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之争？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与卡夫卡的混沌诡谲官僚制

作者：Torben Beck Jørgensen

转自：Socioloy理论志

官僚制之争？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与卡夫卡的混沌诡谲官僚制

摘要：

马克斯·韦伯和卡夫卡二者对官僚制的理解有着天壤之别，但卡夫卡的《城堡》与韦伯的理论共读也无妨。实际上，卡夫卡系统地涉及了韦伯的理想官僚制的所有维度，并基于观察到的四个关键现象，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精心构思的仿拟、几乎精准对立的理想形态，这四个现象分别是：过分官僚主义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不允许犯错”的意识形态催生两难悖论；模糊不清是官僚制的天然本质；为民服务永远在原地踏步。诚然，韦伯和卡夫卡的观点都可能是正确的：卡夫卡借助边缘人的视角来考察官僚制，而韦伯则是借助比较历史法与自上而下的角度得出结论，故讨论二者孰优孰劣是无意义的。韦伯和卡夫卡就像磁铁的两极一样相互印证。

作者简介：

Torben Beck Jørgensen，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

文献来源：

BECK JØRGENSEN, T. (2012), WEBER AND KAFKA: THE RATIONAL AND THE ENIGMATIC BUREAUCRACY. Public Administration, 90: 194-210.

本文作者：Torben Beck Jørgensen

引言

论及官僚制，韦伯与卡夫卡已然为我们提供了经典论证。韦伯认为官僚制是一种理性化的组织，相较于过往公共行政组织形式具备十足的优点；而在卡夫卡式官僚制（Kafkaesque bureaucracy）下，官僚组织如噩梦般可怕，具有如迷宫般复杂的不可预测性。

诚然，人们很难将卡夫卡的作品与官僚制联系起来；然而，在一些组织学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存在一些例子能够用于韦伯和卡夫卡之间的比较分析。Derlien（1991）和Warner（2007）对韦伯和卡夫卡的创作背景、作品和对组织理论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并强调两人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有高度相似性，甚至两位大家也可能存在直接联系。因此，卡夫卡官僚制与韦伯官僚制之间的关联到底有多密切是值得研究的。

过往研究大多仅选取了二者的分散文段，而本文则集中聚焦于两份关键的文本：韦伯论述官僚制的经典文本和卡夫卡的小说《城堡》。虽然二人对于官僚制的认识有着天壤之别，但在《城堡》中却表现出了对韦伯官僚制的针对性评价的态度。

韦伯的官僚制模型

官僚制体现了权力运作的一种特定规则。以税务机关为例，在现代宪政国家，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遵从以下原则（Tönnies, 1887; Parsons, 1951）：

1. 行为导向。公民的自然属性较不重要——税务机关不关心公民的发色、体重与私生活；重要的是公民的表现或行为——公民赚了多少以及怎么赚的。

2. 特殊性。行政机关的业务范围是受限的，税务机关并不关心公民所有的经济活动，它只关心某些特定活动，如公民的收入和免税项目。

3. 客观性。行政机关作出决策必须出于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标准，税务稽查人员并不能仅凭偷税嫌疑就降低公民的免税额。

4. 中立性。行政公务人员不能情绪化对待公民，而必须保持客观中立，税务稽查人员不能在案件档案中写道“我们看你的假账真的都看累了”，而是“基于上周的会面及深入调查……”

5. 普适性。每个公民都应该受到同等的、标准化的对待，亦即，无论公民受到友善或不友善的对待，那都属于是特殊对待。

这5项原则可以被视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和法治原则。但这种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特定关系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公务员们常有极大的主观化、情绪化、区别对待等各种倾向，故权力的运作必须得到约束。就确保这种约束来说，官僚制组织形式是一个重要的选项。

简单而言，韦伯官僚制具有以下特征：

1. 决策机关的建立要遵循规章制度。

2. 公务员置身于一个层级体系中，且这个体系具备高度专业化的特征。

3. 基于官方文件开展工作。

4. 公务员的公共与私人生活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分。

5. 公务员经过专业化或学术化的训练。

6. 公务员是全职工作，且其薪水是唯一或重要的收入来源。

显然，官僚制组织非常适合塑造与维持以5项原则为特征的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韦伯认识到官僚制与以前的行政组织形式相比具有一系列积极因素。然而，韦伯并未盲目推崇现实中的官僚组织形式，或是一般科层化社会。韦伯坦言：

“它的特质......导致了官僚制越是完美地被'去人性化’，就越是成功地在公务中充分湮灭爱与憎，以及所有那些纯粹个人的、非理性的、情感上的难以决算的元素。”

韦伯对官僚制的青睐中存在的犹豫，对于理解《城堡》非常重要。韦伯官僚制模型呈现了培育某些特定的现实因素的一种理想形态，而这个模型是不可能被完全实现的。但这个理想形态可以作为一种解析工具，来比较现实与理想的区别，评估二者之间的差距。故此，本文旨在通过阅读《城堡》来解答以下疑惑：

1. 在《城堡》中，卡夫卡是否涉及了韦伯理想模型中的元素？

2. 如果有所涉及，那么理想模型与《城堡》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3. 在《城堡》中，卡夫卡是如何看待韦伯官僚制的？

从韦伯理论的视角看《城堡》

层级组织

《城堡》中的行政组织有非常多的层级。正式组织中的最小单位是单个职位，职位决定公务人员的重要性，比如人们是否相信K.受雇就与其能为公共服务发挥的作用有关。纵观全书，我们能看到一个金字塔般的科层职位谱系，其中垂直的科层等级，即上下级、高低级在书中频繁出现。层级制的一个清晰表现是控制权的存在，即高层级可以干预和修正低层级的决策。 

恰如韦伯官僚制中对公务员的要求，在这些层级中的公务员无外乎是技术精湛、学识专业的全职职员。他们都经过扎实的专业训练，且其专业程度也经历过公开测验——公开测验非常难，甚至有可能长达数年，且并非一定能通过。

但卡夫卡的层级组织并非是韦伯所设想的单一层级制，而是一种模糊的形式。多个层级之间看似相互联系，但也可能毫无联系；公务员们可以互相代表，故在事务中常常有附加授权、部分授权和几乎无授权的大臣；正规的层级组织中要有一个最高领导，但在“城堡”中却没有最高领导。卡夫卡的层级制似乎是一种无限垂直状态，不存在顶部或底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层级密集的世界还存在着许多缺口，能通过各种“文字游戏”增强层级组织的模糊性。人们反复指出，诸如联系、有利的时机、方便的场合、可能性、典故和暗示等词都存在推敲的空间（cracks）以供人们“钻空子”，只需加以恰巧的利用或解释，就能使人获得理论上不正当的好处。

总之，卡夫卡描绘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急剧增长的层级制画像，其特征是缺乏清晰度，对次序地位的过度崇拜，以及无止境的层级制，暴露了层级矛盾和层级制度中的缺陷。这一方面与韦伯的模型明显不同，但另一方面又肯定与韦伯模型中的特定元素相关。

文件 

文件和书面记录是搭建官僚制世界的基石。在此，卡夫卡邀请我们加入一场纯粹的闹剧：小说中村长让其妻子在一个大柜子里找文件，当他的妻子打开橱柜时，两大堆文件掉了出来，妻子则继续在地板上翻找一捧又一捧的文件——韦伯可能会说，这样手忙脚乱的外行公务员显然仅常见于前官僚制时代。实则不然，“城堡”中确乎还有一位遵守规则的、韦伯意义上的真正的“公务员”：官员索尔蒂尼，他以极度的一丝不苟、固执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而闻名，他对大大小小的案件都表现出同样的工作热情——索尔蒂尼离不开文件就像鱼儿离不开水。

“……他房间里的墙壁前面堆了一排又一排的文件，这些文件只是索尔蒂尼正在处理的文件，由于文件需要不断地从文件堆中被取出以及添加到文件堆中，所有这一切都以极快的速度进行，这些文件堆会不断地坍塌，而这永无止境的砰砰声成了索尔蒂尼书房的典型特征。”

来自上级的文件还会再层层下发给下属的公务员，有些公务员收到很多文件，有些却只有一张纸。但在分发文件时确实会发生一些失误的，部分公务员必须归还已经错发的文件，而他们会因为失去文件而情绪失控，需要在几个小隔间里进行着漫长的、充满情绪的谈判。被忽视或冒犯到的公务员只能慢慢地平静下来，“但即使在他完全安静下来之后，人们有时也会再次听到孤寂的叫喊或匆忙的开门声和摔门声”。卡夫卡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花很大篇幅描绘了文件的占有对于公务人员重要的象征意义——掌握文件代表着知识的分配，更代表着行政授权和组织地位的分配。

程序精密

恰如K.所注意到的，文件分发是整个官僚组织的命脉。就在K.刚刚到达村庄的时候，城堡管家的儿子打电话给总理府，确认K.是否可以入住。城堡先是回复道：并没打算招土地测量员；但过了一会儿又打来说：搞错了，确实会有一位土地测量员。人们发现，原来是B部门做出的回复，而不是发出聘任消息的A部门。不幸的是，包含聘任消息的文件从文件夹中掉了出来，A部门没有收到消息，而B部门则收到了一个未知事件的不完整消息。A部门考虑到整个组织的程序准确性，选择了继续等待消息——这并没什么错，但在B部门的官员索尔蒂尼却被授权处理这个空有文件夹的案子。索尔蒂尼退回了空文件夹，因为倘若发生了事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查出失误的，还可能被追责。

为什么索尔蒂尼不询问涉及这一案件的其它部门？原因是：一方面，他选择相信组织卓越的理性，并且所有的案件都必须以极快的速度传递；另一方面，其它部门也“……不会回答的，因为他们会立刻怀疑他是在纠错”。

这个系统将因为其自身的杰出逻辑而脱轨。在这个时候，控制机构才会浮出水面——但他们也遵循着冷漠的系统逻辑，因为即使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失误，“……谁能最终断定这是个失误”？即使第一个有关部门发现并承认了失误，但“谁敢说第二、第三个有关部门也会这样想呢”？无尽的层级保证了一切的秩序，也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模糊状态。

K.对这一切都感到不满。他受制于这个系统，全靠极微小的巧合或一丁点体面的人性来感受系统是清晰合理的还是神秘复杂之间的，甚至在这一系统中挽回失误的方法也同样神秘莫测。K.对此感到不满：“我想从城堡得到的不是（有关部门）发发善心，而是我的权利。”

公务员公私生活的分离

韦伯模型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公和私的严格分离。在《城堡》中，这种分离完全被打破了：官员们常常坐在自己的床上接待访客，或是把办公室设在私人空间中，或是在客栈的餐厅里处理事情——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已然模糊。同样地，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不仅如此，私人情感也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到工作中——即使只有最轻微的授权，拿到案子的大臣也克制不住激动。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种更刺激的也更普遍的私人情感——（小说中的）公务员都有情妇，这些偷情的官员无耻、凶狠、藐视规则，只遵循贪得无厌的性本能。不难看出，城堡的行政机关官员在各种侵犯公共行政的行为上，可谓是极度不符合韦伯主义的，但卡夫卡无疑与韦伯模型中的这一维度有着系统性的关联。

城堡和村庄

“城堡”在越界时并没有自我约束，但村庄及其居民却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公务员和委托人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分离感：由于官僚机构的（流水工作的）无缝性（seamlessness），申请办事者会在公务员彻底了解、考虑清楚这件事之前就立即收到传票，这样官僚机构便会掌握主动权。如果公民出现在案件审讯之前，官僚机构可以依靠案子中或多或少存在的虚构成分而将公民遣返；如果案件进入实际审讯阶段，官僚机构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充分准备，而公务员只有在占理的情况下才会参与谈判，倘若不占优势可以立即取消谈判。

行政上的分离有赖于物质上的分离：找到去城堡的路很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仅通往城堡的车道有好几条，在不同的日子里还要使用不同的车道，甚至有时在一天中就会发生变化，而变化的规则却不得而知。然而，即使因正当任务而顺利进入城堡，问题也未必结束：K.的信使巴纳巴斯肯定进了办公室的门，但那些办公室真的是“城堡”吗？巴纳巴斯可以进去的办公室是“城堡”的办公室吗？办公室里还有其它阻碍吗？办公室深处还有其它的办公室吗？

城堡的权力

城堡渗透与包围了整个村庄和所有的居民。几乎所有的人都隶属于城堡，并通过城堡来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在韦伯的认知中，管理是控制的日常形态，村民基于城堡的法理型权威，自发地支持着城堡的统治地位，这种支持又有城堡的巧妙引导，使村民接受其管理。城堡的力量在阿玛利亚家的故事中得到展示：阿玛利亚撕毁了一张来自索蒂尼的邀请函，后者是城堡中最重要的主管之一，此后这个家庭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大转变。由于大家都害怕城堡，村庄里的人都远离了这个家庭；阿玛利亚的父亲在城堡前自我羞辱以乞求原谅，但只要城堡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父亲就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城堡总不能接受一个它根本不承认的错误的道歉——于是，父亲的任务就变成了证明他有理由道歉。

村民们对城堡的统治有何反应？引用 Hirschman（1970）的概念——退出、发声和忠诚——村民们做出了忠诚的反应，抗争性的发声很少发生；尽管有人觉得K.是一个反抗者，然而事实证明反抗是毫无意义的；村民们可以离开这个不愉快的地方，但最终也没人退出。在城堡山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着无法剥夺的伟大的当局……”在赢得博弈后的微笑。

韦伯可能得出的判断

首先，韦伯本人会立即指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缺乏分离是一个关键问题。“城堡”中的官僚并不具备公私分明地设下规则的冷静思维。其次，文件太多。再次，科层等级在疯狂地发展，无穷无尽的上下级导致了模糊性、对正式职位的关注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垂直化”。城堡是前官僚时代行政形态的典型，也是官僚主义横行的典型。

卡夫卡的回应

过分官僚主义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展开

文牍主义和科层等级结构可能会被过度放大，且导致过分夸大的原因恰是人们在实践中破坏了官僚制模式。韦伯式的官僚制能够有效地规范他人的主观的、情感的和利益驱动行动，然而，这种人工设计的官僚制不可避免地会发展出病理特征，甚至走向崩溃。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件和职位成为官员个人重要性的象征，但结果很可能走向过分的文牍主义和等级制度；长期来看，这创造了官员对人际关系、有利的场合以及个人服务供应等的需求，却又反过来打破了公私生活的分离——换言之，这是官僚机构过度发展而出现的缺陷，所有这些缺陷都是官僚制发展中适得其反与自我强化的。这并不是说无纪律是有问题的——运转良好的组织需要规则，也需要创新和创造性的无纪律性——但过度化的官僚主义造成了过度的规则主义，这必然导致功能失调的无纪律性。韦伯的模型是对官僚制的静态描述，而卡夫卡把模型放在时间和空间中，指出了官僚组织在自然状态下的病理发展，提供了另一种更准确的理解。

“不允许犯错”的意识形态催生两难悖论 

卡夫卡直接指出了关于“不允许犯错”的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官僚机构内生性的问题。卡夫卡借村长之语指出：官僚系统各方面都是优秀的，所有机构都是控制机构，所有事情都应处于控制之中、是绝对无误的；即使发生错误，这个系统也会规避，因为在现实中，它既不适合处理错误，也没有对错误作出反应的动力，而无穷无尽的层级结构使人们永远无法判断错误的真伪；因此，官僚系统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以滋生小错误，而这些小错误则有可能发展成大规模。这样一个完美而精确的系统显然是极其敏感的，在一段时间的紧张运转后必然会崩溃。卡夫卡认为，理性官僚制与神秘诡谲的官僚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更说明了官僚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此外，在如城堡般的官僚制度下，个人生活的全部都隶属于、依赖于组织的权威，这是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系统权力，它的思考几乎都是从组织最高权威出发。

幸运的是，有一种紧急刹车的方法——难以理解的武断决策，其往往是正确的。它不依赖于规则和能力，而是来自于某种灵光一现的启示或直觉。事实上，这种超越理性的挽救也得到了韦伯的承认，官僚制度需要受到外部的、武断的决定的挑战，例如来自政治领导层的决定。

第二个问题是委托人与官僚制体系之间的关系。法律的原则是被告不应受到比其他人更好的待遇，但追求绝无失误——官僚制系统一贯坚持的职能——的直接后果是在处理被告时发生僵化。更严重的是一种错觉，认为公务员的职责不包括表现出体贴，而不体贴等同于体贴。这使得被告从官僚人员那里受到的不合理的待遇被合法化，行刑者也以同样的方式使他的工作得以合法化——简而言之，“不允许犯错”的意识形态催生的第二个问题是去人性的合法化。卡夫卡认为，充分发达的——而不是过度发达的——官僚制度不仅难以培育与维持，同样也存在潜藏的问题。

模糊不清是官僚制的天然本质

与韦伯形成鲜明对比，卡夫卡害怕原则完全崩溃后的不可知性。理解“城堡”并非易事，从那些模棱两可的、难以厘清的例子中便能窥见。实际上，在K.被任命为土地测量员这件事上就存在疑惑，K.与城堡中官僚的关系只是一些表面上的关系，那些“真正的公务员”往往是“不真实的、表面上的公务员”。卡夫卡此外还指出，技术理性在组织的底层更有可能实现，因为官员的决策和行为是有规则依循的，而那些经不起推敲的、模糊又武断决策往往会随着官员层级的升高而增加。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里，一切都服从于猜测与合理的解释。正如一位村民提到的：“官僚们的想法是瞬息万变的，他们恰好停留在哪个想法是偶然事件，因此一个人得到的观点也是偶然的。”

卡夫卡观察到的以上三个现象在作用上是相互联系的。“不允许犯错”的意识形态要求无限制的过度官僚主义存在，恰是这两个因素催生了模糊性，而这直接引出了第四个现象。

为民服务永远在原地踏步

将模糊不清作为一种生活状态的人，最终都会原地踏步。莫里茨·埃舍尔（Maurits Escher）的画作《升与降》完美诠释了卡夫卡无穷无尽的官僚等级制度；不仅如此，它还说明了步行者之所以无处可去，是因为楼梯不断地引导他们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在《城堡》中，我们可以看到K.向城堡走去，但既没有靠近也没有远离——他只是原地踏步。用霍夫斯塔特（Hofstadter）的话说，他处于“一个奇怪的循环”中，结束于他开始的地方。霍夫斯塔特将以奇怪的循环为特征的等级制度称为“紊乱的等级制度”——这是对于城堡中的官僚组织的一个相当精确的描述。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升与降》

我们在《城堡》中看到了很多自然发生的悖论，让人联想到数学家歌德的不完备定理。第一个定理指出，在任何高于一定复杂度的公理系统中，人们可以推断出一个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推翻的命题，或者既能被证明又能被推翻的命题，因此，一套公理体系要么是“不完整的”，要么是“不一致的”；而根据第二个定理可得，一个能被证明一致的公理体系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将韦伯的官僚制模型看作是一套公理体系，而描述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关系的5项原则是派生定理，那么这个模型要么是不完整的，要么是不一致的；如果有人声称能证明它是一致的，那么它就是不一致的。这正是卡夫卡在《城堡》中向我们展现的。

韦伯与卡夫卡的统一

K.通过其散步、交谈、倾听、观察和挑衅，揭示了城堡的权威，其角色类似于一名社会科学家——可以说，测量员K.是卡夫卡的教具。为何K.是土地测量员？测量员的职位锻炼了他通过行动和质疑进行研究的能力，一位测量员——尤其是新来的——可能会潜在地制造动乱和冲突。 

K.仿佛读过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方法，在后者社会唯名论的立场上来看，社会制度并不是作为社会事实而存在，而是通过行动者对社会事实的解释而存在——K.用来构建世界的数据恰是人们的解释和推测。显然，卡夫卡从未向我们展示任何关于城堡管理的确切知识，我们对城堡的唯一了解就是某些人的体验，通过外来者、下属和周边的人来了解城堡。这意味着，所有的不可思议的、模棱两可的体验都是边缘人的真实体验。 

当然，如果我们将K.视为一位社会科学家，我们同样也要对其洞见的可靠性做出规范要求。K.的“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他让自己被困住了，他以社会科学家的身份（以测量员的角色）进行实地研究，但再也没有离开过田野；其次，他显然局限于特定的人群和他们的经历。诚然，这并不完全是K.的错，他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对被调查毫无兴趣的世界——事实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都经历过这种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排除研究者会通过改变观察视角与对象来发现秩序、系统与清晰的社会现象。

韦伯官僚制模型和他的整篇文章几乎没有向我们阐明官僚制和公民之间的具体关系，尤其是从公民的角度。韦伯以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研究，他的比较历史法将他置于一个能够“概览”的位置。韦伯和卡夫卡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他们从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方法来看待同一现象。这两篇文本是互相补充的。作为磁铁的两极，韦伯和卡夫卡相互“吸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