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
公元前387年，一辆马车从魏国南下，魏国名将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与楚悼王二人一拍即合。在经过短暂的磨合后，吴起就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
吴起这个人很有传奇性。关于这位著名的政治家，人们熟知的一个典故是“杀妻求将”。
《孙吴列传》载：“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功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齐鲁交战之时，吴起“事鲁君”，又是齐国大夫田居的女婿。吴起“善用兵”，鲁国上下都看好这位青年军事家，但“鲁君疑之”，担心吴、田二人翁婿勾结。妻子的国籍成了吴起登坛拜将的障碍。于是吴起毅然杀掉妻子，换取了国王的信任，也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基础。
战国时代多极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使那些底层社会的人才可以以自身本领为资本，迅速飞黄腾达。因此人的欲望空前高涨起来。《史记》本传说吴起“欲就名”，功名欲望异常强烈，并穿插了一段补叙：“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不为卿相，不复入卫。’其母死，起终不归。”
在这样强烈的功利心面前，鲁国国王欲将吴起，吴起当然无拒绝，即使代价是杀掉妻子。他用妻子的头颅，换来了自己的功成名遂。功利欲望使战国时代的英雄们都被异化成了一台精密计算的机器，或者说长出獠牙、专心捕猎的野兽。吴起典型地代表了战国时代的“功利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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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说，一是加强王权，限制权贵的势力，二是奖励耕战，增强国力。
在君主集权程度上一度领先于各国的楚国，进入战国时期后，却在政治上露出沉沉的暮气。从春秋进入战国，各国都开始大胆破格任用才能之士，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楚国还和原来一样，高级官员全部由王族垄断，这导致贵族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庞大利益集团。在这个集团的推动下，楚国开始实行封君制，也就是由国王赐给贵族大量土地，让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像小国王一样代代世袭并享有全权。这进一步促进了权贵势力的迅速发展，权贵阶层不但威胁到王权，而且吸走了国家的大部分利益，成为全社会难以承受的负担，军队和社会中下层不滿日甚。用吴起的话来说，当时的政治弊端就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
因此，吴起大胆地挑战世袭制度。他规定，“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也就是说，封君过了三代，就要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用这些土地和财产来奖励那些有战功的人。也就是所谓“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这一措施的结果是为了解决分配不公，提高楚国将士对外扩张的积极性。
另一个主要举措是奖励耕战。楚国土地广袤，开发极不充分。吴起因此命“贵人”去“实广虚之地”，也就是把贵族迁到边远地区去垦荒开发。
除此之外，吴起的改革措施，还包括实行严刑竣法，“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把散漫惯了的楚国百姓变成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的斯巴达式战士，禁止老百姓游手好闲，不務耕作。同时，他还大力统一思想，控制與论，禁止纵横家在楚国进行游说，“破橫散從(縱)，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戰國策‧秦策三》。）
吴起的改革针对楚国的时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权贵阶层受到空前打击，而社会其他阶层的活力被迅速激活，再加上吴起出色的治兵才能，使老大帝国楚国很快摆脱了死气沉沉的惰性，取得了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史记·吴起列传》评论吴起变法的结果说：“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然而，吴起变法的各项措施没有能够贯彻到底。在人治时代，国家的命运与统治者的个人生命总是密切相关。正当变法順利进行，楚国朝气初现之时，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不幸病逝。
在变法中利益严重受损的贵族势力迫不及待地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对吴起发起攻击。当吴起走入葬礼大厅时，不知道是哪位早就对吴起怀恨在心的贵族抄起侍卫手中的弓箭向吴起射去，这一突然的举动一下子点燃了所有贵族的积蓄已久的怒火，顿时参加葬礼的人纷纷举起弓箭向吴起射去。机警的吴起迅速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但是这一举动也没有挽救他的性命。乱箭如同飞蝗一样射向吴起和楚悼王的遗体。吴起的改革措施被新任国王废止，变法就此终结。
这次失败的变法对楚国的唯一一项重要贡献，是一大批贵族因为伤及楚悼王的尸体而被清除。按照《呂氏春秋》的說法：“荊國之法：麗兵于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因此楚悼王的继承人“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史記‧吳起列傳》）楚国贵族势力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贵族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矛盾，也促成了宣威盛世的到来。不过，这一缓解只是时间上的，过了几十年，贵族势力又一次自然增长到国家不能承受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