别盗掘活动，并同政府和考古学家分享相关数据。这样的成效将是何等惊人。 那么，现在我们怎样才能动员如此庞大的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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