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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方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四月里的“清明节”，春明景和，游子偶遇牧童，行人醉卧杏花村，令人神往，无论是踏青，还是祭祀，都会勾起人生蹉跎的感叹与盘桓。  在中华文化的长河里，关于生命姿态，词语多多，而我独赏“浮生”一词，倒不是沈复与芸娘清丽动人的闲情故事叫《浮生六记》，而是“浮生”一词最值得把酒斟茶，细细品味，既富有韵律，又氤氲哲理，还是一个绝妙的隐喻。不是吗？人生百年，只不过是一次托付生命的长程漂流，途中充满了谜一般的不确定性、混沌性，云遮雾障，迷离恍惚。一方面，时代洪流浩浩汤汤，浮生几多无奈，只能顺流而下，无法抗拒。另一方面，人生宿命兜兜转转，九曲十八弯。斗转星移，浮生几多无常，人欲横流，诱惑无限。但利害不同行，祸福总相依，苦乐常转圜，生死一瞬间，远远超越卫生、护生、惜生、养生、摄生、达生的意思。这些词大多寓意单一，不是唯意志论的发狠较劲，就是独自清高的自娱自乐，难以托起人生百年的壮阔与精彩。 生 之 不 甘  浮生之旅，行踪幽冥，却谨遵命数，暗通命理，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头上三尺有神明”。基尔凯郭尔（1813-1855），19世纪的丹麦哲学家，也被尊为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他虽然只活了42岁，却能识破天机，洞明玄妙。在这位天才眼里，人生浮沉，不过就是人神、人心、人性间的洪荒角力，难以超越“罪与罚”“辜与伐”“蛊与惑”三道因果魔咒。前两道是原罪的宿命，原欲的报应，是隔世的道德审判，后一道是“心魔”投射的杯弓蛇影，是妥妥的人生阴谋论，他人即地狱，似乎每一次生命危局都是敌手的恶意操弄。 尽管“出生入死”，但“生死”之间并非快捷的直通车，常常插入“老”与“病”，被佛家收入“七苦”囊中。其实，路径与路标并不齐同，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完成“生老病死”全程。有人无疾而终，有人老而不死，有人死而未老，四幕的人生折子戏简化为“生-老-死”，或“生-病-死”三幕。少了一幕，终归有些心不甘，意不遂，于是，便苦苦追寻起前世罪孽，今生劣行，或是仇家诅咒来。其实，人生的苦闷与压抑之源多半不在他乡，而觉悟与解放全在自我心境的澄澈。  周国平在《生命的得失》一文中讲述了天堂入口处三个灵魂申诉的故事：一个婴儿刚出生就夭折了，一个老人寿终正寝了，一个中年人暴亡了，他们的灵魂在去往天国的途中相遇，彼此诉说起自己的不幸。婴儿对老人说:“上帝太不公平，你活了这么久，而我却等于没活过，我失去了整整一辈子。”老人回答：“你几乎不算得到生命，所以也就谈不上失去，谁受生命的赐予最多，死时失去的也最多，长寿非福也。”中年人叫了起来：“有谁比我惨! 你们一个无所谓活不活，一个已经活够数，我却死在正当年，把生命曾经赐予的和将要赐予的都失去了。”他们正谈论着，不觉到达天国门前，一个声音在头顶响起：“众生啊，那已经失去的和未曾到来的都不属于你们，你们有什么可失去的呢？”三个灵魂齐声呼喊：“主啊，难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最不幸的人吗？”那个声音答道：“最不幸的人不止一个，你们全是! 因为你们全都自以为所失最多，谁受这个念头折磨，谁的确就是最不幸的人。” 向 死 而 生 浮生感慨的本质是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度量，包含人生意义的有无，价值的轻重，人生境界的高下，基本前提不过是人生蹇促、无常。如果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么人生仿佛就是一张标注了时长的光阴支票，上面隐隐约约写着“此命三万天”，掐指算下来，足足有82.2岁，恰恰是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光阴荏苒也罢，日月如梭也罢，生命是矢量，一去不复还，每天变老一点点，倘若疾病降临，人生的速率还会提速。因此，印第安人有一句警世格言：“人生的每一天或许都是最后的一天。”言下之意，必须实时盘点，清楚人生的余量，才会倍加珍惜，活出精彩来。  浮生的沉思常常会勾起先民智慧的怀想。《淮南子》中记述了大禹治水途中，遇龙王考验其意志，掀起巨浪，欲颠覆其舟楫，大禹傲立船头，从容以对，喊出“生寄死归”的千古豪言。孔子虽也曾有“未知生，焉知死”的彷徨，也有朝夕之间的顿悟，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何等豪迈。在现代人的语汇中，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理念更加耳熟能详，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这样解释：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一分钟都是迈向死亡，因此，人的存在就是向死的过程。很显然，海德格尔意在探寻人怎么活，才算活出人生的韵味来，或许就是“转身去爱”，抑或“转身去奋斗”。 向 死 而 医 如果把“向死而生”中的“生”具象化，还原成“生老病死”的全要素、全过程，就离不开“医学”“医院”“医生”的主动介入。于是乎，“向死而生”便可改写为“向死而医”，与“向死而生，转身去爱”对应的姿态则是“向死而医，纵身去死磕”。明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医学无法彻底战胜死亡，人们依然在顽强地“向死而医”，责令医护“永不言弃”。表现出的是决绝、悲伤，也是悲壮与悲怆，这也相当于给现代医疗下了一道战书，医学必须充当浮生之旅的“救生衣”“救生艇”，甚至是“防弹衣”“冲锋衣”，充满了唯意志论的倔强，更为神圣的期许是打造终极危难中的“诺亚方舟”。于是，也就更加强化了国人不想死、不能死、不敢死、不会死的永生幻觉。  十分吊诡的是，医学的积极、强力介入改变了现代死亡的性质，自然死全数或大部分转变为技术化死亡，高昂的花费、先进的维生手段的加持下，创造出不死不活、苟延残喘的“赖活”境遇。死亡不再是寿终正寝，而是停电、停药、关机时刻，也改变了死亡的速率。快病快死，慢病快死都转化为“慢死”，而慢死意味着末期患者的痛苦被人为地拉长、煎熬、折磨的烈度被放大，终末期患者生无品质，死无安适，生无逍遥，死无尊严。于是，越干预越拧巴，越介入越悖反，造就了消费主义、技术主义的滑雪口。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沿着过度救助的雪道与惯性下滑，从而成为医学现代性危机反思的焦点。好在安宁缓和的医疗制度与生前医学预嘱制度正在显著地改变这一旧习俗，更多的人逐渐明白了“我的生命/死亡我做主”的道理，不再随波逐流，不再花钱买罪受。忽如一夜春风来，顷刻间就欣然接纳了自然死亡、尊严死亡的信念，把生命品质高低、死亡体验优劣置于一切抢救、维生考量之上，不选择积极抢救（DNR），并适时撤除维生手段，让生命之花的凋零尽显自然、优美、温暖、和顺。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日子里，国人的死亡质量将会发生巨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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