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于冠深 我父亲说，我们庄上他们那茬人念书的时候，脑袋都像榆木疙瘩，一个个笨得出奇。最怕的是背书。一到先生跟前，就像老鼠见了猫一般，两眼光瞅戒尺，别说背不过的，那背过的也吓回去了，故少有不挨打的。 我曾猜测，父亲说话结巴，八成就是当年背书落下的毛病。我从父亲识文抓字的水平不高判断，他那个书没念多久就下学了。所以父亲常说，“咱草木之人，满头的高粱花子”，如何如何。不过，作为普通农民，他倒是个——怎么说呢？或者也可以说是个多少有点儿——请允许我用个“大词”——思想的人吧。 我说父亲有点儿思想，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高深的创见。我不过是说，他的头脑里，有几个乐于思辩的细胞，因而对生活中或大或小的事情，有着自己的分析、思考和看法，喜援古说今，好就事论理。 惟其如此，尽管父亲说话——用我母亲的说法（母亲当时是大笑着说的）——像“弹棉花”似的，越到紧要处越弹得厉害，却仍然获选当村干部多年。后来上了年纪，他不当村干部了，村里有婚丧嫁娶等一类事情，总还是要请他到场面上去。东邻西舍谁家不睦或谁家跟谁家闹了饥荒，他也乐意去——请允许我说句文话——抚慰受伤的心灵。他去之后会说些什么我不知道——兴许会说“人道谁无烦恼，风来浪也白头”也未可知——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像有些人那样，唏嘘唉叹一番，说是“怨咱命不济……” 那是一个清晨，我的一位堂伯在我家的天井里跟我父亲拉呱。当时我也在场。堂伯看着西南天际的月亮，说道：“听说，’北边的’不大行了。”稍停，又说：“说相里，月亮里的人影是个桎子，’北边的往后仰了——像是架不住的样子。”就那时的语境而言，所谓“北边的”，是指八路军。与“北边的”对应，对国民党的军队则称之为“南边的”。 现在我想，堂伯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一九四七年年初。这工夫，国民党军正向陕甘宁边区“重点进攻”，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暂时从延安撤离。父亲也看月亮，什么也没有说。对时局的发展走向，他当然没有像政治家那样的预判能力，远远没有。他说：咱不是刘伯温呀。不过，他却说道：“月亮里的人影不足为凭，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那样。”还说，一时的胜败，定不了江山社稷。“自古以来，人都是傍富人，不傍穷人。八路军正好反着，专门傍穷人。天底下还是穷人多呀。”  多少年以后，我知道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工农兵就像兄弟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士兵是三哥。我国工农兵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三个人打一个人，谁能打得赢？那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知道毛主席讲过这样的话后，我很为父亲有上述看法而小有骄傲：他的所谓“天底下还是穷人多”，是不是就等于说，他认为共产党八路军终归能打得赢呢？应该说，这颇有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味道了。 父亲有以下几点还特别值得一提。其一是他不轻视妇女。他好讲杨门女将和花木兰从军的故事。诸如“娘们家懂得什么”之类常挂在某些男人嘴边的话头，我从没听他说过。他说我母亲是我们家的功臣。其二是他不迷信鬼神。这与他不讲命运一致。小时候，我见祖父和父亲都敢于一个人走夜路或起五更下地干活，曾分别问他们怕不怕鬼。祖父说，他不怕。他的逻辑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父亲也说，他不怕。他的逻辑则是：没有鬼神，不必害怕。“鬼神只在呱（故事）里，谁也没真见过。怕鬼是自家吓唬自家。”其三是他从不骂人，连牲口也不骂，说话不带脏字。 我愿把父亲的思想，比方为高粱花。高粱花算不得花，又确实是花，它结的子实是粗粮中的粗粮即高粱。虽然高粱最粗，可粗有粗的好处：能掺进更多的糠菜填饿肠。对我们一家来说，父亲那有如高粱花儿的思想的果实，也有一比：温馨的酵母，幸福的种子，诸如此类。 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我的记忆而言，我们家不少年份都缺粮，吃糠咽菜的烦恼与惆怅是常有的。那时好像也没有什么有效解决的好法子，惟独一个“熬”字可依恃。当此之时，父亲也许会蒙头大睡一晌，然后就开始——请父亲宽恕我也跟他开玩笑——“弹棉花”。有时“文以载道”，有所为而谈；有时则漫无目的，海阔天空，一会儿呼延庆打擂，一会儿薛丁山征西。“弹棉花”声中，烦恼和愁苦便被冲淡、遗忘、抛向爪哇国了。母亲分明也乐意听，可她好说：“这些闲篇能当饭吃不？”我就回答：“能、能、能！”母亲的发问是唯物的，我的回答是辩证的。这头少的那头补。计算幸福的总量，我们家所有的不比谁家少。自然，这是我多年以后方才懂了的。 听父亲“弹棉花”是享受。我知道这里有亲情的因素起作用。我有二十年挂零没听父亲“弹棉花”了。昨夜忽又听到。可惜是在梦里。醒来泪流不止。 禹城文学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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