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大学 2021-06-18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引导青年学生弘扬革命文化，传承长征精神，自觉成长为有延安精神特质的时代新人。我校特推出《网上重走长征路，今天我来讲党史》线上宣讲栏目。 我是第四站宣讲人： 外国语学院 代兴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强渡乌江的 （代兴，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17级本科生） 强渡乌江是指1935年1月，红军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强渡乌江江界河渡口的军事行动。强渡乌江的战斗胜利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其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乌江，因江水清绿而得名，由西南向东北斜贯贵州全省，把贵州划分为南北两部，是黔北各线的一条天然屏障。乌江江面宽约200多米，水深流急，不易泅渡；南北两岸都是峭壁悬崖，巨石高耸，突兀云端，十分险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
黎平会议决定红军要到黔北去，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而乌江则是横亘在红军通往遵义的天险。就在三路红军分别到达乌江南岸的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口之时，国民党以薛岳为主的追剿部队己尾追红军而来，此时的情况非常危急，敌人认为在“前有天堑、四面围堵、后有追击”的情况下，红军已经插翅难逃，甚至疯狂地叫嚣着要“把乌江变为第二个湘江”。
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听说红军已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包围进入黔东，大为恐慌，立即调兵遣将防守黔北各县，特别是在乌江北岸沿线布下重兵把守，妄想凭借乌江天险堵住红军前进的道路。 在这个紧急关头，红一军团第二师奉令由江界河渡河点附近强渡乌江，并掩护工兵架桥，以便第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由此渡江。接受任务后，指战员们信心十足，精神抖擞地向乌江进发。
以耿飚为团长、杨成武为政委的红二师四团是前卫团，担负偷渡和强渡的任务。他们迅速逼近了江界河渡口，准备渡江。据当地群众说，想要渡过乌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大木船；第二，必须是大晴天；第三，要有熟悉乌江水的好船夫。可是，这时的乌江渡口边别说大木船了，就连一只木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全被国民党军搜走了。在这种情况下，船渡、架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前卫团的同志清楚地知道渡江的意义：对于红军来说，如果不能迅速渡江，就有被迫与敌背水而战的危险。为了弄清敌情和地形，部队派出几名侦察员进行了化装侦察，得知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工事较强、兵力较多；渡口上游500米处，有条小的横路与大道相通，勉强能攀登上下，敌人没有派兵防守；其余各处均是无法通行的绝壁悬崖。 于是，师领导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上游的羊肠小道。与此同时，工兵连加紧砍伐竹竿，赶制竹筏，做强渡和架桥的准备。部队还从各连挑选了善于游水的18名指战员作为突击队员，准备泅渡过江，驱逐敌人在江边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1935年1月2日，强渡开始。这天冷风飕飕，细雨霏霏。上午9时，渡口大道方面的佯攻作战开始了，部队还边打边向渡口边搬运架桥材料，表示要在此处架桥。不出所料，敌人果然在渡口对岸赶修工事，不断向红军射击。正当佯攻方向打得激烈时，红二师第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率7位红色勇士，在机关枪、迫击炮等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每人背一支驳壳枪，跳进寒冷刺骨的江水中，向对岸游去。他们冲破惊涛骇浪，在十几分钟后成功到达对岸，隐蔽在江边的石崖下。可惜8个勇士携带的一条准备架桥用的粗绳索，却被敌人的炮弹打断而未能拉过去。 根据这一情况，前卫团决定继续以竹筏强渡。可是，竹筏刚划到江心，就遭到敌人的射击，翻掉了。已经登岸的8名勇士因无后续部队接济，只得又返回于南岸。第一次强渡遂告失败。 1月2日黄昏后，担任偷渡任务的第四团第一营，静悄悄地集结在江边开始了再一次强渡。本次强渡，红军先后向江中派出了三筏部队强渡。第一筏由4名战士在三连连长毛振华率领下偷偷地往江中划去，他们的计划是到达对岸确认情况正常后，用手电光作为信号通知友军。整个过程非常顺利，敌人也没有动静，于是第二筏又接着往江中划去。可是，20多分钟过去了，对岸既不见有手电光显示，也不见人员退回，第一筏是否已经成功靠岸，渡江人员是否平安，一切都无法得知。1个小时后，第二筏的5个战士沿南岸返了回来，原来是因为水流太急，黑夜里又摸不清方向，竹筏划至江心就被冲下两里许，好不容易才沿着南岸摸索而回。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筏的命运如何更难判断了。第三筏又勇敢地发起了冲击，但划至江中，无法再前进，不得不折回。到这时，第一筏毛连长他们仍无消息。这次偷渡行动只好停止。
1月3日拂晓，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赶到前卫团，向师、团领导讲明敌人追兵已离这里不远，军委要求前卫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团政委杨成武亲自来到第二连，作了紧急动员。上午9时，强渡乌江的战斗又开始了。红军除继续对大渡口组织小部队佯攻外，主力在渡口上游实行强渡。第一批3只竹筏上准备过江的战士，冒着严寒，赤着膊，穿着短裤，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一齐入江离岸，开始了强渡。3只竹筏拼命向对岸划去。当竹筏距敌人约50米时，突然听到对岸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奇怪的是，他们的火力目标并不是我军的竹筏，而是敌人的防御工事，这是怎么回事？ 仔细一辨，这声音是从对岸石崖边传来的，并隐约可以看见从对岸石崖底下贴近敌人的地方，钻出几个人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敌人慌了阵脚，火力衰弱了很多。 这时，红军的竹筏乘隙加速前进，筏头激溅起一簇簇雪白的浪花。竹筏上的同志与崖底下的人组成了交叉火力，像把钳子紧紧地咬住了敌人。敌人在轻机关枪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死伤惨重，纷纷向后逃窜。 不一会儿，竹筏靠岸了，勇士们吹响了嘹亮、激昂的冲锋号。
崖底下的几个人到底是谁呢？原来，这几个人便是在刺骨的冷风中，在石崖下潜伏了一夜的毛振华他们。2日晚上，他们乘坐第一个竹筏摸黑靠上了对岸，上岸后等待后续部队，却一直不见人来。这时，他们听到头上几米远的地方有铁器响。显然，敌人正在那里修筑工事。他们在敌人的脚底下，又怎能打手电或是划火柴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潜伏下来，等待时机。第二天拂晓，趁着主力部队强渡江面时，他们终于找到时机，出其不意地从敌人鼻子底下跃了出来，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强渡。 第一批强渡的同志与毛连长他们会合后，第一营的其他同志坐上剩下的几十只竹筏，向对岸的敌人驶去。在密集的火力配合下，第一营顺利过江并迅速占领了高地。 此时，敌人的预备队也增援了上来。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地形对红军十分不利，第一营被迫退守江边。在此紧急时刻，军团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连打了4发迫击炮弹，全部命中目标，顿时躺倒了一大片敌尸，其余的敌人鬼哭狼嚎地向后溃逃，红军部队乘势发起猛烈进攻，完全控制了对岸。 红军先头部队红4团突破乌江天险，强渡成功，但危险并没有消除。红4团是用竹筏过江的，这对于小部队强渡或偷渡来说是可行的，而数以万计的红军主力要想依靠竹筏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过江则是不现实的，要保证红军部队全部抢在国民党追兵到来之前渡过乌江，必须架设浮桥。
可是，江界河渡口江水流速达每秒1.8米，不要说架设浮桥，就是渡船过江，也要在水流稍缓时由经验丰富的船工掌舵才可启渡，更何况架设浮桥还要在敌人火力下进行，更是难上加难。当地人听说红军要在乌江上架浮桥，都感到不可思议，连称：“讲笑话，讲笑话，就是神仙也做不到。” 但是，红军就是要做的就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一定要成功！周恩来亲自给工兵部队做动员，他说：“敌人企图利用乌江天险，对我红军进行合围。乌江架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们有过在雩都河、湘江上架浮桥的经验，也有敢打敢拼的光荣传统，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紧张地作业开始了，架桥的全部器材只有黄竹、门板、木材、绳索。战士们分为器材供应、编制竹排、架设、投锚、救护、预备等八九个作业组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敌人看到红军开始架桥，更加疯狂地射击。子弹在红军身边掀起密密的水花，有的同志中弹牺牲，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吓倒红军，在火力掩护下，工作仍在飞快地进行。红军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连接三四个桥桁，桥桁上铺门板，门板上又系横木，组成一节一节门桥。
敌人的炮弹不断地落向我们的门桥。因为门桥是用竹排扎成的，打断这节还有那节，如果不是每节都灌进水，竹排就不会下沉，因此战士们搭好的桥虽然中了一些炮弹，但影响不大。 天空不停地落着细雨，大家的衣服全都湿漉漉的。此时正是严冬季节，有的同志在水中作业，工作不多久，手脚就冻得麻木僵硬，有的甚至裂口流血。这时候红军不仅要和敌人作战，还要同严寒斗争。而且这一节一节的门桥在浅水里很好控制，但一进入深水区就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挣着往下流跑。江水奔腾，时间不能等人，我们无法截断江流，更无法定住时间。怎样才能把门桥固定在浮桥的线路上，成了一个极为重要且棘手的难题。经过多次试验，战士们用竹片编成大篓子，里边填满大小石块，中间交叉三根两头削尖的长木棍，作为锚爪。石锚的顶端还系上一条粗锚纲，每个石锚有一两千斤重。石锚在竹排上装排，用竹排运到下水地点滚入水中，起到了固定的作用。
就这样，在漫天炮火中浮桥开始一节一节地向北岸延伸。当红4团突击营巩固占领了江岸阵地时，一座可通行4路纵队的浮桥也已横跨乌江。红4团后续部队与红2师主力从浮桥迅速过江，加入了追击逃敌的战斗。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也从浮桥浩浩荡荡地渡过了乌江。 红军工兵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在听取刘伯承介绍了建造浮桥的经过后，高兴地称赞说：“真是了不起！我们的工兵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 红二师踏着浮桥浩浩荡荡跨过了乌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也踏着浮桥过来了。毛泽东站在江边，凝视着一泻千里的乌江，深情地倾听着战士们在战斗胜利后的欢呼。
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乌江。
强渡乌江一扫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红军从此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突破乌江天险，不仅打破了国民党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想法，让红军赢得了充分的时间，营造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让中央红军这支自长征以来的疲惫之师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整，更主要是让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从容地召开了“遵义会议”，为毛泽东同志回到领导岗位，中国革命开始独立自主地走向中国化主义马克思道路提供了重要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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