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这世界最糟糕的地方，是允许一帮脱产的人高高在上

浮山闲人iy3zu1 2024-04-18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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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头种树、莫待花开

01、谁端走了蛋糕

放眼全球，西方所谓的贵族王室，东方称之为士族门阀的群体，这群始终高高在上的人，无一不是饱食终日的脱产者，这看似是一句屁话。

一个显而易见，而又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重点——拥有最高社会地位的人，心安理得享有所处时代物质和精神最高成果的那群人，几乎全是脱产者，并不参与基础的劳作。即便是通过劳动获得了这样的社会地位，因为新地位的加持，也一跃跻身了脱产俱乐部，无一例外。

这在“劳动最光荣”的主旋律倡导下的巨大反差，不仅讽刺十足，而且万分病态。问题的关键不在脱产，而在脱产后过于高高在上，尤其是过于高高在上的人实在是为数众多、而且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阶级垄断。

著名经济和社会关系学者卢麒元，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今天领导干部的子女，已经不再参军，不再进入收益微薄的基础工业，更不从事实业相关的产业，哪怕投身科研为国效力也不愿意。但凡辛苦一点，需要流哪怕稍微一点汗的工作都被他们避开了，几乎一股脑全部涌入了以股市、证券、贸易和金融为代表的虚拟化的商业领域，醉心于结伴经营钱生钱的游戏。

这群背后有故事，身边有靠山的人，没有给实体产业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反而用高收入和高消费，为自己和普通群众之间筑起一道高不可攀的阶级壁垒，一边对芸芸众生的苦难毫不理会，一边为自己的舒适区添砖加瓦、呼朋引伴。

就是这些人的父母，孜孜不倦的劝慰我们普通民众不要着急，安心把蛋糕做大，就在我们埋头做大的时候，他们的子女在其示意和庇护下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把蛋糕悄然端走。

士农工商这个传统的排序，乍一看似乎没什么问题，而且已经被群体接受传承了上千年，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简单的排序也大有深意。工商我们避而不谈，士在前农在后的排列顺序，是既保证了掌权阶层的首要地位，又最大程度避免了得罪根本意义上的衣食父母——普天之下的种粮人。

仅仅因为自己可以紧随士族之后，农民就足以沾沾自喜，本本分分种了几千年地，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起而攻之。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鄙视权威而又迷恋权威。网上近期在热议，为什么中华民族的骨髓里总是有回家种地的基因，除了自古以来杰出文人回归田园的引领（比如陶渊明、苏东坡、欧阳修），传统文化中对于农民地位的官方认可，在潜意识里也具有十足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个排序起初就是士这个阶级刻意为之，按今天的说法应该叫阳谋。无论是我们对于古代属于农业时代的划分，还是农业在历史上所占的比重，农民都是应该排在第一位的。之所以排不到，仅仅是因为农民不可能掌握话语权。

如果这个原因还不具有说服力，那我还有一个无法驳斥的，但凡了解《道德经》的人，都可以想一个问题：如果让老子他老人家给士农工商排序，如果你是一个足够真诚的人，应该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便让老人家排上一万次，老子也会毫不犹豫把农民放在第一位，士族连第二都没资格，一定会被老人家放到最后。

02、凭什么高高在上

倘若就事论事的话，为数不多的脱产者是允许存在且自然存在的，无论是狮群里的狮王，还是蚁群里的公蚁和蚁后，或是猴群里的猴王，都是为了维护一个群体独立且稳定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

但是，狮王不会干涉任何一头母狮的狩猎，蚁后也不会过问工蜂的采集，猴王更不会给每一只猴子制定当日的收获指标。但我们会，不仅会，反而在指手画脚、朝令夕改的造诣上炉火纯青。更加讽刺的是，养尊处优的狮王、公蜂和猴王，在遇到侵略者的时候，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浴血奋战、以命相搏。而我们呢？做出牺牲的总是普通人的孩子。

如果我是一只小蜜蜂，一头小狮子，或者一尾小猴孙，我心甘情愿为这种平时高高在上的首领尽心尽力的服务，因为这种领头人所面临的风险和他应受的待遇绝对成正比。他吃得每一顿不劳而获的饭都可能是为了保卫群体所必须承担的断头饭。

著名学者、三农问题专家、国际学集大成者、也是在头条上广受赞誉、以敢于为老百姓发声的温铁军教授，在他的著作《告别百年激进》中引用了一个良心之至又痛彻心扉的概念：人类社会创造了两个异化物，一个是资本，一个是集权。

因为这两个产物都是物质集中为其服务的最典型代表，由于要发展，要搞现代化，就要集中人力物力干大事，人力物力的过于集中也就形成了资本，资本又往哪里集中呢？一开始肯定是集权所在的城市。就事论事，笔者也完全没有含沙射影，既然用“异化物”指称这两个东西，那肯定不应该是什么好东西。

温铁军坦言，这两个异化物是马克思和韦伯发现并提出的，其实不然。即便老子他老人家不知道什么是资本，早在两千多年前也已提出“不贵难得之货”的先见之明。而操纵难得之货的那些害群之马，无疑就是如今遍布全球的各路无德资本。

至于集权，全球公认老子他老人家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关于此的言论在各个版本的《道德经》中俯拾皆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简单说就是希望统治者可以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让老百姓自生自灭，而不加以任何干预。

既然如此，反推过去的话，如果百姓可以自生自灭，也就丝毫没有了统治者存在的必要。所谓圣人，也只能泯然众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成立的，现实中却不被允许。“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初衷，无非是从阻断人口流动的根源上，断绝政权存在的可能，当然，现实中这也绝无可能。

03、好的政权只剥削、不压迫

我的习惯是把结论写在前面：好的政权是只剥削，不压迫，坏的政权是既剥削，又压迫。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甚至大逆不道，后面会做解释。

实事求是的讲，没有丝毫针对性，仅做学术上的探讨，或者当闲话听听。任何一个政权的存在，都是带有剥削性质的，因为构成政权主体的那帮人，是脱产的存在，需要通过强制纳税来得到供养。

无论如何美化，纳税这种事都是对纳税人的剥削，因为这违背纳税人的本意而且纳税人别无选择。这话可能听起来刺耳，许多拥有高尚情怀的人不能接受，我举个例子应该会形象一些。

我是九零后，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谈及的一件事就是完粮纳税，而且亲历过几年，算不上记忆深刻，但对于农民能活下来，深感震惊。那时候，粮食收割晒干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纳税，按现在的说法叫实物税，就是直接上交粮食。毕竟那时候的农民还没开始大规模的进城打工，收入来源也十分单一，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足够缴税的现金，现在的年轻人看到这里，或许会感觉不过如此，交粮食可比直接缴纳现金划算多了。这种看法可就太天真了。

老家在苏鲁豫皖交界处，老人称为淮海地区，自从黄河北上改道山东以后，没有了水灾的隐患，温和的气候基本上能够保证旱涝保收，粮食产量虽然比不过东北的黑土地，在全国范围内也算是高产的地区，毕竟苏鲁豫皖哪一个都是产粮大省。

即便如此，那时候一半的收成都被纳了税了，而且那时候我家有近十亩地，在村子里属于种粮大户，绝大多数家庭拢共只有四五亩。刨去一半纳税，刨去抵扣种子、农药、化肥的部分，余下的粮食也只是够吃，很少会有结余可以用来卖掉换钱。这还是在收成不错的年份，但凡因为没能赶上农时，或者因为留种问题（那时候为了降低成本，农民都会在当年的收成里留下部分粮食作为来年的种子）或者遇上天灾，个别人家的颗粒无收也不能成为避税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