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研究】作者：翟奎凤 周易参考 2020-05-26 07:07 听全文 引 言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学可谓中国根本之哲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先后也出现了以《易》论历和以历论《易》的思想流派。南宋丁易东在《易象义·易统论上》总结了十二种论《易》流派，其中就把以历论《易》单独列为一派，他说：以历论《易》者，若京房卦气，以《乾》初九为子月辟卦，以《坤》初六为午月辟卦是也。夫十二月卦，始《复》终《坤》，论其大体可也。至若始于《中孚》，而终于《颐》，每以六日七分应一候，仅合七日来复一语，而于他卦无所发明。至一行之说，则又以起历二始、二中、二终之数，附会大衍，不但于易义无所取，于易数亦未尝合焉。 丁易东认为京房卦气和一行《大衍历》是以历论《易》的代表。不过，丁易东把僧一行《大衍历》归之于以历论《易》不是很妥当，准确的说，僧一行是以《易》论历。以历论《易》和以《易》论历当有区别，以历论《易》是结合天文历法来阐明易理和易象数，如京房卦气说、邵雍《皇极经世》“元会运世”说等等；而以《易》论历则是以易理和易象数来阐明天文历法的道理，为天文历法的内在规律寻求形而上的理论支持，如刘歆《三统历》、刘洪《乾象历》、僧一行《大衍历》等都借助了易理和易象数来统合其历法数据的内在规律性和完美性。 可以说，以历论《易》往往为易学家，而以《易》论历往往为天文历算家，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不管是以历论《易》，还是以《易》论历，都表明《易》、历两者有密切关联。 丁易东本人对以历论《易》有所非议。然而，丁易东之后仍然有很多学者对“以历论《易》”很执着，明代的黄道周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他说：“自有《易》以来，与律、历俱始”、“盖天地人之象数，皆具于《易》，布而为历，次而为律，统而为《易》”、“《易》之与律、律之与历三者不独为治也”、“圣人为律历皆本于《易》”、“历律之本备于《易》端”。在黄道周看来，《易》、历、律三者密不可分，《易》为历律之根本，历律之数是易数的不同表现，而本文则集中讨论黄道周如何具体论述《周易》与天文历算。关于易学与天文历法的关系，今人多有探讨，但多是泛泛而谈。南京大学天文系卢央教授以其独特的天文学优势著有《易学与天文学》一书，对此颇有研究，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要追溯易学与天文历法的关系，确实需从《易经》和《易传》本身说起。《易经》卦爻辞中不但有很多对日月星辰等天象有直接或间接的描述，也多处用到了干支纪日，如《蛊》卦辞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巽》卦六五爻辞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等。到了《易传》，很多地方开始大谈天文历数，《革·象》直接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特别是《系辞上》更直接把易数与历数揉在了一起：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扬，以象闫；五岁再闰，故再扬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祜神矣。 后世不管是以《易》论历，还是以历论《易》，都要经常引用到这段文字，黄道周关于《易》与历的讨论很多也是由此段文字推导出来。下面对黄道周《易》历思想的讨论也从这段大衍之数说起。  一、以黄赤交角论“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数为五十，但其用为什么是四十九呢?古来说法很多，班固《汉书·律历志》解释说：“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十一引姚信的观点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四十九。”这些说法都较为牵强，给人以凑数的感觉。较有意味的是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的解说： 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长阳七七之数也。六十四卦既法长阴八八之数，故四十九蓍则法长阳七七之数焉。蓍圆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阴阳之别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极，虚而不用也。 而真正从天文历法的角度对“其用四十有九”作出解释的当为唐代僧一行，僧一行根据上弦月、下弦月把一月分为四个象限点，一个回归年含十二个朔望月余十天，则一年为49个象限点，他说“乾坤之用，四十九象，为月弦之检”。此后以天文历法来论“其用四十有九”则为黄道周了。 黄道周与僧一行不同的是，他以黄赤交角来论四十九。我国古代天文历算取周天度为365度余，黄赤交角常取整数24度，夏至点和冬至点的距度为48度，不超过49度，就是说49度为冬至点、夏至点距度的极限。因此，黄道周说“四十九者，日月南北相距之隐界也”，又说“天地中际一百八十三，裁其中际四十有九，以为二至之日道，两极端余，各六十有七，故以二十有四为二分之赤道，以六十有七为一卦之岁数”、“黄赤道上下各二十四度，合为四十八，蓍法之所从生”、“南北日道四十八度，中分二十有四，天地之蓍策也”。显然，此种解说的优点是天然直观。可是，黄赤交角取二十四度，南北日道最多也就是四十八度，和“其用四十九”毕竟差了一度。可见，黄道周这种解说也有其为难和不周处。  二、释“《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黄道周对《乾》《坤》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和一百四十有四有两种解说，一是南北极距约取为180度，取中原北极出地为36度，这样北极南距地平为180度减36度即144度，360度减去144度则为216度，他说： 古之为《易》者，宅于土中，视极南北，以测日道之远近，两极相距约百八十，益以北极出地之数三十有六，为二百十六，天子所南向而正方外也。 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中分日道一百八十。裁其距中三十有六，下去地平仅百四十有四，是《坤》之所命策也。 古书里经常说“北极出地三十六度”，我们知道北极出地的度数和当地的纬度是一致的，一般来说，“北极出地三十六度”的表述当是以洛阳一带所谓“地之中”为参照的，古代常取周天为365.25度，古度36度约为今度35.48度，可是洛阳一带的纬度只为34度余，因此，江晓原说：“以我之孤陋寡闻，好像未见前贤注意过这一点。 如果我们由此判断浑天说不是在上述任一地点创立的，那么它是在何处创立的呢?地点一旦没有着落，时间上会不会也跟着出问题呢?”根据前述黄道周的思想，我认为“北极出地三十六度”虽然潜在的指洛阳中原一带，但更是一个理想化的数值，当与易象数存在一定的关系。即与易象数的《乾》《坤》之策等存在一定关联，不一定是具体某地的实测结果。黄道周还说：“三十有六，天地之规；二十有四，鬼神之矩也。”若取北极出地为36度，则北极距天顶为55度，即为《系辞上》“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河图之数也为五十五。 在《易象正》中，黄道周对《乾》、《坤》之策又有一套解释，他以冬夏至日白天和黑夜的阴阳比例论。《乾》、《坤》之策，也是取周天圆度为360度，以十二地支12等分，每分为30度，夏至这天白昼约占216度，冬至白昼则相反为144度，他说： 乾阳得九，四九三十六，以六乘之，《乾》六爻得二百一十六。坤阴得六，四六二十四，以六乘之，《坤》六爻得一百四十四。天日平行十二次，每次平行三十度。夏至之日，出寅入戌，首尾赢各三度，中更七次，二百一十六度。冬至之习，出辰入申，首尾缩各三度，近五次为百四十四。此冬夏昼日长短之大率也。 比较而言，后一种解释似更有意义，清人徐文靖在其《管城硕记》卷二解释《系辞》这段话时就引用了黄道周的说法： 按《易象震·衡交图》说曰：“衡图者，乾坤平衡，为南北陆，卯酉之中，日道四十八，以蓍法揲之，或赢或乏。乾阳得九，四九三十六，以六乘之，《乾》六爻得二百一十六；坤阴得六，四六二十四，以六乘之，《坤》六爻得一百四十四。天日平行十二次，每次平行三十度。夏至之日出寅入戌，首尾赢各三度，中更七次，二百一十六度。冬至之日，出辰入申，首尾缩各三度，近五次，为百四十四。此冬夏昼日长短之大率也。” 徐文靖认为黄道周此论“其与《乾》、《坤》之策数合而当期之日者深有契也”。这段话出自《易象正》卷初上《六十四体卦上下分次图第三》，“上下分次图”即“衡交图”，可是徐氏把《易象正》误作《易象震》。  三、释“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乾》、《坤》之策合为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即相当于一年的天数。日月为《易》，《易》以道阴阳，而日月正是现象界最大的阴阳，天文历法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日月的运行。 因此，易学和天文历法可以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历法为典型的阴阳合历，它既关注太阳的运行，也关注月亮的运行，并通过闰月的形式来调节日月运行之差。我们知道一个回归年的天数是365.24220，而一个朔望月的天数是29.53059，十二个朔望月的天数是354.36708，比一个回归年的天数少了10.87512天，这十天余就是闰余。三年后闰余又会多出一个朔望月，五年闰余天数近两个朔望月，这就是中国古历早期常用的“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十九年七闰”的闰月规律。 《系辞上》所说“归奇于劫，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劫而后挂”，正是对这种古历闰月规律的模拟。若以360天为参照，一个回归年天数恰比360天多出5，2422天，而十二个朔望月354.36708天又恰比360天少5.63292天。同样若取30为中值，一个朔望月比30天少了0.46941天，一个回归年被12个月平均则每月为30.43685天，比30天又多了0.43685天。不足0.46941与有余0.43685相加为0.90626，近一天。这样，阳历的回归年和阴历的朔望月有个理想的折中值，即一月30天，一年12月360天。此种事实很有意味，易学和中国文化中很多特殊的数都与此有关。 《系辞》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乾坤合策三百六十为当期之日，正源于这种阴阳合历一年的平均天数。邵雍《皇极经世》元会运世也以12和30反复相乘来推算，其数理模式无疑也源于此种中国古代阴阳合历的天文学。 黄道周以一回归年比360日多余部分为气盈分，一日万分，气赢值常取为52428；以十二朔望月比360日少的部分为朔虚分，朔虚常取为56797，气盈加朔虚为109225，约为十日九分，这和古历19年7闰中的19数值有类似关联。他还试图进一步以4369(643÷60)来统一释算气盈和朔虚，他说： 古人所用十九岁为章者，以每日万分，一月三十日，吐出四千三百六十九分，以十三乘之，得五万六千七百九十七(56797)，为五日六分七厘九毫七丝。一岁三百六十日尚余气分亦长四千三百六十九，以十二乘之，得五万二千四百二十八(52428)，为五日二分四厘二毫八丝，舍得十日九分二厘二毫五丝(10.9225)。每十九年得二百七日五分三厘七毫五丝，分为七闰微赢。酌于《易》差，去九为四千三百六十，则盈虚两际，又减去二百二十五(12+13，25×9)，每岁定余十日九分(10.9)。以二厘二毫五丝为朔气升降之侯，积八岁得八十七日三分七厘二毫，为三闰月微缩。赢缩之端，积于秒忽，在一日之内者可举而合也。然则是通期之历也，通期三百六十，内外赢缩，通得十日九分二厘二毫五丝。 应该说黄道周对这些天文历数内在规律统一性的探索精神是可取的，虽然这些具体推理在现代科学看来没有太多的合理性根据。  四、大象之数释“十有八变而成卦” 在黄道周的易学体系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常数262144，这个数是怎样得来的呢?又有什么意义呢?原来262144是由64×64×64得来，即643或86或218。黄道周的这一思想也来源于《系辞上》之“十有八变而成卦”。“十有八变而成卦”这句话的本意是说三变成一爻，一卦六爻需十八变。而黄道周由此引申开来，认为，“凡天地之道，始于易简，究于变赜。易简之道，自一画十八变为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参伍错综，成文定象，是圣人所谓一贯者也”，他早在《三易洞玑》中也说：“《易》之为道，三乘六爻而十有八变，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 引出262144后，黄道周又进一步把此数和60年的积辰数联系起来。他在《易象正》“卷终上”说：“三成之法，于再乘每卦六十四之上，又各加六十四，则四千九十六之上，通加六十四，统得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所谓六十岁历也”，即262144÷60=4369，066667，约为一年的时辰数。一个回归年的实际天数在古代早期常取为365.25，一年十二个朔望月的天数为354.36708，这样360就是一个非常理想和完美的中间值。黄道周常称一年360天为通期之日，而称365.25为岁实。这样，一天十二时辰，一年取360天，其时辰数为4320；一年365.25天，其时辰数为4383。而262144÷60=4369.066667，也介于4320和4383的中间。 在黄道周易学体系里531441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常数，黄道周把此数和262144放在一个体系里来相互诠释，并把这两数分别赋予“数”和“象”的意义。531441为81×81×81即96或312，黄道周常称此为“大数”或“数周”，而262144即86则常称为“大象”或“象周”。531441除以2为265720.5，减去大象262144为3576.5，以10约之为357.65，这和交终度“三百五十七度六十四刻七十五分”较为接近。 这些数都是《易象正》和《三易洞玑》经常讨论的常数。通过这些，黄道周试图用易象数把表面上纷繁芜杂的各种历法常数给统一起来，充满了古典理想主义的浪漫气息。  五、《周易》卦序与二十四节气 《易象正》中黄道周对《周易》卦序多有探讨，其中比较有意义的一点是他以《周易》卦序简单而直观地演绎出二十四节气阴阳的盛衰和流变，这对我们今天对《周易》卦序的反思颇具启发意义。按照孔颖达“两两相耦，非覆即变”对《周易》卦序规律的揭示，《周易》六十四卦共有4对8个变卦：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24对48个覆卦，而泰否、随蛊、渐归妹、既济未济，这8个卦既为覆卦又为变卦。在黄道周的易学体系了，他以反复称覆卦，以对化称变卦，认为“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这8个反复不变的卦为体卦，以“泰否、随蛊、渐归妹、既济未济”这8个反复对化皆变的卦为交卦。 约而言之，《周易》上经30卦共18体卦象，下经34卦也为18体卦象，64卦共36体卦象，邵雍所说“三十六宫”概指此上下经36体卦象而言。黄道周认为先天图64卦以对化相生，而《周易》64卦则主于反复，那么36体卦象反复之实际为72卦，黄道周常称为72用卦。就是说，黄道周认为“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这8卦也有其反复卦，并以一卦反复十二爻和一昼夜十二时辰相比拟。这样，72卦也就和一回归年72候直接对应。 下面通过《易象正》卷初上“大象十二图”之“七十二用卦上下衡交图”来具体展示黄道周如何以《周易》卦序来演绎一年阴阳寒暑的流变： 此图圆周分布七十二卦，中间相应标示出八体卦和八交卦，共二十四卦。此图七十二卦卦爻的阴阳情况表示一年的寒暑消长和晷影盈缩，乾乾表示北政夏至，太阳直射在北回归线上，白昼最长，阳气最盛；坤坤表示南政冬至，太阳直射在南回归线上，白昼最短，阴气最盛。七十二卦可分为十二单元分别和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相应，每六卦一个单元组合当一月二气。单元卦组阴阳爻变化和太阳一回归年的盈缩的对应情况列表如下： 此图排列确实很具有对称性和完美性，卦象的阴阳消长和实际的盈缩也较为接近。其中丑寅、亥戌间变化幅度较大，卯酉前后较为平缓，巳未之间变化幅度很大。也就是说春秋分前后平缓，冬夏至前后变化急速。在诸卦的排列上，基本上是按照通行本卦序以乾坤为南北政重新组合，既济未济相当赤道或春秋分，两济以上从乾从阳为北，两济以下从坤从阴为南，也基本上是自然呈现出一卦阳爻多从阳，阴爻多从阴的分布规律。但是快姤、升萃四卦很特别，按说夫姤应从阳从乾为北政，萃升应从阴从坤为南政，可是衡图排列上恰恰反过来了。 这一点在《易象正》的“目次”里，黄道周也强调说：“凡卦分阴阳，以从南北，自屯蒙从坤而北，需讼从乾而南，凡五十二卦，一南一北，上下分从，不失其序。故阴爻多者从阴，阳爻多者从阳，阴阳之中，酌从其象。惟夫姤萃升，上下分居，南北殊路，是男女阴阳之变限也。”他把央姤、升萃四卦看作是变象，是异常现象。在上图中，央骺、升萃也恰把七十二卦等分为三份，即萃升以上二十四卦，夫姤以下二十四卦，萃升和央姤之间二十四卦。另外，若圆周取360度，则72卦之圆周每卦为5度，那么夹姤、萃升之间12卦为60度，半取之为30度。古代天文历算常取黄赤交角为24度，白道和黄道的交角常取为6度，那么白道和赤道的交角就为30度。所以夫姤萃升之间也是九道出入之所，为日月运行的轨道最大区间。 黄道周的这一思想虽然在形式上和汉代孟喜的卦气说一样都试图以卦爻来演绎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但在具体思想方法上二者又差别很大。孟喜卦气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四正卦、十二消息卦和六日七分。四正卦指以震、兑、坎、离四卦二十四爻和一年四时二十四节气相配合；十二消息卦思想指以复、临、泰、壮、央、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卦七十二爻和一年十二月七十二候相配合；六日七分指以除震、兑、坎、离外的六十卦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相配合，一卦合为六日七分(一日为八十分)。孟喜卦气说的影响和贡献很多人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但其问题也是明显的，林忠军先生认为：“如果仔细分析他的易学内容，就会发现他的卦气理论存在着许多弊端。 如他为了使《周易》六十四卦完全符合历法规定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不惜打乱《周易》六十四卦排列，使易学绝对服从历法，这从《周易》自身来讲，没有多大价值。而且这种历法与《周易》的结合未免牵强。清人皮锡瑞曾批判说：'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离、兑、坎四卦不在内，但主二至二分，乾坤为诸卦之宗，何以与诸卦并列，似未免削足适履，强合牵附。’批判切中要害。”如果把此“七十二用卦衡交图”看作黄道周的卦气说，和汉代孟喜卦气说相比，显然其最大的优势是尊重《周易》卦序并完整使用了六十四卦，也令人惊叹的是黄道周结合历法寒暑阴阳能把《周易》卦序如此完美而有规律地演绎在一个圆图上，这也激发了我们对《周易》卦序原始起源的思考。  结 语 以上是对《易象正》和《三易洞玑》中黄道周《易》历思想的简单概括和梳理。此外，黄道周在其易学著述中还大量以易数来论日月交食之数，如说：“凡《易》以六十四为一乘，再乘得四千九十六，三乘得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分为六十年，每年得四千三百六十九辰六厘六毫六丝(262144÷60=4369.066667)，与天平行四千三百八十三(365.25×12=4383)较之，不及十三辰九分三厘三三(4383-4369.066667=13.9333)，为一岁日月交食退差之准，所谓半差一日十五刻强者也，有此退差是生交食。” 另外，黄道周还经常用易数来讨论岁差问题，参照六十四卦，黄道周取1／64为每年的岁差值，他说：“地岁退行一百五十六分，至六十四岁而满万分，为天差一度。”鉴于这些内容专门而复杂，不再深入讨论。《说卦传》说“参天两地而倚数”，2的三次方为8，3的三次方为9，8的平方为64，9的平方为81，64的三次方为262144，81的三次方为531441。黄道周以易数论历算的很多推理都是源于此参天(3)和两地(2)。总之，黄道周以《易》论历在易学史上是独特而深刻的。 作者简介： 翟奎凤，安徽亳州人，哲学博士。2011年至2013年，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校青年学术骨干、青年文化书院国学中心副主任。现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2017—2022）、山东大学杰出青年学者。主要研究“中国哲学经典、范畴及其现代价值”，其中尤以《周易》经典与儒家哲学研究为特色特长，在先秦哲学、宋明理学、近现代哲学方面有较为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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