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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雍虽然遇事能前知，但并不迷信命理之说。在给父亲择墓地时，“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在《伊川击壤集》中收有《闲行吟》一诗，说道:“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乘风徒有待，夸父追日岂无疲。劳老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由此诗可见，邵雍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的人，并非如后人附会，事事动不动就卜卦稽疑。虽然相信堪奥或命理之说，在古代的知识阶层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比如非常崇拜邵雍的南宋大学问家朱熹，就相当地迷信堪舆及卜筮之道。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邵雍有病卧床百余日，气日益耗，神日益明，自感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到了尽头。与我们普通人不同的是，他非常的达观，并没有依依不舍，而是非常有条理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遗嘱命治丧之事从简，一如其父，从葬于伊川先茔。 邵雍病重之中，写下了“以命听于天，于心何所失”、“唯将以命听于天，此外谁能闲计较”、“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寻。汤剂功非浅，膏育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等诗句，足见他对待生死的达观态度。 邵雍病中，司马光前来探视。邵雍笑调:“某病势不起，且试与观化一巡也。司马光宽慰他:“尧夫，不应至此。”邵雍回答说:“死生亦常事耳。” 程颐前来探病，诙谐地说:“先生至此，他人无以致力，愿先生自主张。”邵雍说:“平生学道，固至此矣，然亦无主张。”程颐还是跟他戏谑，邵雍也开玩笑地说:“正叔谓生姜树头生，必是树头生也。”这时邵雍的声息已很微弱，就举起两手做手势，程颐不明白，问:“从此与先生诀矣，更有可以见告者乎?”邵雍说:“面前路径常令宽，路窄则无著身处，况能使人行也!” 当时正值张载从关中来，也来问疾，给邵雍诊脉后说:“先生脉息不亏，自当勿药。”他喜欢论命，又要给邵雍推命吉凶，说:“先生信命乎?载试为先生推之。”邵雍回答:“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张载说:“既曰天命，则无可言者。” 邵伯温当时年纪尚小，邵雍的朋友们在其家中商议后事如何办理。有人主张把先生葬在洛阳附近，以便大家祭扫。虽然房间离客座很远，但先生已知大家的议论，把儿子叫进来吩咐道:“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当从伊川先耳。”七月初四日大书诗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以是夜五更捐馆。 关于邵雍之死，《邵氏闻见录》有如下记载: 熙宁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属微疾，一日昼睡，觉且言日:“吾梦旌旗鹤雁自空而下，下导吾行乱山中，与司马君宜、吕晦叔诸公相分别于一驿亭。回视其壁间，有大书四字曰'千秋万岁’。吾神往矣，无以医药相逼也。”呜呼，异哉! 邵雍的著作，主要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洋洋十余万言。他认为历史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演化的，而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和运用的。他以先天易数为理论基础，用元、会、运、世等概念来推算天地的演化和历史的循环。由于邵雍的学问实在是太渊深，到今天，熟悉邵雍及其作品的人已经不多了。据说，历史上研究《皇极经世》的人虽然很多，但大都是盲人摸象，各执一端，很难窥其全貌。能够读明白《皇极经世》一书的只有三个人:邵雍本人、明代的黄畿、清代的王植。但在今天，民间仍然流行着他所说过的一些警句。比如，我们常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就是出自邵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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