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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三”舞蹈可谓2023年最火爆的社会现象之一，视频标签的播放量高达上百亿。起初，该舞蹈在三、四线以下城市和乡镇的部分青年人中传播，依靠短视频平台模仿者众多，特别是在“海底捞”服务线下出现后得到爆燃，在芭蕾舞等高雅艺术舞台上成为互动的形式，线上线下并轨传播，甚至在海外呈现燎原之势，成为中国符号传播的一个特殊载体。“科目三”看起来是一个流行的“爆款”，但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中国社会城市化变迁的文化缩影和反映，与其有相同起点、特征、审美等一系列的社会现象相关联，伴随其发酵异军突起，收编变形，完成了突破圈层质的转化，走出了一条从“低俗”“通俗”到“雅俗共赏”的变身之路，提供了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种可能，是当前中国舞蹈“走出去”不可忽视的一个研究对象。“科目三”舞蹈的源头有几种说法，广泛流传的是一名叫朱开红的广西人，因感觉婚礼上的舞蹈表演单调，于是便结合自己喜欢的舞蹈元素创作出来的一个作品；也有说法是另一个考驾照科目三考了十多次的广西人，为了庆祝自己考试过关，于是跳起了这种“丝滑”的舞步，故起名为“科目三”；另有说法是广西人的三大技能，科目一唱山歌、科目二嗦粉、科目三跳舞。但无论哪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科目三”舞蹈出自广西。“科目三”舞蹈出自广西，而这种特殊风格的舞蹈却不是发源于广西，只是“北摇南传”的“社会摇”在广西地区发展变化而来的一种广西风格，也称“广西科目摇”的一个舞蹈片段。2011年，东北开始有了“社会摇”的雏形，用广播体操、武术动作等和迪斯科相结合，在舞厅甚至广场上传播开来。但真正成就“社会摇”的是视频平台的崛起，2014年，美拍、快手、映客、火山等多家短视频平台上线，正式进入视频时代。“社会摇”由东北人刘叉叉（网名）开创，但并未形成气候。2017年，由牌牌琦（网名）改良，通过快手视频平台，独创的八步舞统一了甩头摇胯花手的动作风格、紧身衣紧身裤的服装风格，以及喊麦的表演风格，一时间“社会摇”的热度再一次达到巅峰，全网粉丝量高达3400万，单个视频点击量1.5亿次。他开创了带着男孩们跳“社会摇”、走“社会步”，排队喊麦的直播模式，通过流量一晚上可以赚几十万元。这种通过流量可以变现的互联网认知，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这股时代潮流当中，其中有一部分人是真的喜欢，但更多人是觉得跳“社会摇”能赚到大钱，直至一些人为了博眼球和吸引流量，开始了低俗的炒作。2018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批评了一些网站长期无视法规训诫，扰乱网络视听行业秩序，责令其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因此，“社会摇”伴随“低俗”标签遭全网封杀。但是，“社会摇”并没有寿终正寝，其具备超强的变异能力，通过整改，将低俗的“社会味儿”去除，保留下来形式的精髓“摇”，并“北摇南传”，结合各地风土人情和社会元素，形成不同特色的舞蹈，在大江南北传播开来。例如，有大开大合戴白手套的“青海摇”；有含蓄温婉具有文化底蕴的“西安摇”；有节奏强劲自由洒脱的“东北摇”；有兼具艺术和哲学气质的“山西摇”；有注重下半身动作的“丝滑”小连招的“广西科目摇”……目前，突破层圈最成功的当属“广西科目摇”。此时，“社会摇”开始发生变化。一是有爱好者（网名瑶生）2022年在b站通过摒弃“社会摇”的一些程式化的标签，试图将“社会摇”中无意义的动作“语汇”变成一种“语言”，加上有意境的音乐、景色、运镜和自然光线，营造出一种“艺术摇”的氛围，表达某种情绪或者情感，逐渐被原先看不上“社会摇”的一部分大众所认可。二是在网络上自发形成的2022年“全球留学生上分大战”中，一场席卷19个国家的全球留学生“社会摇”舞蹈大战正式拉开帷幕，在各个海外赛区的精彩展现中，中国东北地区的留学生以技术精湛和创意创新的表现令“东北摇”重登宝座。不仅中国留学生跳，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美国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也在模仿并流行起来，风靡全球，成为一种流行的中国文化输出符号。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视频平台实际上代表的是不同的受众人群。快手等平台是“社会摇”出现的土壤，受众人群相对集中为三线城市以下乡镇青年文化的代表，而哔哩哔哩、抖音、Tik Tok（抖音海外）平台受众人群相对集中为大学生、留学生团体以及更广泛的大众群体。“社会摇”另辟蹊径成功地闯入主流文化的视野，并在城乡文化碰撞过程中逐渐融合，得以发展成为被主流大众所认可并一起“参与”的通俗文化。到这一步，“科目三”舞蹈已经完成了从“低俗”到“通俗”的变身。然而，“科目三”的破圈之路还没有停止。在被城市大众文化接纳和融合之后，“社会摇”的观赏度和技术性也日益提高，舞蹈者群体也呈多元化趋势，甚至还有了正规联赛。作为广西的“科目三”，摇花手、扭腰、摆胯，串起“丝滑”小连招，搭配节奏简单明快的背景音乐，既具有“社会摇”基本元素，又简单易学，互动参与性强，在“社会摇”中异军突起。此外，催化“科目三”成为全球顶级“华流”的还有一个重要推手——线下“海底捞”餐厅的服务项目。一方面，境内拥有1349家海底捞餐厅（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三线城市），港澳台22家，海外11个国家103家餐厅的“海底捞”具有舞蹈“基因”，多年甩面舞的特色使得“科目三”的出现并不违和；另一方面，“科目三”又一次破圈线下，使得线上线下达到空前互动，成为全民的一场“狂欢”。至此，“科目三”作为脱胎于“社会摇”的舞种而征服了全球。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都在跳。特别是舞蹈职业选手、高雅艺术的舞者加入这场“狂欢”后，“科目三”最终进入主流精英文化的视野。舞台是殿堂不是一句比喻，舞台的场域具有极强的雅文化以及主流精英文化性质。2023年12月以来，国内外舞蹈界的专业人士纷纷投身于“科目三”的传播热潮。国际标准舞世界冠军乔安娜，以及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英国芭蕾舞团、中国舞蹈家杨丽萍团队等，都先后在演出谢幕返场环节中跳起“科目三”，这些特殊的谢幕表演片段被上传到短视频平台后，又把“科目三”的网络传播拉到一个新高度。随后，北京舞蹈学院和中央民族歌舞团短视频官方账号也发布了“科目三”视频，开启了以“科目三”拉动专业团体品牌营销的尝试。“科目三”舞蹈由此完成“乡镇文化圈——都市大众文化圈——精英高雅文化圈”的层层穿透，越来越朝向多元化、规范化、审美化方向发展。“科目三”舞蹈看起来是一种流行舞蹈，其形态的兼容性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到现在的所有中国流行舞蹈的元素，霹雳舞、迪斯科、街舞、拉丁舞、鬼步舞等混搭，甚至还能够根据地区的不同，展示出具有地域风格的传统民间舞元素。同时，其又与风格性和技术性较强的舞种不同，门槛很低，简单易学，稍加练习就可掌握。首先，“科目三”舞蹈造型酷炫无需技术要求。较为直观地理解，就是将流行舞蹈与广播体操相结合，与广场舞性质较为类似，但更有年轻化、动感化的呈现。“摇”可以说是这套动作的精髓，通过扭腰、摆胯，双手以反复交叉为基础的多种变化，不断重复使身体自由摇动起来，因此下肢动作或者步伐较为单一，主要由头部和上肢动作的变化和配合为主。其次，国风音乐加持动感节奏。“科目三”的前身“社会摇”时期，选取的音乐多数为节奏强烈的DJ电子乐，而“科目三”成为爆款的原因也与音乐有一定的关系。以网络国风歌曲《一笑江湖》音乐为基础重新谱曲，节奏单一且强烈，加入类似戏曲唱法，其中歌词也充满“江湖想象”的诗词意象。再次，固定视角适应限制空间。“科目三”动作幅度较大，但基本上以固定的原地动作为主，较少位移。其原因一是来自舞厅、夜店舞池中跟随音乐的肢体摇摆，空间环境受限导致；二是因短视频网络传播，手机竖屏局限所致，动作发展以不超出屏幕为界。最后，三角矩阵卡点整齐划一。“科目三”为代表的“社会摇”，通常以三人或五人摆成三角矩阵，以动作“卡点”摇摆，在丝滑连续的过程中，以绝对整齐为审美点和判断优劣标准。通过形态分析，“科目三”各种表征都与流行文化形态有着相似特征。但是，其中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科目三”舞蹈发源的地区，并不是发达的城市中，而是欠发达地区的乡镇之间。流行文化的特征为娱乐性、休闲性、大众性、通俗性、消费性、商业性、产业性、时效性，而民间文化的特征则为反映该民族或该区域人群历史渊源、生产生活方式、心理特征及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群体特征等诸多内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总和。从这一点来说，“科目三”的诞生土壤更符合民间文化特质。根据学者许锐的研究，随着我国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传统民间舞蹈中的社区意识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地域社会逐渐变得更加开放，原有的边界和族群划分正在不断被削弱。因此，“科目三”在抽象的“意识”与具体的“空间”两面，都是这个时代发生场域变化的民间舞。如同传统的秧歌、城市的广场舞一样，本质上都是民间舞。民间舞的诞生基础就是广大民众，“科目三”同样诞生于广大民众，它无疑是门槛最低、参与人数最多的“舞蹈”，记忆和表达了当下民众的情感。舞蹈的传播与其他形式不同，“科目三”通过短视频的载体，借助人们舞动的身体，从线下到线上，又从线上转移到线下，虚拟世界的“同频”变成了线下的“同在”。短视频平台不仅能让人们看见舞姿，更能让人们直接感受到肢体语言、表情语言带来的丰富信息和情感。人类最强烈的快乐源于全身心地投入到同步进行的社会互动之中，而“科目三”所实现的身体“在场”，某种程度上比单纯的虚拟交流来得更真诚、更富有感染力。根据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艺术传播小组的研究，从传播模式的角度看，“科目三”舞蹈是典型的涟漪式传播，又称病毒式传播、社交式传播。相关信息在社交媒体上通过人际传播持续扩散，直至成为热议话题。口碑效应是推动涟漪式传播的主要力量，人们通过分享自认为有趣或者有品质的事物，来争取他人的认同，从而达到社交目的，其中包括展示自我和交流的需求。在“科目三”传播中，广西热梗、强动律的魔性音乐、简易但花样多的摇手动作、热闹的氛围构成了有吸引力的“病原体”。一方面，网络用户能在千篇一律的短平快视频中抓到它的趣味性，产生爽感，不自觉地跟随音乐舞动，且观看过后留有较深的印象，脑海里会不自觉地回放；另一方面，热梗话题具有争议性和话题性，引发大众对它轮番讨论。在几何级规模增长方面，“科目三”相关视频通过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被消费者传播给与他们紧密相连的其他受众，建立起在相同社群和强关系链上的传播，并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简易快捷的点赞、转发、评论等设置进行裂变，其传播速度和量级惊人。在信息接受方面，它通过搞笑娱乐、土味幽默的效果，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人间烟火气”，其传播渠道是私人化的、小群体化的。特别是在传播过程中，加入地域挑战机制，不同网友代表所在地域出战，形成一个虚拟比拼场景，激起个体和群体的挑战欲，不断增加难度和创新力，参与度和话题度也因此提升。其一，以“乐舞一体”“创传共构”开启全网共享生活仪式。“科目三”源于对已有流行舞蹈文化与短视频符号的借鉴，并初步成长为年轻群体广泛接受的某种“网络文化仪式”，其舞蹈动作普通人经过短时间练习即可掌握。更重要的是，视频上传者可以随时随地创新，无需具备特别专业的舞蹈知识或技能。这不仅让文化的共鸣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还让参与其中的成员体验到新的愉悦和满足。其二，以专业舞者和意见领袖营造雅俗共构的传播场景。刘迦、杨丽萍团队等专业舞者的参与使“科目三”传播克服了“社会摇”等“爆款短视频”常见的低俗性杂质。艺术家和艺术团体的介入，不仅在模仿中提升了其动作质量，更在其基础上结合自身专业进行了“升级传播”。如有的艺术家在“科目三”舞蹈音乐中加入马头琴等蒙古族乐舞语汇进行重构，以升华其艺术品质；有的艺术家在“科目三”舞蹈中巧妙使用专业的身体或步伐进行再造，以提升其表演质感。其三，以算法经济和社交媒体推动可持续的平台赋能。在“科目三”舞蹈传播中，抖音等平台凭借其极高的用户黏性，吸引大量年轻人的关注，同时又借助大数据分析，精准地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这种可持续的平台赋能机制保障了用户可通过观看、点赞、分享等“三合一”传播演习，沉浸于不断蔓延的“明星级”谢幕表演快感。其四，以“受传一体化操练”强化大众的文化价值认同。“科目三”的传播对象在接收舞蹈的同时，也在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对舞蹈进行再创造和传播，这个“受传一体化操练”过程是多元化的、包容性的、开放性的。“科目三”不仅是一种共享性技艺展示，更是一个传达情感、信息和价值观的文化平台。可以说，快乐、随性、自由的“科目三”舞蹈，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时代舞步”。对于“科目三”舞蹈的火爆，目前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对其持欢迎态度，并且通过模仿参与到这场全民狂欢的互动热潮中来；另一种是表现出较大的反感，认为其样式土气、品位低下，毫无艺术性可言。但无论如何，“科目三”已然成为全球传播的现象，受到大众的欢迎，完成了突破圈层的雅俗文化的融合，而这背后还有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深刻原因。（一）“科目三”是乡镇青年亚文化身份的精神诉求与表达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城乡经济不平衡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经常有“城市－乡村”这样的二元化认知，但却忽略了城市和乡村之间还存在大量的县城、不发达小城市、县级市、地级市等区域。这些区域处于城乡的夹缝中，产生了乡镇青年这个群体，这些地方是“科目三”诞生的摇篮。这不由可以联想到在早期“杀马特”出现时被标签化和被忽略的文化诉求。与“社会摇”出现在大城市与乡村中间的地带的小镇青年不同，“杀马特”早期是离开家乡到大都市打工的乡村青少年。其实，○○后的“社会摇”与90后的“杀马特”本质是一个问题，他们都是通过“另类”的标签，透露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等诉求，通过叛逆的表达方式，建立一套自有的符号秩序，形成一种亚文化群体，碰撞主流文化来使个体获得一种象征的地位，从而获得与主流文化割裂的快感，最终实现获得主流文化关注的目的。二者不同的是，在互联网普及后，尤其是手机互联网和短视频传播平台的普及，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8%。城镇网民规模达7.77亿人，占网民整体的72.1%；农村网民规模达3.01亿人，占网民整体的27.9%。尽管中国互联网的网民构成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但不可忽视的是，农村网民的传播能力因智能手机普及和网民数量增长而大幅增强，传统网络弱势群体迅速崛起，以前的边缘地位已经逐日具有了话语的一席之地。互联网和短视频平台的兴起让城乡网民在传播上拥有了几乎相同的“权力”和能力。2014年，快手决定做短视频社交平台，创始人喊出的口号就是“给普通人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让普通人享受到“关注度”这种较稀缺的待遇。与都市用户的审美与需求偏差，使得乡镇（村）用户开始自行创作符合自己审美形态的内容，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也为农村用户递上话筒。那些被贴上“土”标签的乡镇青年在获得话语权后，开始在互联网上展现自我价值。也正是如此，曾经处于边缘位置的乡镇青年们，他们的传播渴望和传播焦虑在这个时期里被倾泻式释放。这种释放的表现不仅是“科目三”的前身“社会摇”，曾经出现的“杀马特”“喊麦”“火星文”等早期土味文化都是其产物。英国学者迪克·赫伯迪格认为，亚文化并非对抗主导地位的文化，而是通过独特风格来体现反抗和诉求。“科目三”等这种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正是其用以抵抗主流文化的方式，他们以此区分自我与他者，表达自我意识。城市与乡村、都市和乡镇的文化隔阂，在有了短视频之后，乡镇青年通过这种途径来展示自我，虽然形式上有些土，但确实有一种向上的话语权的争夺。被主流文化视为庸俗、无聊的“丑俗表演”都是乡镇青年的“表达”和“诉求”，或者是些许欲望的体现。其本质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部分人出现认知和观念的偏差，形成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不同的群体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同时也受环境所熏陶，造就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审美观和认知观。或许一个地方的土味文化，在主流文化眼里不过如此，但在同一圈层人士看来，那便是独属于他们的文化潮流和港湾。互联网为乡镇青年打开一个窗口，但显然他们的审美与乡土文化并未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这让自我意识逐渐强烈的乡镇青年始终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科目三”前身的“社会摇”也一度成为区别于主流的亚文化之一，这是差异割裂所带来的结果，随着“科目三”的广泛传播，这个来自乡镇的形式进入到大众文化视野中，才逐渐地产生跨圈层的发酵。（二）“科目三”是都市青年逃离和归真的精神需求与表达都市青年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在接触并了解亚文化潮流时，是以一种俯视的姿态进行的。一方面，他们借亚文化陌生而奇异的形式排解着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对“土”与“不土”进行着有内心优越感的评价与审视。而“社会摇”如何从低俗，上升到都市大众文化接纳的通俗，最终成就“科目三”的狂欢，或许正是巴赫金口中所说的“用生动而具体的感性、丰富性来克服抽象的理性、单一性”。在都市中接受土味文化的人，多数都是普通家庭中的年轻一代，在相对充裕的环境下长大，在城市中的生活使得认同自己的生活是“普通”，却难以体会到很多东西其实并非容易取得。在面临走向社会的时候才意识到，想要维持已有的“普通”已然不易，想要创造出这种“普通”更是很难。都市忙碌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使在此现状里的青年感到迷茫和焦虑。而看着那些视频中年龄相仿的乡镇青年，其荒唐夸张的表演、陌生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条件较差却快乐潇洒，这种反差安慰着都市青年，也暂时忘掉了面对未来的压力。另外，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年轻人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对轻松平常的日常事务感到麻木与疲倦。当网络上充斥着高度相似的完美人设和精致生活时，人们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想要逃离城市的喧嚣，寻找返璞归真的乡村生活。而带有乡土气息的“归真”风格的文化产品，比如曾火遍全球的李子柒等，在能够实现全球传播的当下，一定程度上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媒介之一。因此，当“科目三”改造了“社会摇”中的不良价值观，去掉“审丑”的猎奇刺激，加上大众对精致流行文化审美疲劳的反叛，使得“乡情野趣”与精致文化产生了碰撞，圈层开始融合，相互转化的现象因此出现。当“科目三”的前身“社会摇”生存在乡镇青年的小众圈子时，保持着相当高的独立性，只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进行讨论。但“科目三”出圈后，就不可避免地和现有的文化进行碰撞，经历了从“低俗”的文化乱象到“通俗”的文化现象两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向着规范化、审美化发展。互联网推动下的“科目三”让城乡（镇）文化审美在互动中感知到差异，在差异中产生融合，从而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和认同。不得不承认，都市文化和乡镇文化起初是存在明显审美冲突的，互联网时代一些乡镇（村）在文化生产消费领域显得相对匮乏，从侧面反映了城乡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分裂状态。而互联网算法会单方面推送自认为用户“应该看”的信息，展现其强势性，各个“信息茧房”不断涌现，甚至可能发展成孤立的“信息孤岛”，这就使得社会各圈层和团体的界限更加分明，交流减少。从另一个角度看，像“科目三”一样从乡镇到城市的扩散可视为城乡文化的一次“平等化”运动。一些乡村和城镇的人们长期以来在审美和文化方面的需求被搁置，尽管网购能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但人们渴望在精神层面有一个文化空间来安放情感，寻求互联网时代的个体认同。于是，他们将“科目三”当作展现自我的重要途径。而对城市网民来说，“科目三”既是精神刺激，也是媒介奇观，以至于引发了一场城乡网民联袂欢腾的盛宴。可以这么说，“科目三”的狂欢是乡镇青年和都市青年圈层的一次“合谋”。或许这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乡村田园生活的眷恋与期盼，是都市人心中藏有逃离城市嘈杂的渴望，也寄托着回归自然淳朴的审美追求。视频里的各种似曾熟悉的质朴生活画面，不只是乡镇的风光，更引发了大家的集体回忆和情感。不可否认，“科目三”在从乡镇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其审美和传播价值都得到了提升。综上所述，“科目三”舞蹈完成从乡镇文化圈——都市大众文化圈——精英高雅文化圈的层层穿透路径，为我们提供了精准抓取互联网流量现象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思路。第一，商品收编。例如“海底捞”将“科目三”作为文化商品吸收并利用，走出手机小屏幕，演变成全媒体的共同呈现。此种元素的多方利用，有力推动着粉丝经济的繁荣和流量变现。第二，主流文化收编。主流文化正在对“社会摇”进行去风格化处理，以模糊非我群体的特性，弥合其差异性。而“科目三”的成功突破圈层，一方面被“收编”的过程中逐渐远离“社会摇”的文化基底，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主流文化作出部分妥协。这种相互妥协，使得“科目三”不仅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更进一步从最初比较边缘的文化，被赋予新的积极意义。如同当年韩国“骑马舞”火遍全球成为韩国文化传播的符号，“科目三”舞蹈借互联网短视频的“时代广场”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达到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目的和意义。第三，主流文化对“科目三”视频中舞蹈之外因素的关注与改造。“科目三”的火爆，不仅在于舞蹈动作本身，着眼点还应放在舞蹈之外。视频中出现的任何元素、任何信息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看起来似乎相同的舞蹈，但除舞蹈动作外不同的视觉元素，往往才是其火爆的原因，这些看似随意的“配角”，以刻意的“不经意”进行有意识的注入和改造，使得受众在主体性“找不同”的互动关系中，就有可能“喧宾夺主”地成为真正的“主角”。“科目三”舞蹈的出现，在不同圈层文化、不同舞种相互影响交融中，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迸发出具有生机与活力的话语体系。因此，在新时代文化背景下，促使我们以更开放、更包容、更自信的姿态形成一个新的文化观，关注这个领域里不断涌现出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舞蹈具有突破文化和国界壁垒的传播优势和特性，伴随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克服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成为跨越民族、沟通全球的新符号，视觉动态更可以借助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与全球文化实现情感上的同频共振。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审核｜梁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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